思过黑鹰

第七章  结论

在中国近代的四大高僧（太虚、虚云、弘一、印光）中，以印光大师为专弘净土。他的一生，注重戒行，会通儒、佛，在社会上有广大的信徒，对传统的中国佛教信仰，注入了新的生机。

对于这样一位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的佛教大师，居然在民国后，社会与文化都有大变化之时，大获成功；到底其成功的秘诀何在？他经历了何种过程和奋斗，而后有了如此杰出的表现？值得任何关心中国佛教复兴运动的人，来探讨。

本文的前述六章，除第一章绪论外，皆在解说这些问题的背后原因。我们发现有几个原因是相当重要的：

一、传统的佛教因素：印光大师虽一生专宏净土法门，最初却是基于自己出家学佛的需要，而后才成为影响信徒的主要思想——如果我们对净土思想，以及其在中国社会普及的状况，有了解的话，当会发现这是最深入社会大众的佛教信仰。这一思想渊源及广大的基础，是现成的大舞台，只等待像印光这样的大师出来，即可产生共鸣，发挥影响。故构成了成功的要素之一。

二、印光大师的家庭教育，使他具有深厚的儒学基础。当他二十一岁出家时，较之一般自幼出家的僧侣，更具治学的优越能力。因此，他不但可以明确自择学佛方向，也可以独立、超然的立场，将心得表达出来。他不必汲汲追随他人，却可以流利、雄辩的文章，发挥自己的见解。这样的条件，使他藉文字般若，即可说服社会，而不必到处奔波宏法。

三、印光大师离开陕西和北京，来江浙精华区的普陀山法雨寺苦修，一方面使自己处于陌生的环境，必须更加刻苦自励的精进佛法；另一方面，因接近人文发达的精华区，亦使自己有较多机会接触高明之士。两者互为助缘，于是一个苦行的高僧形像，便会在适当时机出现在社会大众面前。否则，以印光大师的与世隔绝情形，如果依然处于陕西或湖北的佛寺，将不易为世所知。成名固并非印光大师的本意，因他一直避免涉世太深，恐其妨碍修行；但终不得不出而涉世的原因，和一些知识分子交往，有极大的关系。高鹤年、徐蔚如等热心人士的出现，才使印光大师成为社会大众归心的焦点。

四、儒、佛的会通，在实际上有互补之处。因而使印光大师的宗教实践方法上，具有普遍性的特质。它淡化了纯佛理的艰深色彩，却因而更为社会人士所欢迎。这依然是传统思想的主流，加上印光大师的个人经验，所交织而成的结晶。故此在本文的第五章中，特别诠释了这些内涵。

然而，这几个因素，如非配合印光大师一生的淡泊名利，诚恳待人，热心宏法，以及对佛法的修持经验，将难以产生长久和广大的影响力。

这种人格的感召，使他较其他同时代的几位高僧，更具亲和力，也较少树敌。因而，无论他生前死后，都不断地被人怀念和敬仰。

印光大师的佛学思想主要为净土法门，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已获得学术界的肯定，故陈荣捷博士特别指出他是近代佛学复兴的第一人，对几百年来已经衰微的中国佛教的净土宗赋与新的生机。而在佛教界方面，他的成就也是公认的，正如本文第三章第一节传略中所提到的，弘一大师的赞美：“大德如印光法师者，三百年来一人而已。”连太虚大师也赞美他为“清季民初，尽一生精力，荷担斯法（按：即净土法门），解行双绝者。”（注一）

的确，中国佛教思想，自唐中叶以后，其他宗派皆失去了活力，只有禅净两宗，成为中国民众信仰的主流。而禅净合流的主张，经北宋永明延寿而到明末的莲池及蕅益两大师已达高峰。清末以来，则因禅宗没落，净土宗因而成为主要的法门。但是，在印光大师出家当时，净土法门并无真正深刻修持的大师，在社会上赶经忏营生成了佛教主要的活动，这对清末、民初那种多灾多难的中国社会，难以发挥大乘佛教佛大的济世精神，因此招来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严重歧视，因而造成佛教发展的重大危机。虽有熟心护法的居士，如章太炎之辈的维护佛教，但是，如非佛教界本身能够深刻反省，振衰起弊，佛教的没落是无法避免的。印光大师有见于此，为挽救佛教的衰微，故一方面长期刻苦精修净上法门，一方面藉文字般若向社会大众宣说，终于促使中国佛教走上复兴之路。这就是他的伟大贡献和成就突出的原因。

印光大师的奋斗历程及其与时代环境互动的因素，皆与上述情形有关。对于关心中国佛教未来命运的每一个人，印光大师的典范是值得研究和效法。这也是笔者研究印光大师的生平舆思想的最大收获。

