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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摩年岁?原籍及来华年代之谜(批驳胡适禅学中的我见)

达摩年岁?原籍及来华年代之谜(批驳胡适禅学中的我见)


   作者:冯冯

  达摩到底原籍是什么国籍?是什么种族?他是什么时候到中国?他那时候是多少岁数?他有没有见过梁武帝?谈话内容如何?

  这些问题始终仍是未解的谜。

  已故学者胡适之先生在其大着「禅学案」内的「菩提达摩考」一篇内说:「公元七世纪道宣和尚作「续高僧传」,全无达摩见梁武帝的记载。八世纪,净觉和尚作愣伽师资纪,也没见达摩见梁武帝相见问答之事。」

  公元八○四或八○五年,日本僧人最澄来大唐留学,揣回佛教经纶多种返日,他后来在传教大师全集卷二引用传法记:

  「谨案,传法记云:达摩大师,渡来此土,初至梁国,武帝迎就殿内,问云:「朕广造寺度人,写经铸像,有何功德?」

  达摩大师答云:「无功德!」

  武帝问曰:「以何为功德?」

  达摩大师云:「此是有为之事,非实功德。」

  不称帝情,遂发遣过江,杖锡至嵩山。」

  「历代法宝记」(大约是公元八世纪无住大师的弟子所作),记载如下:「大师至梁,武帝出城躬迎,升殿,问曰:「和尚从彼国将何教法乘化众生?」

  达摩大师答:「不将一字来。」

  帝问:「朕造寺度人,写经铸像,有何功德?」

  答:「并无功德,此是有为之善,非真功德。」

  武帝凡情不晓,乃出国,北望有大乘气,乃至魏朝,居嵩山…。」

  柳宗元在元和十年(公元八一五年)作大鉴禅师碑(六祖惠能),其中有句:「梁氏好作有为,师达摩弃之,空术益愿。」

  后世的景德传灯录的记载如下:

  「十月一日到金陵。

  帝问:「朕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数,有何功德?」

  祖云:「并无功德!」

  帝云:「何得云无功德?」

  祖云:「此但人天小果,如影随形,虽有非实。」

  帝云:「如何是真功德?」

  祖云:「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可以世求!」

  帝云:「如何是圣帝第一羲?」

  祖云:「廓然无圣。」

  帝云:「对朕者谁?」

  祖云:「不识!」

  帝不领旨,祖于是月十九日灭渡江北,十一月二十二日居于洛阳(宋僧悟明联灯会要卷二)。」

  胡适指出上面几段都是伪造的「神话」。「添枝添叶」云云,好像是柳宗元也不相信了。

  胡适在「菩提达摩考」一文中又说:

  「菩提达摩的传说在禅宗史上是一件极重要的公案,禅宗尊达摩为初祖,造出许多无稽的神话(禅学案第三集卷四第二九三页)。」

  在胡适的同集「中国禅学的发展」卷二「中国禅宗的起来」(第一一五页),胡适说:

  「在五世纪(四七○年左右),刘宋将亡之时,广州来了一位印度和尚,叫做菩提达摩,因为达摩从南天竺出发,所以从海道。宋亡于四七九年,他到宋,宋尚未亡(旧说五二○年始到,不确。按:五二○年为梁武帝普通元年),他到过洛阳,曾瞻礼永宁寺,事见杨术之的洛阳伽蓝记,因这书中当说:达摩到永宁寺(五一○年造,五二○年毁),自称一百五十岁。」

  「他来中国是四七○年左右,到永宁寺大约是五二○年左右,所以他在中国住了五十年。当一个年少的印度和尚到中国来,道不易行,所以自称一百五十岁,大概由于印度是热带,人多早熟,早生须鬓,故自称一百五十岁,以便受人尊敬吧?他到中国后,将中国话学好,四处传道,计在中国五十年,其道大行…。」

  胡适在「菩提达摩考」一文中的假设也有互相径庭,又怎能苛求道宣与其他各年代作者的记载完全一致?

