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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孟子与万章 I 南怀瑾 [打印本页]

作者: 思过黑鹰 时间: 2026-10-31 20:01 标题: 孟子与万章 I 南怀瑾

孟子与万章

南怀瑾

万章章句

上

在《孟子》一书的七篇中，《万章》这一篇最短，但却最引人入胜；原因是孟子与万章师生二人，问答犀利，又充满禅机，内容所涉及的，有些更是数千年来炎黄子孙心中的疑问。譬如说，尧舜真像历史记载的那么伟大吗？而且，舜的家庭父子之间，是不是真的那样不近人情呢？……再说秦穆公赠食子思一事，这位《中庸》的作者，孔子的孙子，为什么认为君主是以犬马相待呢？

《万章》下篇中，更有一个铁证，说明宋儒对「不孝有三」的解释是错误的。这个影响我们千多年的谬解，在《离娄》篇已有说明，在本篇下章，孟子说「仕非为贫也」这句话，彻底粉碎了朱熹所谓「家贫不仕」为不孝的说法。对《孟子》一书，后人注释多，误解更多，几千年来的各种不求甚解的说法，对我们先圣先贤造成的误解，太多太多了。南师怀瑾先生，再次带领大家深入研读并解析孔孟思想的原义，令人豁然于胸；再加孟子和万章师生针锋相对的妙问妙答，故而说引人入胜。

万章章句上《万章》上下两篇的内容，似乎说理的多，而且许多都是前几篇曾经说过的，颇有重复之嫌；但其立意精神，则有其不同之处。同时这里也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在《万章》篇中，再三提出有关尧舜的历史故事？而且，自孟子以后，直到现在，后世所知道有关尧舜的历史故事，大多是从《孟子·万章》上下篇中来的，在《孟子》以前的史料中，很少见到。所以《孟子》中所述有关尧舜的资料是否确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其次，假如《孟子》中有关尧舜的史料是正确的，为什么他们师生之间，对这些史料再三辩论？其中心的思想，又在什么地方？《万章》上下两篇，主要在阐述君道、臣道、师道、友道的关系。中国几千年来，帝王政治制度的建立，与孟子的君道思想，有密切的关系。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孟子所谓的帝王政治精神，与战国以后，秦汉以来的帝王政治精神，是否有很大的差别？这又是一个大问题了。

同时也可以看出来，几千年以来，儒家所标榜的君臣之道，人伦、社会之间的中国文化，是否与孔孟思想有所出入？这些都是我们身为后代的人，应该注意的地方。

万章、公孙丑，都是孟子的学生，《万章》这一篇，等于我们现代文章的题目——「与万章同学对话录」一样。在这一篇中，大部分是答复万章问题的记录，所以题为《万章》。本章也分作上下两篇，其内容、立意，与《离娄》章大致相同。但是可以发现，对于孟子的话，弟子们各自的记录都不同；也许对于某一个问题，如果再多问一次，了解的就可能更深入一点。孟子所说的话，也许每人对于重点的掌握不同，因此记录就不同。所以《万章》与《离娄》两篇内容，大原则上可见重复之处，但又并非完全相同；其中重点、讨论目标、意义上又有所不同。而大体上说来不外乎阐释君道、臣道、师道、友道，以及士大夫、知识分子立身处世，做人做事的大原则；也就是所谓伦理之道，人伦之道。

《万章》一开始，就讨论尧舜的问题。看《孟子》全书，几乎每一章都提到尧舜，为什么孟子一再谈尧舜？孔子也谈尧舜，但远不及孟子谈得那么多。《万章》这一章，一开始又谈尧舜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历史问题，所以读《孟子》也是应该特别注意的。

这是古人对上古史的疑案，事实上，对前代的历史，后代都会有存疑的地方。一部「二十五史」，每一人，每一事，几乎数据都不翔实，有很多很多问题。尤其中国儒家，讲到君道与臣道的标准，每以尧舜为标榜，所以尧舜也就成了后世讨论的大话头。宋朝以后，尤其在明朝，对于远古时代的尧舜，怀疑更甚。老实说，在民国初年五四时代，「**孔家店」的种子，在几百年前就已经种下了。只不过那是专制时代，考试制度是以孔孟思想为依归的，所以许多人不敢明目张胆地讲出来。否则的话，一个读书人，如果提到这类意见，一生的前途就完了，至少会被踢出「读书人」的圈子，后果就有如此之严重。所以从前有关这类疑古的著作并不多，现代则已经慢慢可以看到了。现在先看原文的故事，再作讨论。

舜是孝子吗

万章问曰：「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何为其号泣也？」

孟子曰：「怨慕也。」

万章曰：「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劳而不怨。然则舜怨乎？」

曰：「长息问于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则吾既得闻命矣；号泣于旻天、于父母，则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尔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为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为子职而已矣，父母之不我爱，于我何哉？」

万章问孟子：老师你说舜是大孝子，舜的父亲、母亲、弟弟都对他不好，逼他到偏僻荒野的地方去开垦。他当然很痛苦，在那里「号泣于旻天」，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悲痛地喊：我的天呀！一个人哭有三种状况，有声无泪为「号」，有泪无声为「泣」，有声有泪为「哭」。那么你说他大孝，奉父母之命去开垦，「何为其号泣也」，为什么他又要流泪大叫呢？孟子说：「怨慕也。」这是他的一种怨慕。当然有怨，他因离开兄弟父母而痛苦，所以怨慕。