〔注释〕

注一：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七，页四，太虚〈莲宗十三祖印光大师塔铭〉。

附录一  参考书目

一、张玉法着《中国现代史略》，台北东华书局。

二、陈荣捷着《现代中国的宗教趋势》，廖世德中译，文殊出版社。

三、释广定汇编《印光大师全集》共七册，佛教出版社。

四、东初着《中国佛教近代史》上、下册，东初出版社。

五、洪启嵩、黄启霖主编《杨仁山文集》，文殊出版社。

六、江灿腾〈台湾当代净土思想的新动向〉东方宗教讨论会第二届年会论文。

七、圣严译《中国佛教史概说》，商务书局。

八、现代佛学大系——第廿八册，蒋维乔《中国佛教史》。

九、阎振兴、高明总监修《当代国语大辞典》，百科文化事业。

十、《文史辞源》册四，天成出版社。

十一、薛化元、晚清〈中体西用〉，弘文馆出版社。

十二、圣严着《明末中国佛教的研究》，山喜房佛书林（日本）。

十三、林子焜《法义析微录》，天华出版社。

十四、大正藏第四七册，《安乐集》。

十五、印海译《中国净土教理史》，正闻出版社。

十六、大正藏第十二册，《无量寿经》。

十七、大正藏第三七册，《观无量寿佛经疏》。

十八、日本，正木晴彦〈善导的净土教学〉，春秋社讲座大乘、净土思想。

十九、印海译《净土教概论》，无量寿出版社。

二十、《净土十要》蕅益编集，佛陀教育基金会。

二十、刘国香语译语体文《大佛顶首楞严经》，狮子吼杂志社。

二十二、大正藏第十九册，《楞严经》。

二十三、《四书读本》，德兴书局。

二十四、聂云台编《历史感应统纪》，新文丰出版社。

二十五、黄忏华等着《中国佛教总论》，本铎出版社。

二十六、清朝，知不足斋《列女传》安乡有限公司图书室。

二十七、林子青着《弘一大师年谱》，天华出版社。

二十八、张曼涛着《佛教思想文集》，狮子吼杂志社。

二十九、台中菩提树杂志第四０三期。

三十、台中明伦杂志第一八三期。

三十一、《净土丛书》第十五册，台湾印经处。

三十二、圣严《明末佛教研究》，东初出版社。

三十三、陈慧剑《弘一大师传》，东大图书公司。

三十四、陈慧剑《当代佛门人物》，东大图书公司。

附录二  印光大师年谱简编

按：此年表只是简略的叙说，大部分参考陈慧剑《当代佛门人物》——印光大师年谱简编（注一）

清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一岁，十二月十二日诞生于陕西合阳，赤城东村赵氏之家。父赵秉纲，母张氏。上有二兄，长兄从龙，二兄攀龙。师名绍伊，字子任。生后六个月，眼睛罹患急性结膜炎，几乎丧明，后虽治愈，但目已不明，久视便不能见物，时发时愈。

同治六年——同治十三年，一八六七——一八七四，七岁——十四岁，师向未从塾师读书，惟始终由长兄教读经及诸子书。（先在家，后至长安从兄读）。

光绪六年，一八八０，二十岁，师自发蒙入学，便随长兄从龙读孔孟之书，在青少年期间，以“为圣贤继绝学”》自许，和同“韩、欧、程、朱”之学，辟佛批老，“火书人人”之议，不让古人。待弱冠之前，罹患重病，困顿多年，病后始悟辟佛之无知，至此灭除理学家知见，渐习佛典，知佛法广大精博，绝不是一般浅薄之人所能了悟。乃放弃昔时心胸，皈投佛海。

光绪七年，一八八一，二一岁，到终南山，南五台，礼道纯和尚剃染。

光绪八年，一八八二，二二岁，受具足戒于陕西兴安双溪寺。在戒期中，因兼任书记，目疾复发，但仍一心专念佛号，写字时亦心不离佛，及戒期圆满，目亦痊愈，自此坚信念佛为成佛唯一捷径。

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二六岁，师闻河北怀柔红螺山资福寺，为“彻悟禅师道场”，专修念佛，颇为向往，乃入红螺山资福寺念佛。

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二七岁，正月告假，朝礼五台山，仍回资福寺后，历任云水堂、香灯、寮元等职。兼持“彻悟禅师语录”，在念佛声中，又沉潜三年，兼习大乘经典，深入经藏。

光绪十六年，一八九０，三十岁，至北京龙泉寺担任“行堂”（为大众添菜添饭）。

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三一岁，住北京圆广寺。

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三三岁，住普陀山法雨寺藏经楼，为首座和尚，整理经藏，同时日夜惟称佛号，精勤不懈。

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三七岁，宣讲《弥陀便蒙钞》于法雨寺。讲经圆满，即在寺中珠宝殿闭关，前后两期、共计六年，精进念佛，誓证一心，道行深厚。

光绪三十三——宣统二年。一九０七——一九一０。四七——五十岁。仍住法雨寺。师与外界往返函件中，常询及佛法传扬之状况，并希提倡净土法门及因果报应。

宣统三年。一九一一。五一岁。今年起，普陀山真达和尚，受苏州木渎古灵岩寺，恳请为住持，真达师后交其徒明熙代理，日后为大师栖锡灵岩伏笔。师自一八八一年出家，到这一年，头尾三十一年；沉潜念佛法门，一门深入，绝少与世俗往来，亦少有人知师德号，日夜弥陀，誓成三昧，并以“常惭愧僧”自勉。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五二岁。高鹤年取师文数篇，刊入上海《佛学丛报》，署名常惭。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五七岁。徐蔚如取师与其友书印行，题曰：《印光法师信稿》。秋天，依高鹤年请求，允将接受弟子的皈依。

民国七年。一九一八。五八岁。《印光法师文钞》印行于北京。

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六二岁。江苏义务教育期成会会长等，呈准省府借寺庙作校舍。定海知事陶佣，函师挽救，师即函请王幼农、魏梅荪设法，并令妙莲和尚奔走，承蒙当局，明令保护。为幕印《安士全书》常往来上海，太平寺真达和尚特辟一净室供师到上海办事有安住处。定海知事陶墉，根据修在寺庙条例第五条，呈请省长咨呈大总统表扬印光大师。

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六六岁。陕西、甘肃一带大水灾，师以印行《文钞》之款，急拨三千图，托人速汇赈济。

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六八岁。离开普陀山，住上海太平寺。

民国十九年。一九三O。七十岁。至苏州报国寺闭辟。

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七六岁。应上海护国息灾法会说法。

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七岁。移锡灵岩山。

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O。八十岁。十一月初四卯时于苏州灵岩山示寂。

注释

注一：陈慧剑《当代佛门人物》，页三二七——三四九，东大图书公司，一九八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