  胡适在愣伽宗考的第二章「菩提达摩」内这样说:

  「关于菩提达摩的种种传说,我曾有菩提达摩考(胡适文存三集,页二九三—三○四),发表在八年前(一九二七),我现在把我的结论摘记在这里。

  菩提达摩是南天竺婆罗门种。他从海道来到中国广州,大约在刘宋晚年(约四七○—四七五),但必在宋亡<四七九>之前,证据有二:

  一、绩僧传说他有「初达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可证他来在宋亡之前。

  二、绩僧传(卷十九)的僧副传中说,僧副是太原祈县人,从达摩师出家,为「定学」之宗,「后乃周历讲座,修习经纶,并知学唯为己,圣人无言,齐建武年<四九四—四九七>南游杨辇,止于钟山林下寺…卒于开善寺,春秋六十有一,即梁普通五年(五二四)也。」

  「依僧副的一生看来,他从达摩出家必是在他二十多岁时,约当萧梁的初期(约四八五年左右),因为建武元年(四九四),僧副只有三十岁,已经离开北方了。

  「旧说,达摩见梁武帝,谈话不投机,他才渡江北去,见梁武帝的年代,我说是普通元年(五二○)或普通八年(五二七),这都是后起的神话,并非事实,证据甚多:

  一、绩高僧传全无此说。

  二、僧副一传可证梁武帝普通元年,达摩已在北方至少住了三、四十年了。

  三、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或者在五四七)记达摩曾游洛阳永宁寺,此寺于北魏熙平元年(五一六),达摩来游,正当此寺盛时,约当五一六至五二六之间。

  四、不但七世纪的道宣不记达摩见梁武帝之事,八世纪沙门净觉作愣伽师资记(敦煌写本),其中达摩传也没有此笔。

  五、这段神话起于八世纪以后,越到后来,越说越详细了,枝叶情节越多了!可见神话是逐渐添造完成的。

  旧说达摩在中国只住九年,依我们的考据,他在中国差不多住了五十年,他在北方最久,「随其所止,诲以禅教」,道宣说他自言一百五十岁,游化为务,不测于终。

  我们推算他在中国的时间,上可见刘宋之亡,下可见永宁寺的盛时,其间大约有五十年,印度南部人身体发育甚早,所以少年人往往显出老态,很容易被人当做老人,达摩初到中国时,年纪虽轻,大概已被中国人误认老头子,他也乐得自认年高,后来他在中国住久了,真老了,只好自言一百五十岁了(洛阳伽蓝记也说他自言一百五十岁)。」

  胡适的「中国禅学的发展」一文第二章「中国禅宗的起来」(一一五页)说:

  「在五世纪(四七○年左右)刘宋将亡之时,广州来了一位印度和尚,叫做菩提达摩,因达摩由南天竺出发,所以从海道,宋亡于四七九年,他到宋,宋尚未亡,旧说五二○年始到,不确(按:五二○年为梁武帝元年),他到过洛阳,曾瞻礼永宁寺(五一○年建,五二○年毁)(事见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自称一百五十岁。」

  「他来中国是四七○年左右,到永宁寺大约在五二○年左右,所以,他在中国住了五十年,当时一个年少的印度和尚到中国来,道不易行,所以自称一百五十岁,大概由于印度是热带,人多早熟,早生须鬓,故自称一百五十岁,以便受人尊敬吧?他到中国后,将中国话学好,四处传道,计在中国五十年,其道大行,尤其是在北方。」

  请比较以上胡适文章三篇之间的矛盾:

  一、在「中国禅学的发展」的第二章「中国禅宗的起来」(地一一五页),他说:永宁寺是在五一○年造,五二○年毁。但是在他的「菩提达摩考」一文内,他说:永宁寺建于熙平元年(西元五一六年)…至永熙三年(五三四年)全寺为火所焚,火延三个月不灭。

  胡适自己考据出来的,他自己的结论都会互相矛盾,到底永宁寺是五二○年焚毁呢?抑或是五三四年焚毁?胡适自己都弄不清楚!他还苛责道宣绩高僧传的资料不正确!又说古人的记录是「神话」「雪球越滚越大」!