这种怨慕的哭，等于从前的新娘子出嫁，本来是喜事，不该哭的，临到上花轿却哭了。因为顿然离开父母和生活了十多二十年的温暖家庭，嫁到别人家去，生活习惯都陌生，因此哭了。舜的怨慕与这个情形相似。万章又问了：一个真的孝子，如果父母喜欢自己，就高兴，父母对自己的慈爱，是永远忘不了的；假如父母讨厌自己，要你去劳苦，也不应该有怨恨的心理。老天既然安排他们是自己的父母，就没有什么话说，只有顺着父母的心意去做，才是做子女应有的立场和态度。现在舜被赶出门来去垦荒，他却在那里流泪喊天，他是在埋怨。老师曾说他是那么好的圣人，他这样埋怨，总不应该吧！

孟子于是就提出曾子的弟子公明高，和他的弟子长息之间的一件事，作为对万章的答复。

孟子说：以前长息对老师公明高，和你万章现在一样，提过这个问题。那时长息向公明高说：舜被父母赶出去垦田，这件事历史相传都是如此。可是舜垦田的时候，在那里怨天尤人，埋怨父母，而大家又说他是孝子，我就不懂这是什么道理了。当时公明高告诉长息说，你还年轻，对于这种道理，不是你可了解的。

孟子说了这段话，继续解说：一个真正的孝子，在心理上，只有接受、听命。父子之间，没有什么道理可以讨论的，因为讨论起道理来，那就很麻烦了。所以公明高只能说到这里为止。

实际上，舜当时的心情是想父母命他去开垦种田，他就尽力去开垦种田；身体是父母生的，生命是由父母那里来的，父母即使要将自己的生命拿去，也只有顺他们的心意做，这是没有办法的。

至于父母爱不爱我，对我这个孩子所要求的是对或错，这是父母的事情，和我这个为人子女的毫不相干。做儿女的，只有尽对父母的责任，守儿女的本分而已。

孟子口中的舜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仓廪备，以事舜于畎亩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将胥天下而迁之焉。为不顺于父母，如穷人无所归。

「天下之士悦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忧。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忧。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忧。贵，人之所欲；贵为天子，而不足以解忧。人悦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

「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

孟子又说：尧年纪大了，向各地诸侯征求意见，要选一个年纪比他轻，能够继承帝位的国家元首人才，问谁最适合。大家都推荐舜。这是古代的选举，认为他孝道第一，因此尧就要他来，然后将两个女儿，历史上著名的娥皇、女英两姊妹嫁给他。尧还有九个儿子，也都交给舜，听舜的指挥，做他的部下。并且又教舜去管理各种事务，全力培养他，练习到能做皇帝。

尧并把国家的财富、牛羊、稻麦仓储、官吏，都给舜备好，给他指挥或使用。

皇帝这一名词，我在之前讨论《论语》及前面讨论《孟子》时，常常提到，大部分都是为解说方便而借用的；真正的含义，是指国家的元首，一国的领袖。春秋战国时，各国的诸侯，如梁惠王、齐宣王等，我每每称之为「皇帝」，这都是借用了这个名词，与后世秦汉以下的政治制度上的皇帝，在含义上是不尽相同的。为免观念混淆，特别在这里作一个说明。

当舜被父母赶出来，到远处去垦田的时候，「天下之士多就之者」，许多知识青年，都因仰慕他而跟他走，到他所在的地方开垦，所以荒地很快就被他们建设起来。因此帝尧准备把首都迁到舜新开垦的地方去。虽然舜有这样的威风，可是他心里还是很难过。因为功名富贵、地位声望，样样都有，但是和父母相处不顺，似乎自己的孝道还没有做好。「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一个人漂泊在外，不能与父母相处，所以对自己不满意。

孟子又说：各处的知识分子、青年人都信服于舜。这种情况，谁都希望做到，舜做到了，却觉得并没有多大意思，心里还是有忧。他有两个漂亮的好太太，而且是帝尧的女儿，这也是谁都会高兴的事情；钱，也是人人希望有的，而舜富有天下，天下的财富都由他管理，等于是他的；讲到地位，舜贵为天子，天下第一人。总而言之，一切凡人所希望而得不到的，他都得到了，富贵功名、妻室儿女，样样俱足，但他仍然心忧，因为父母不喜欢他，总认为他不对，所以他始终在烦恼中。

这是孟子对学生讲话，描写舜的大孝到如此的程度，说得很清楚，好像他在旁边看见似的。实际上他和舜相距的时代，至少有一千多年。

孟子又说：「人少则慕父母」，一个人在孩童的时代，唯一爱的，只有父母；长大以后，就爱异性朋友，如果和爱人约会，被父母阻止，心里就会非常反感，因为这时是爱情第一了。等到结婚以后，老婆第一，父母在其次，朋友也在其次。到了做官之时，当然对于长官最为推崇、服从、爱护。假使长官，乃至国家元首对他不满，那他就「热中」了，吹牛、拍马、钻营，各种手段、花样都搬出来了。过去说「热中功名」，我说热中就是「发炎」，发高烧了，烧得晕头转向，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

孟子说，一个真正的大孝子，从年轻时孝顺父母，到老都不会变；乃至于自己都有了子孙时，想到父母，仍像幼年的心情一样。这在现代来说，是唯情主义，是一种至性至真的感情。孝顺也就是人性感情至性的流露，如果连父母都不爱慕，这个人的问题可就大了。但当一个人过了五十岁，而爱慕父母之情，还像小孩子一样，在历史上，只看到大舜如此。

关于舜的孝道，在孟子以前的历史上，有过记载；至于将舜的孝说得如此完整无缺，如此之好，则是孟子。

有些年轻人读到这一段，会觉得很烦，实际上，把这些当做经书，当做小说，或当做历史、人生问题来研究，也是可以的。

未得父母同意而结婚

万章问曰：「《诗》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

孟子曰：「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

万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则吾既得闻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
曰：「帝亦知告焉则不得妻也。」

万章有一天问孟子：古诗上说的：「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子，无论如何，事先一定要禀告父母，得到父母的同意才可以。对于这句话，舜既是一个大圣人，他应该知道，并且是相信而遵守的。在我国的古代文化习俗上，如果不先禀告父母而结婚，在道德上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即使在现代，除了城市绝大多数家长较开明以外，在其他县市，尤其是乡间，男女相爱，如果不征得父母的同意，仍然不能结婚。即使真的爱得「死」掉了，也是毫无用处，这是几千年来的传统。所以万章认为，舜虽然是奉帝尧的命而结婚，但还是没有得到父母的同意，这也不对。

可见万章这个人，也是喜欢鸡蛋里挑骨头的。不过这个鸡蛋里，好像真的有点骨头似的，被他挑到了；而孟子则非把骨头磨成粉不可。孟子说：假如舜禀告了父母，哪里会获得同意啊！一定就娶不成了。可是「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现代青年男女谈恋爱，似乎可以引用孟子这句话为借口了。男女结婚，是人伦的大道，舜如果告诉了父母，父母一定不答应，如果结不成婚的话，就是废掉了人伦的大礼法。

现代也有人这样做。曾有一对青年，大学毕业，禀告双方父母，要求允许他们结婚。女方的家长硬是不同意，这对青年无可奈何，请求老师说服女方家长来撮合。这位女方家长说，将来的女婿，需要有三才——人才、钱财、文才。对于这种「三才的人生哲学」，这位老师也难以置辞，只有像孟子这里所说的理由，告诉学生，拿了身份证，去结婚生子以后，自然就好了。后来的发展，果真如此，这就是孟子这里所说的，为了真正安慰父母，所以不告而娶。这是孟子替舜所作的辩护。至于孟子所说的理由，是不是正确，姑且不作评论，大家自己去研究吧。

但是，舜等于被告，万章像是原告，现在，孟子是大舜的律师，替舜作了一番辩论。原告万章再提出理由来说：你说大舜是为了真正安慰父母，才不告而娶，「得闻命矣」，我姑且听你的了。这「得闻命矣」四个字，用得很巧妙，等于说，不管你说得对或不对，都听你的吧，但并不见得就心服。可奇怪的是，帝尧当时是一国的元首，瞽瞍尽管对舜不好，到底是舜的父亲，帝尧为什么不下一道命令给瞽瞍夫妇，说要将两个女儿下嫁给舜呢？

万章的疑惑，的确有道理。讲礼讲法、讲道德、讲风俗，帝尧都不该这样做的。但孟子说：「帝亦知告焉则不得妻也」，帝尧也知道，舜的父母是很难缠的人，即使他下命令告诉他们，说要将两个女儿嫁给舜，万一舜的父母不同意，作为天子，又要怎么处置才更妥当呢？

试想想看，孟子这一辩护是不是有理？如果孟子所说的这种假设是对的，那么尧也只能两害相衡取其轻了。《孟子》一书，从这里一路下来，都是历史上招致争辩的大问题。我们想想看，孟子答复到这里，他的学生万章，心中信服不信服呢？文字上没有记载，但也会像我们现在一样，心想：孟老夫子呀！你的话讲得真有点不通。所以万章继续问下去：

「父母使舜完廪，捐阶，瞽瞍焚廪。使浚井，出，从而揜之。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栖。’象往入舜宫，舜在床琴。象曰：‘郁陶思君尔。’忸怩。舜曰：‘唯兹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识舜不知象之将杀己与？」

曰：「奚而不知也？象忧亦忧，象喜亦喜。」

曰：「然则舜伪喜者与？」

曰：「否。昔者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攸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彼以爱兄之道来，故诚信而喜之。奚伪焉！」

关于舜的弟弟象，跑到舜的家中，对舜撒谎的这一段，在《孟子》以前的上古史数据中，记载少见，只有在《孟子》以后，才有这类的详细记载。万章依据什么历史资料，提出这项问题呢？这是考据家的工作，暂且不去推敲，姑且把它当评书来听。

舜的父母和弟弟

前面已经提过，大家都知道，舜的父母是父顽、母嚣，但是要知道，这一对夫妇并不是平民，而也是一方之长。所谓唐尧、虞舜，虞也是上古的诸侯封地，瞽瞍也是虞这个封地的一方之长，也很强。以现代的国际局势来做比拟，就像以色列，虽是一个小国家，但也是一个很强的国家。所以舜也不是一个平民。至于舜的父母，为什么会对他不好呢？历史上说，他有一个弟弟，名叫象，是一个大「太保」，无所不为，性情又傲，尤其对哥哥不服，而舜的父母溺爱象。他们的母子状况，就像后世春秋五霸的霸主郑庄公的家庭状况一样。

孔子写《春秋》，《郑伯克段于鄢》，把第一个霸主郑庄公的故事放在第一篇，就是指出一个国家社会的风气败坏，是先从家庭开始的。家庭教育做不好，整个教育都坏了，所以家庭教育比学校教育更重要。而家庭教育中，最重要的是母教，孩子在幼儿的时候，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比父亲的影响更重要。郑庄公的母亲武姜，因为生庄公的时候难产，于是就恨庄公，而爱次子共叔段，成为一种心理变态。