  二、胡适在「愣伽宗考」之中说,印度南部人身体发育甚早,所以少年人往往显出老态,很容易被人认作老人,达摩初到中国时,年纪虽轻,大概已被中国人误认老头子,他也乐得自认年高,后来在中国住久了,真老了,只好自言一百五十岁了。但是胡适在「菩提达摩考」一文中却说:「…当时一个年少的印度和尚到中国来,道不易行,所以自称一百五十岁,大概数由于印度是热带,人多早熟,早生须鬓,故自称一百五十岁,以便受人尊敬吧?…」

  这两段大有出入,前一段是指达摩到了年老,才只好自认一百五十岁,后一文是说达摩年轻到中国时,已自称一百五十岁,胡适自己都弄不清楚,到底是达摩一到中国就自称一百五十岁呢?抑或老了才自称?叫我们无所依从!

  三、胡适在散文中均指称道宣的绩高僧传不确,是「伪造」,道宣的「达摩于普通八年到中国是不确的」。但是,胡适却深信道宣所说达摩是「南天竺婆罗门种」,他更深信道宣所作的「僧副传」所列出的僧副生年为四六四年,当时为普通五年(五二七年),胡适因此用僧副传做为唯一的证据,来否定达摩抵华是在五二○年,他说僧副追随达摩之时,大约二十多岁,那么是在四八五年至四九○年之间。

  四、胡适认为杨衒之的资料可靠,但是他不采用洛阳伽蓝记中所说的达摩是波斯人之说,胡适对这两种文献的信服深度,已经是前后矛盾、互相径庭了,他说可靠的,他又不采用,他说不可靠的绩高僧传,他却又采用其中的「僧副传」做为否定达摩的武器,胡适的治学方法真是足景式后世了!

  五、胡适说僧副三十岁已往南方了,故此投师于达摩应是二十多岁之时,此论有漏洞—僧副为什么不可以往来于南北之间?为什么一越南方就不北返?为什么不可能在晚年北返才皈依达摩?胡适太武断了,他是为了迁就他的推想假设的达摩于四七○年代到中国,而又毫无依据地硬说僧副是二十多岁拜师达摩,好做为他的推论证据,这是很强词夺理的。胡适完全没有足够的资料来支持僧副二十余岁拜师达摩。

  僧副传并没有这样说,它根本没有提及僧副何时才皈依达摩。

  胡适现身这几段的确定是「大胆的假设」到极了!可惜他在世时未能「小心予以求证」,就这一段而论,胡适之首先违背了他自己的着名治学方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怎样说呢?

  我们不妨分析一下。

  胡适认为达摩「自称一百五十岁」,胡氏语气显然认为达摩是说了谎「以便受人尊敬」。首先,胡氏不了解佛家首重戒妄语!即使是在家人的五戒之中,也戒妄语,即是戒说谎,何况受过圆具足戒的出家人?何况达摩祖师那样道行高深、佛理精妙的高僧?他怎会「以便受人尊敬」而说谎?胡适之未免过分「大胆假设」来诬陷古人了!也未免太厚诬圣人了!

  胡适显然完全不懂得人类学、生物学,及各种新科学,他只会向故纸堆中捉字虱,他心中有先入为主的成见,他认为人类不可能有一百五十岁那么老!

  请看高加索山脉高地民族的长寿记录(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多次刊出),在黑海边缘的乔治亚邦图(今属苏联)的高加索山上,村人贫穷,终年劳苦耕种,难得一饱,只有大节日才有肉吃,村人最年轻的老人,也高寿一百二十多岁,也还每日上山、下山采樵牧羊,最高寿的老人从一百四十岁到一百五十、一百六十多岁都有,也都依然健步如飞,负薪劳作不息,他们的祖先有些寿达两百岁,现代的人也平均在百四、五十岁左右。

  请看,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在秘鲁与智利一带)万尺高山上的印加族(应译为殷家族,因为他们是中国殷朝的亡命子孙后代,古代文字与中国殷周相似,已有西方学者考证如此推断—不在本文讨论之列),这些贫苦的高山土着,祖先已被西班牙人灭亡,文化也被西班牙天主教会摧毁于十六世纪,幸存的子孙,人数已无多,少数住在高山上,仍未与西班牙人通婚,保持纯血统的,多数都是长寿者。前年死了第二十多任老婆,他还公开征婚,轰动一时。

  墨西哥的高山土着,也有一个现已一百二十多岁的老人,也要再娶老婆!