舜的父母也许有同武姜一样的情绪。他们叫舜去「完廪」。什么叫完廪？在以前的农村社会中，当秋收时，将收割的稻谷晒干以后，堆在晒谷场上，以篾编竹围层层围上去，可高达七八层乃至十层，宛如一座圆形的谷塔。最后在顶上加盖一层篾蓬，以防雨水浸湿。这种古代堆积稻谷的圆形「谷塔」就叫做廪。廪是一个象形字，从这个字的结构上，就可以看出它的形状来，可惜现代已经看不到这种廪了，四五十年前我们在乡下农村社会还看得到。完廪就是去上面加盖那一层篾蓬，完成廪的最后一步工作。

瞽瞍夫妇欲杀掉舜，但到底是亲生的儿子，下不了手，于是叫他去完廪，到好几丈高的顶上盖篾蓬。当他爬到顶上以后，他们把扶梯拿掉，在下面放起火来。好在舜有两个好的参谋，就是他的两个太太，知道瞽瞍叫舜去做这件事，大有问题，于是事先为他准备了两个大斗笠，迭着戴了上去。当下面起火的时候，就用两手举起了两个大斗笠（等于现在的降落伞），从空中安全地落下来了。

一次谋害不成，第二次又叫他去挖井，大有活埋他的企图。舜的两个太太教他挖到相当深度的时候，就向横挖，先挖好另一条出路。果然，后来他继续下井去挖时，他的弟弟就把土推下去埋他，而他则从横挖的通道中逃出来了。

可是，这时他弟弟向父母说：「谟盖都君咸我绩。」，活埋了都君，都是我的功劳，「都君」就是舜，因为他被父母赶去开垦，许多人仰慕他，跟他一起去，大家共同努力下，很快地就把荒地建设起来，成了都市。而他也被大家推举为都君，等于现代的民选市长。象又说，现在哥哥所有的财产、牛羊、仓廪，都给你们两个老的；至于别的东西，干戈武器归我，他那张好琴，也归我，那把弓不错，也归我，还有两个嫂嫂，由我接收好了，也归我吧！

于是，他跑到舜的家里去，准备接收一切了。却不料进门以后，看到舜已经先回家了，坐在那里，正悠闲自在地弹琴。那一种怡然自得的样子，与平常一样，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危险之事似的。这时，象已经走进门，和哥哥面对面了，他可真是坏得很，对舜说：哥哥，我心里烦闷得很，因为很久没有看见你了，非常想念你。但是他的态度非常不自然，脸也红了，头也抬不起来了，以为哥哥知道了他的阴谋。反过来，也衬托出舜是如此的孝父母、爱弟弟，一点都没有怨恨的样子，对弟弟说：你想我，我也正想念你呀！你看，我这里那么多部下，那么多百姓，都需人管理，而我没有得力的帮手，连一个管总务的也不易找到，你来得正好，我把他们交给你，你来管。

圣人如何对待家人

万章这样引述了这段故事后问孟子：老师！难道舜有如此之笨，他弟弟要活埋他的事，也不知道吗？

孟子说，「奚而不知也」，哪里会不知道啊！但圣人就是圣人，不像我们一般普通人，别人骂我一句，我要回骂两句，或者打人一老拳。大仁大义的圣人，明知道这种事，可就是要孝父母、爱兄弟，心里不存芥蒂，没有埋怨，一点不高兴都没有。

这种情形，在现代也的确有。过去我在成都，曾经亲见一位出家师父，大家称他为活罗汉，有许多人皈依他为弟子。可是他的一个师弟非常坏，暗中用中药里的毒药，下在食物中将他毒死，再剥光衣服，草席一包，把他埋在成都西门外的乱葬岗。可是这位活罗汉，大概是睡了一大觉，醒来只觉得气闷，于是从泥土中爬出来，可是眼睛看不见了，就在地上爬，被一早进城卖菜的人发现。

因为这位出家师父平日每天凌晨四点钟就起来，游走全城大声念「南无阿弥陀佛」，响如洪钟，已成了成都人的定时闹钟。这一天没有听到他唱佛号，感到奇怪，好奇而性急的人，尤其是关心崇敬他的弟子们，都赶到寺中去探听，也找不到他人。后来经卖菜的救回，他的弟子们，包括有些大官，及军界的将领，知道了这回事，非常气愤，硬要把他这个师弟抓去枪毙。可是他不许可，并且斥责弟子们说，我是你们的师父，你们要听我的话，他是我的师弟，我们师兄弟之间的事，你们不必管。你们自以为官大吗？如果你们要管，我就不要你们这样的徒弟，把你们都赶出去。大家听了也没有办法，他所容忍的那还只是师兄弟而已，不像舜，是对父母兄弟的容忍。

看见这位出家师父的这件事情以后，我想到幼年读《孟子》时，读到这一段舜对弟弟的爱心，我当时也非常怀疑，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情。而眼前这位活罗汉与他的师弟，并非同胞兄弟，也不是关系很密切的人；而且那个师弟也的确坏到了极点，但是这位出家师父竟然还是照样对他包容。这位出家师父的眼睛，过几天也自疗好了，由此可知，世上的确有像舜这样的人，更何况舜是对自己的胞弟，当然不会假。不过像这样的人，在人类中很难找到，但人性确有这样仁厚，这样善良的一面。

反对孟子的诗文

这段历史，后世怀疑的人很多，各种怀疑都有。如几十年前名扬一时的厚黑教主李宗吾，前面也已说过，他曾写过一篇文章，就是《我对圣人的怀疑》，论调很怪。他的名字李宗吾，是由明朝名学者李卓吾而来，而这位李卓吾，对于古人的这些问题，对历史的怀疑，早就提了很多，而且都有独到的见解。