  同一件事,经过不同的作者记录,即使是同一时代、同一天、同一地的几个作者,也还会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笔法,对于事实有所不同的取舍,何况是不同时代的作者呢?我们试看今日今时发生的大事新闻,同一件事,各报章都会有个别大同小异的报导,重点各异,观点有别,取舍编辑方法各有千秋。如果达摩是今天来到中国,见到梁武帝,全世界各国的报纸电讯对这件新闻的报导,会不会人人都异口同词呢?自然是美联社的电讯与合众社的又有不同角度,中央社的又不同了,这种道理再简单不过,我们怎可因为各社各报的报导差异,就否定了有这件事实发生?我认为胡适的假设大胆是够的,小心求证则未够。

  胡适只是就他所能找到的残缺史料而做下大胆假设。我认为他是太不「小心求证」了!以不完整的资料来做结论,亦未体会当时的社会情形,及达摩的开宗宏法的努力决心,亦未衡量到当时的交通困难情况,以及当时中外贸易海运的情况,波斯人、阿拉伯人来华的情况…他显然都未予以列入考察,他那种只从残缺不全的记录去研究史料的方法,我认为在今日是过时而不合逻辑的,而且是非常不科学的。

  胡适说:「…这一段记事,不但添了真功德,廓然无圣,对朕者谁,三条问答,并且还添上详细的年月日,七世纪人所不记,八世纪人所不能详,而十一世纪以下的人,偏能写出详细的年月日,这岂非最奇怪的灵蹟吗?这一件故事的演变,可以表示达摩的传说如何逐渐加详,逐渐由唐初的朴素的史蹟,而变成宋代的荒诞的神话,传说如同滚雪球,越滚越大,其实禁不住史学方法的日光,一照便销溶净化了(胡适文存「菩提达摩考」三○一页)!」依胡适此理,他是二十世纪的人,又怎会知道比十一世纪的多呢?

  七世纪人不知,八世纪人不晓的事,而二十世纪的人都知道的详细事太多了!七世纪人知道秦始皇的确实出生及死亡日期吗?当然不知道,但是二十世纪的作者不知道达摩到达中国的年月日,八世纪的作者不知道达摩与梁武帝的对话详情,但是十一世纪的传灯录就会知道,为什么不能呢?十一世纪的作者难道不会去做考据工作吗?难道中国自古以来只有胡适一人才会做考据?十一世纪的作者获得的史料,也许比胡适从巴黎博物馆找到的更多,十一世纪的作者采用的史料,胡适得不到,就大胆地予以推FAN了!这是什么考据家的什么方法?那么武断!

  胡适动轧以巴黎图书馆藏敦煌写本为止上权威,凡是敦煌本没有记载的,他就予以否定。

  敦煌写本是不是具有绝对无上权威?是否绝对的「可靠」?怎知手写本没有偷工减料?没有失缺?没有遗漏?没有删减?没有伪造?没有篡改?没有歪曲?

  敦煌写本被尊重,可能是因为它是最古的,但是,凡是最古的就最可靠吗?从逻辑上是讲不通的!而且,历代记载的文字,都是由简转繁的,一代比一代繁复,古代的简,未必就是可靠!

  十一世纪传灯录作者找到资料考据,把达摩史料补充,不可以吗?胡适有什么合理的理论,可以否定传灯录作者和历代法宝记的内容是没有经过考据的?胡适有什么真凭实据可兹以推FAN传灯录?没有!纵观胡作,武断多于考据!胡适是一个ji 督教徒,我怀疑他可能有先入为主的主观摒斥佛教的动机在内!

  一个真正治学、治史的人,不会那么武断否定历史人物的种种记载,他可以存疑,却不可以推FAN!更不可以毫无证据就妄斥古人是「…造出」神话,是「无数的谬说」。

  胡适「书菩提达摩考后」一文承认:「我假定菩提达摩到中国时是在刘宋亡以前,宋亡在四七九年,故达摩来时至迟不得在四七九年以后,我的根据只是道宣僧传中,「初达宋境南越」一语。」

  这是他自己招认唯一的根据了,只有一处根据显然是太不充分的证据了!