最有趣的，是在理学家们非常重视孔孟之道的宋朝，有一位被当时理学家们所尊敬的大儒李觏，字泰伯，南城人，善辩能言，文才并茂。因为父母年纪大了，就以教学维生，并照顾父母，当时他的学生常有百人之多。那时候的读书风气，人口数字以及经济情况，与现代比起来，上百的学生，可就等于现在上千乃至更多了。在皇佑初年，范仲淹推荐他为太学助教，后又升任了太学说书。死后被学者们尊称盱江先生，学问好，修养好，并有许多著作。但是他反对两位古圣，一个是孟子，一个是佛陀。

有一次有人送了一坛好酒给李觏，另有一个好饮的读书人，为了喝这个好酒，就设法去拜访李觏，表示自己也是反对孟子与佛陀的，因此得以见面。这人并写了一首骂孟子的诗：

完廪捐阶未可知孟轲深信亦还痴

岳翁方且为天子女婿如何弟杀之

李觏读了大为激赏，于是拿出酒来，两人痛饮一场，将一坛酒喝了一半。这个读书人第二次又作了一首诗去骗他的酒喝：

乞丐如何有二妻邻家焉得许多鸡

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

于是两人把剩下的半坛酒也喝光了。等到这位读书人第三次再作了一首诗去骗酒喝时，李觏也知道了这个儒生的目的，不过是骗酒喝，于是对他说，你的诗我也不必看了，我的酒已经喝光了。这两首诗中「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这两句最为重要。他的意思是，孟子一直尊崇孔子，以直承孔子的道统自居，而孔子是主张尊王，尊重中央政府，反对诸侯称霸的。孟子的时代，仍有周天子，但孟子却一会儿见齐宣王，一会儿见梁惠王，要他们行仁政，王天下，等于劝他们造反，把周天子又放到哪里去？

他这样指责孟子，不能说不对，这也正是我们要了解《孟子》的地方，孔子推崇文王、武王，捧周朝；孟子也谈文王、武王，但少谈周朝，却力推尧、舜，其心意是主张让贤，恢复禅让，只是口中不便直接说出来罢了。所以这位书生的目的，虽然是骗酒喝的，但还是有读书人的见解。明朝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书名《千百年眼》，就是说读历史要有千百年的眼光。这些书，对于历史所提出的问题，都很高明；我们以《千百年眼》来读《孟子》，就可以读通了。孟子这些言行，如果是在秦汉以后，是会被皇帝砍头的，只要把孟子抓来，问一句：你意欲何为？脑袋就掉下来了。

至于孟子的学说，所走文化之路，与孔子尊王的思想是少有不同的，这与时代变化和当时客观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君子也会受骗

在《孟子》本文中，万章的辩论还没有完。本来，舜被设计陷害的故事，记述父母弟弟竟然坏到那种程度，原只是传说，并无史迹可考，就如那位书生诗中所说「完廪捐阶未可知」，而孟子却对此深信不疑，似乎太泥古而不化了。现在万章又说：老师！你说的象喜舜亦喜，而他明知弟弟刚下手谋害他，所以舜的喜应是假的，他是不是一个伪君子？

孟子说：不！舜不是伪君子。像以前的郑国名相子产，有人送一条活鱼给他，他吩咐下面管理池沼的官吏，放到池里去养。这个部下拿回这条活鱼，交给厨房杀来煮好吃了，然后回来报告子产说：这条鱼，我把它放到池里去的时候，它还不大习惯，在水里兜圈子；稍后它习惯了，就游走了。子产说：游走也好，到它喜欢的地方，活得更舒服一些。可是这个池沼小吏出来对人说：大家都说我们的宰相智慧第一，我只这样随便骗他，他就相信了，还欢喜地说：「得其所哉」，鱼如愿了，如愿了。

孟子说，从子产的这件事情看来，就可以知道，大有道的人，不是不懂，但以道理来欺骗他，他有时是上了道理的当，「君子可欺以其方」这句话，就是这样的意思，后来也成了中国俗语名言。这句话，大家要特别注意，读后会有很多感慨。一个人，匆匆忙忙作了几十年人，也观察了几十年世事，人生与历史，的确是「君子可欺以其方」，但可欺骗的，也不过是「君子」而已，大圣人是不可以「欺以其方」的。所以上面的领导讲道德，讲学问，下面的人可以用道德、学问去欺骗他；上头喜欢什么，下面就可以用什么去欺骗，这就发生了大问题。一个人宁可作一个被欺骗的君子，也不愿作使用欺骗手段的小人。可是，在处理国家、社会、天下的事，处理别人事的时候，是不能受人欺骗的，否则误人误己。引用佛门的俗语来说，就是「慈悲生祸害，方便出下流」。

孟子又说，对于君子，如果不以正当的道理，就骗不到他。当时象到舜的家中，是说因为想念哥哥而去的，所以舜高兴而相信他。他这种高兴，是真诚的，不是虚伪的。

孟子替舜作的这一种辩护，如果作为律师来说，已经相当高明了，但是，如果原告仍然不服，再向最高法院申辩，那么孟子的这段辩词，还是有瑕疵的，是不够圆满的。

公理和私情

万章问曰：「象日以杀舜为事，立为天子，则放之，何也？」

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万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

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

「敢问‘或曰放’者，何谓也？」

曰：「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故谓之放。岂得暴彼民哉？虽然，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不及贡，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谓也。」

万章有一天问：那个象天天以杀掉哥哥舜为他的「专职」，后来舜当了皇帝，却把象放逐了，这又是什么道理？

我们的看法也是如此。如果说因为他是自己的弟弟，这就是私情；前面孟子说了那么多公谊和私情的道理，那么，一个圣人就不应该以私情而害公谊了。万章这里发问的动机，也就是基于这个观点。

孟子说：这个情形不是纯粹的放逐，是封弟弟。只是一般人，把舜的意思弄错了，而说成了舜放逐弟弟，认为他对弟弟还有怨恨。

这个孟子的学生万章，大概是李觏一流的人物，对于历史实在怀疑，于是提出来论辩。他又提出共工、兜、三苗、鲧四个人来，他们都是尧、舜时期的大坏蛋，是四个团体的领袖。尧在位八十年，没有惩治他们，等到舜接位的时候，下命令说是奉尧之命，把他们充军的充军，放逐的放逐，杀的杀，处理了这四个坏人，全天下的人，没有不表示佩服的。可是舜的弟弟象，也是一个大坏蛋，反而封给他「有庳」——在现在山东东南海边一带，把这一个地方，划为特区，让他去那里生活。难道有庳这个地方的人有什么罪吗？为什么让这样一个坏蛋去那里残害他们呢？你说舜是仁慈的人，一个仁慈的人应该这样做吗？

这就等于现代报纸上报道的新闻，议员每在会中质询政府，把犯了错误、品行不良的警察，调到乡下去，难道乡下的老百姓有错吗？为什么要让不良的警察去管理他们呢？这是同样的情形。再说，「共工」等四个坏蛋，因为是外人，舜就杀的杀，放逐的放逐；他自己的弟弟那么坏，他反而封他一块地方，这样做对吗？孟子对于这一事实似乎先不作正面的答复，而来一套理论说：一个仁慈的人，对于自己的弟弟，是「亲爱之」，用现在的话直截了当地说，人不能绝对没有私心，且相当的保留有私心。对自己的弟弟气极了，发过一顿脾气，事后也就算了，不会永远放在心里有怨恨的。

我们这里可以看出，所谓大公无私，是有个限度的。中国文化中的杨朱，是主张个人主义，主张自私的，所谓「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拔我一根毫毛去贡献社会，绝对不干。但是，你的毫毛我也不会动一根。假如人人都是这种思想，各为自己的自由，各取自己的权利，也就天下太平了。相反的，墨子主张「摩顶放踵而利天下」，从头发到脚底，只要对天下、国家、社会、他人有利益的，都全部贡献出去。如果人人都能做到这样，也就天下太平了。

这两种是绝对不同的思想，杨朱等于小乘罗汉，墨子等于大乘菩萨，孔孟的儒家思想，处在大乘与小乘之间，可大亦可小。儒家始终认为，杨、墨两方面都走不通的，因为没有绝对的大公或大私。例如现在我们这大楼讲堂，天气热开放冷气，大家都舒服；可是楼梯口的人，就享受不到了，于是就把堂门打开，让他们也分享。可是隔壁的人也热啊，就把这个圈圈放大，即便放大到太空，还有外层空间，也做不到绝对大公。

反过来再说自私，私也是有限度的，杨朱说，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可是假如医生说，如果你这只手不锯掉，就会死亡，那么你还是会赶快让医生把这只手锯掉的；可见另外还有一个我，比身体还更重要。假如医生对一个人说，你的思想需要立刻停止，不停止要死掉，那么这人一定会自己想办法，停止思想，因为怕死。不过死了以后还有一个问题，因为现在我们人活着没有死，怎么晓得死后还有没有我？那一个真正的我，仍然没有找到。

因此，儒家的思想是，人要保持适当程度的自私，然后实行大公，绝对无私是做不到的。

孟子这里对万章所说的话，虽然不是明白说出来，他的含义是，圣人尽管是圣人，难道圣人连点亲情都没有吗？没有亲情的人，也就不能叫做圣人了。他说，舜自己作了皇帝，而让亲弟弟在那里当一个普通老百姓，甚至吃饭都成问题，这就不叫作亲情吧！人总难免会带一点亲情啰。

孟子这番话，也是合情理的，万章听听，也马马虎虎放过去了。倘使孟子是学生，万章是老师的话，他一定会在孟子这份卷子上批「差强人意」四个字，给他六十二分吧！可是万章又问：「‘或曰放’者，何谓也」，有的记载说，舜是放逐了他的弟弟象，这又是怎么一个说法呢？古代对于这个「放」字，是很严重看待的。

《万章》这一篇，一开头就讨论尧舜的许多问题，一直到此为止，处处对上古圣贤怀疑，对孟子所推倡的尧舜之道，提出问题，对尧舜本身的问题，也有所怀疑，非常有趣，但还没有结论。

礼节的问题

咸丘蒙问曰：「语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见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于斯时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识此语诚然乎哉？」

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尧老而舜摄也，《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舜既为天子矣，又帅天下诸侯以为尧三年丧，是二天子矣。」

这里另提了一段。咸丘蒙也是孟子的学生，他提出来另一个问题，也是关于尧舜的。他说：一般人说，一个真正有学问道德修养的人，连皇帝也无法叫他来做臣子，父母亲也对他客气三分，不把他当一个普通子女看待。