  就算达摩是在宋亡(公元四七九年)以前来华,为什么没有可能见到梁武帝呢?达摩不可以在广州住到学会中国话好些年,才去金陵求见梁武帝吗(梁武帝普通元年是公元五一九年,故此胡适武断达摩不可能见到梁武帝)?这一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胡适在这篇续文内说:「今日重读道宣僧传,在僧副传中又得一证据。

  「…xing 爱定静,游无远近,裹粮寻师,访师不逮。有达摩禅师,善明观行,循援岩穴,言问深博,遂从而出家,义无再问,一贯怀抱,寻端极绪,为定学宗焉…久之还返金陵,齐建武年,南游杨辇(我认为这两句未必就是按照文气时间先后排列的,可能与达摩无关)。卒于开善寺,春秋六十有一,即梁武普通五年也。

  齐建武为西历四九四—四九七,梁普通五年为五二四,僧副生时为四六四年,即宋孝武帝末年,建武元年他才三十岁…他从达摩受学,当在二十多岁。约当萧齐的初期,西历四八五—四九○之间,其时达摩已在北方传道了。以此推之,达摩到广州当在宋亡以前,约当四七○年(宋明帝泰始六年)左右,他在南方不久,即往北方,他在北方学得中国语言,即授徒传法,僧副即是他弟子中的一人。他当五二○年左右,还在洛阳瞻礼永宁寺,可见他在中国约有五十年之久,故难隐居山穴而能有不小的影响,他大概享高寿,故能自称一百五十岁。」

  这一大段文章,道理似是而非,胡适假定僧副二十多岁师事达摩,这一假定有什么根据?僧副不可以在五、六十岁才师事达摩吗?「僧副传」中并没有说明在几年、几岁拜师达摩。胡适根据什么来肯定他是二十多岁拜师呢?我认为胡适这样武断,是为了用这一段文字支持他的「达摩不可能见到梁武帝」理论。

  达摩学习中国语文,一定要到了北方才可开始吗?胡适的推论说,达摩在中国北方学得中国语言,即授徒传法。我认为那也是毫无根据的武断!就常情而论,一个传道者多半在未到中国之前,就已经开始学习多多少少的中文了。像伽愣经那么深奥的佛经,达摩若无相当的中文修养,怎能表达词义及经文真髓?他既有志来震旦传道开宗,难道不曾在印度之时就已经学了一些中文?印度佛教僧人,那时代都风尚来华传教,学习预科中文,必然亦是一时风尚罢?我认为达摩可能在印度时期,已经在僧院学过若干中文,到了广州也不断补习,以后一路北上,都不断在学习中文,很可能在广州就已经多少能用中文讲经了,你能想像一个完全不懂中文的僧人,来到中国从头学习,牙牙学语一般讲愣伽经吗?你能想像到达摩会放心叫人传译、口译那么深奥的愣伽经吗?

  今天不是大多数外国的天主教教士,都是先学了若干中文才来华传教?

  假如相信胡适的假定:达摩是不懂中文,要到了北方才学会中文,怎符合一个宗教家宏教的怀抱?又怎能一路北上内地?直到今天,不会讲普通话的广东人进了内地,都有旅行的困难,你能想象一句中文也不懂得达摩,从广州步行,经过湖南、湖北进入中原吗?如果胡适的假定可靠,那么也等于他自己推FAN了达摩直接从广州陆路北上的假定了!

  在那时代,从南到北,陆路一走半年,难道有今天的长途巴士?何况当时的湘、鄂一带路途因战争而溷乱不靖,也没有很多很着名的佛教寺庙可吸引达摩去参观?而那时代,外国来华的商队,一是从天山南北两地进入中原,另一是循海道至广州,再从广州航海经过温州、杭州、扬州而进入中原与北方,那时波斯商船很多,我所以推测达摩可能是从广州乘波斯商船经过沿海抵杭州,再从彼处往苏州、南京。然后渡长江,北上至洛阳(海运时间比陆路短得多)。

  我推测达摩一到中国,就一定先遍游各地佛教丛林,观察情况,寻找开宗机会及适当地点,他既到了金陵,梁武帝力倡佛教,没有不邀见天竺高僧之理,达摩也自然希望获得君王助力开宗,两者相见,实乃合情合理之事。

  我推测,达摩见过梁武帝之后,因见武帝不悟,无能为力,就渡长江北上,极可能先往洛阳参观当时最宏伟的永宁寺,该寺在西元五三四年焚毁,胡适说达摩无可能在五二七年才到广州(原文:达摩在洛阳当此寺的全盛时期,当西历五一六至五二六年,此可证「景德传灯录」所记载,达摩于梁普通八年(五二七年)始到广州之说是不正确的了)。

  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景德传灯录」各版本错字误刻甚多,所刊普通八年有可能是「元」年之误!抄写的人或刻板者,把元字误刻为八字,是很有可能的,元字去了「二」头,就像八字。我很疑心那本是来是元字,只不知胡适用的哪一个版本?有无比较过各本?