这是中国文化，自上古以来，一直保留着的隐士思想，为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独特精神。实行下来，到了后世，如佛道的出家人，从三国开始，经过南北朝直到隋唐，四百年间，对于「不臣」的规矩，争论得很厉害。就是说，一个人出家以后，要不要仍遵守世俗的政治礼制？见到皇帝要不要跪拜？后来，根据印度的制度，一个人出家以后，就是隐士，就「君不得而臣」，佛教的戒律也是如此。当释迦牟尼出家以后，他父亲净饭王去看他，释迦牟尼只行宗教的礼节，当然父亲也不必拜他。这就和中国文化中的「君不得而臣」的隐士精神一样，只以友道相处。中国在隋唐以前，已确定了对出家人以隐士待之的态度，见帝王以友道相处，不跪拜，这成为约定俗成的体制和礼数。除此之外，上自宰相下至老百姓，任何人见到帝王，都是非跪拜不可。

可是，宋太祖赵匡胤，当了皇帝以后，到某寺庙中看到佛像时，该不该跪拜，很觉为难；如果是在山东曲阜的孔庙，从唐明皇以后，历代的皇帝都跪拜，尤其到满清入关以后，做得更恭敬，礼见孔子像，一定跪拜。赵匡胤在佛殿中，手上拈着香，觉得拜也不好，不拜也不好，问旁边一个禅师，该如何行礼。这位禅师答得好：现在佛不拜过去佛！赵匡胤微微一笑，行个礼走了。这位禅师也算是卖足了宋太祖的面子，像这些也都是中国礼仪上的问题。

在《佛祖历代通载》上，关于我国政治制度与宗教制度的关系，都有记载，历代都有专司宗教事务的行政机构。将来如果政府机构中，恢复宗教司的设立，对于这类事都应了解。现代的青年，应该注意去研究，像《孟子》这里的「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就牵涉到了这些礼节。

这里还有一个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问题。咸丘蒙说舜登基作皇帝「南面而立」，历代以来，皇帝的座位，一定是坐北向南，皇宫的建筑也一定是坐北向南。在满清被推FAN以前，全国的官府衙门都是坐北向南，但是老百姓的房屋，没有坐正北或朝正南的，一定要稍稍偏一点，或朝南南东，或南南西，绝对不可以面向正南方，否则会被视为犯大不敬的重罪。

皇帝之座位所以坐北向南，是根据天文地理的原则而来的。实际上根据地球的磁场来说，是有大道理的，和埃及的金字塔一样，为什么一定要背靠北极星来建筑？这都是上古人类的一种奇特的智慧，其中不止是哲学方面，还包括了科学上的道理。

「南面而立」四个字中，还有一个重大问题，研究中国政治思想与制度要注意，上古的皇帝在接受礼拜时，是站着的，然后再坐下。后世皇帝则是坐下来接受礼拜，这很可能是汉初叔孙通创立的，是他替汉高祖建立礼制中的仪礼。上古的皇帝则不同，在这些地方非常民主。

这里还有一个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问题。咸丘蒙说舜登基作皇帝「南面而立」，历代以来，皇帝的座位，一定是坐北向南，皇宫的建筑也一定是坐北向南。在满清被推FAN以前，全国的官府衙门都是坐北向南，但是老百姓的房屋，没有坐正北或朝正南的，一定要稍稍偏一点，或朝南南东，或南南西，绝对不可以面向正南方，否则会被视为犯大不敬的重罪。咸丘蒙问这个问题时，先在前面引述了「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的当时隐士观念，然后说，在舜当了皇帝的时候，尧还是带领了诸侯，向舜这位新皇帝行礼。舜的父亲，也是小国家的元首，这时也和其他的诸侯，在一起站班行礼。但是当舜看到自己的父亲在下面站班时，脸上的表情很难受，有过意不去的样子。据说孔子看了这一段历史记载，曾经感叹说：这个天下危险了，这样不好，危险危险！意思是说，一种良好的文化和风气，这样一来，完全被破坏了。从此以后，人只重地位，只重金钱，所以危险。

咸丘蒙问孟子，历史上的这段话，不知道是不是实在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孟子说：没有这件事。这种话，不是正式的史料，不是有学问修养的人说出来的，是「齐东野人」的话。「齐东野人」是孟子说出来，又经常提到的。由于他自己是邹鲁之人，一方面在齐国居留得较久，对于齐国的民间习俗，了解得很多。所谓「齐东野人」，就是指齐国东边靠海的地带，教育相对落后地方的人。

古今对接班人的不同观念

孟子说，尧老了，一百多岁才把全国的政权移交给舜，而且还没有完全脱手，自己仍然摄政，从旁协助。直到舜有了二十八年的行政经验，「放勋」就是尧，才去世，那时已经一百多岁了。全国的老百姓，因为非常爱戴他，就像死了父母一样的悲痛，三年当中，全国没有举行过音乐演奏。孔子曾经对尧、舜那时的制度，有所感叹说：这体制不大好，上天没有两个太阳，国家的元首只能一个。当时舜既然接了天子位，又带领天下各国诸侯，为尧服三年之丧，尧等于一个太上皇，这看起来，国家相当于有两个元首了。

但这是孔子当时没有想到的，因后世的政体，国家元首有正、副二人，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帝制时的副元首就是太子，所谓的王储。到了民主时代，元首更明定有两个，一正一副。这一点，孔子三千多年前没有想到。不过没关系，孔子还是孔子，圣人就是圣人，这些小地方，不足为孔子之病。