  鉴于僧副死于普通五年(西元五二四年),而僧副是达摩的弟子之一,所以,我同意胡适的假定,达摩不可能是普通八年来华;但是我不同意胡适所称僧副是二十多岁拜师达摩(那是毫无根据的),我推想可能是在晚年拜师达摩的,也许是在五二O年左右。

  第二永宁寺即是那么重要的佛寺,难道火焚后就完全没有重建?它既是太后胡氏所立的帝皇敕建佛寺,一旦被焚,帝皇怎会不予重建?永宁寺火焚于五二○年,以后有没有重建?我不知道,这是题外了。胡适说达摩往永宁寺在五二○年,那么也相当符合达摩来华的初期年代—是普通元年或八年,既然后者八年已被僧副的歼年五二四年所否定,那么,达摩来华的年代在五二○年左右,可能在武帝的普通元年亦非全无可能的,没有理由叫我同意胡适的假设:达摩在四七○年(宋明帝泰始六年)就到了广州,挨到五十年后才去参观天下闻名的第一名刹永宁寺,你能想象你到了泰国皇都,要学会泰文,住了五十年才去参拜着名的玉佛寺吗?你能想象到了缅甸仰光,住了五十年才去参拜大金塔吗?你能想象到了台湾住了五十年,才去参拜佛光山吗?

  总之,从今日的常识和逻辑来看胡适禅学案,我发现胡适对于达摩考据,是有太多自相矛盾和不合逻辑的武断的,而且是史料不足的,我认为他这些考据尚待重新予以检讨,运用更多的资料与更冷静、公正的态度去重新再研究!我不是一个考据学家,只是从常识和逻辑观念来分析而已,我也不敢说我的推论正确,或者很错谬亦未可知。

  胡适说:「八世纪净觉作「愣伽师资记」,也没有达摩与梁武帝相见问答的话,七世纪道宣作「续高僧传」全无达摩见武帝事」,他武断否定了达摩见梁武帝,他说「逐渐由唐初的朴素的史蹟,变成宋代的荒诞的神话,传说如同滚雪球,越滚越大,其实禁不住史学方法的日光,一照便消溶净化了。」

  我认为胡适的考据太不够小心,也太缺乏足够的史料证据,他也太偏执、太武断了!

  胡适指责历代作者伪造法统,捏造达摩神话,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位曾学过法律又讲求西方逻辑的学者,怎么会那么冒失武断?以不充足的非直接证据来指控罪名?

  一个严肃的学者,不应那么随便妄指误导众生!顶多只可能说「存疑」而已!

  拙文也是反映对于胡适遗作的「存疑」,我认为他的「禅学案」全部都有予以重新检讨的必要!我总觉得他有些蓄意破坏佛教的一切,就如他年轻时大叫「**孔家店」一样,可能是有些偏见在内的,并不是客观的学术研究!佛教学者应该另外考据研究清楚,不容他的着作继续鱼目混珠地误导众生下去!

  其实,只用常识也就足以推FAN胡适的「禅学案」内许多不合逻辑的大假设了。

  达摩见过梁武帝,达摩是有一百五十岁,达摩是波斯人,达摩在武帝普通初年来华…我的推论认为都是有可能的!而且,我认为历代作者都是佛教僧人为多,不可能毁戒而妄语捏造达摩的神话,容或有资料不同,但决非妄语!

  摘自:《天眼慧眼法眼的追寻》作者:冯冯
佛法独不迷信,而且是破除迷信的。佛法不但不消极,而且是积极的。佛法不但不逃避现实,而且是舍己救人的。而且是要你发愿入世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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