我们注意的是，过去的学者，每认为三代以上，禅让天下是民主；可是我们要知道，民主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简单。假如随便选一个人当国家元首，上台不到三天，可能就亡国了，毫无经验是不行的；搞政治不但要有道德，还要有经验。试看尧对舜，不是尧不肯下来，是因为辛勤培养，小心带领舜二十几年才放心。因为与国家、天下、老百姓的祸福有关，责任太大了。所以不但尧不放心，舜也不放心；后来舜把帝位禅让给大禹，也是一样，先给大禹多年行政上的磨炼。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中，一句话点穿了：「传天下若斯之难也。」上古的道德政治，禅让天下，并不容易，并不是像后世想象的禅让，搭一个高台，两个人爬上去，我把天下交给你，我就走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孔子说的「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在后世小说中，常常引用。这也可以说是我们中国文化中，良好的政治体制精神，所主张的就是统一。在《论语别裁》中，我曾引述一段亲身所经历的事。一位美国哈佛大学的哲学教授来访问我时，曾说对中国文化非常敬仰，他能用中国话背《大学》、《中庸》两书。但是他发现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大学》这部书，只有尊卑上下纵向的伦理观念，没有横向的社会人际关系观念。他举出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纵线，没有社会的横向关系。

我毫不客气地告诉他，那是他对中国文化没有深入了解；至少也是教他中文的老师，没有教好。我告诉他，《大学》中的「齐家」就是社会关系，他听了我这句话愣住了，问道：「齐家」与「社会」有什么关系？我说：这就是你研究中国文化，需要了解的。因为中国过去的家庭，都是以族姓（宗族）为一家人的大家庭，唐朝所标榜的所谓五世同堂或四世同堂等的家庭，对于族姓家庭来说，已经算是小家庭了，以「三代同堂」最为普遍。这种三代同堂的家庭，每代有五六个儿子，兄弟妯娌，加上许多孙子，随随便便一个家庭就是几十个人乃至几百人。拿现在部队的编制来比拟，比一排人还多，再大一点的家庭就是一连人。

在古代还不止是五代同堂，更是聚族而居，宗族连起来，就是后世的祠堂。王家村，李家村，城东何家，水西刘家，其间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宗族在文事方面设有义学，经济方面设有义仓，武事方面设有陈寨、黄堡、邓家楼子，等等。在朱、毛江西革命的时候，有一些这样的村落碉堡，他们硬是无法攻进去。后来被整肃的「左派」文人巴金、万家宝（曹禺）等，所写的小说如《家》、《春》，剧本如《雷雨》、《北京人》，等等，也都是描写大家庭中的阴暗面，这些大家庭就是一个社会。中国齐家的家，并不是结婚以后，离开兄弟姊妹，连两老都丢开的那种西方小家庭的家，而是要齐一个家族的家。家族、宗族就是一个社会，怎么说《大学》之道没有注意到「社会」呢？

他听了以后非常高兴，又问我一个问题：他研究中国历史，也觉得奇怪，例如战国时期、南北朝、五代、元朝，乃至于清朝，都被外族统治过。而西方的国家，如果一经外族统治，则万劫不复，从此完了。只有中国，被外族统治没有关系，而且每经过一次外族统治，反而更加庞大。他问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

我对他说，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但是我告诉你一个道理，这是文化的原因。自从秦汉以后，中国的文化、文字统一了，之后是政治的统一，君王帝制的统一体制。君王政治的好与坏，那是另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但是因为配合了文化、文字的统一，使我们这个国家绵延了几千年，将来也永远不会断绝的。而西方的国家，直到现在，仍然文字不能统一，思想不能统一；所以几千年来，永远有小国存在。但是，也由于许多国家存在，互相竞争，才有今日科学文明的进步。

我们在春秋战国以前，也和现代欧洲、美洲等各洲一样，东一块，西一块，许多小国分据各地。后来因为文字、语言、政治的统一，文化一统，成为一个统一庞大而永不会被征服的国家。虽然现在还保存了许多地方的方言，但是仍然能够相通，因为文字相同，文化一致又统一，所谓「山河一统」，这一观念的作用非常之大。

在这里，孟子提到孔子所讲的「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思想，就是统一。中国文化的「一」非常重要，《易经》的数字，也始于「一」。老子也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这都表明了对「一」观念之重要性。修行的人，也要一念专一，才能定慧成就。

上古的君王与亲属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

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养，养之至也。《诗》曰：‘永言孝思，孝思维则’，此之谓也。《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是为父不得而子也。」

前面说到统一的问题，但有关整个的问题，还没有讲完，所以咸丘蒙紧接着又提出来问：舜当君王以后，尧是退位的君王，在民主政治来说，他可以享受优厚的待遇，但他的身份也等于是平民了，「舜不臣尧」，尧不向舜称臣的道理，我懂了。但是根据中国文化，像《诗经》中所说的：整个天下，没有一寸不是「王土」。

「王土」相近于现在民主时代的公有土地；但在君主时代的公，是王室的公，这个公有的土地，一直到海边为止。但上古没有制海权，当然更没有制空权，所以现代的领陆、领海、领空，在古代往往包含在「领土」一词之内。如现代政治术语中，每说「领土、人民、政权为构成国家的要素」，其中「领土」一词，就包括了领陆、领海与领空。

孟子说，《诗经》的话是有道理的，不过不能用来讨论这个问题。一个人，因为担任了国家的公职，就只有公，没有私，因忙碌于公事而不得养父母，对于孝养父母方面，就不免多少有所缺失。咸丘蒙又说：如果这样讲起来，国家的大事，只让一个人去劳苦，其他的人，不共同负担责任吗？

孟子说：《诗经》的话，虽然是那么说法，但是不能以这个逻辑来做论点的，虽然担任公务，不免于私情稍有点妨碍。所以真懂得文学诗词的，不能只看文字，而忽略了文字所代表的意义；更不能因为文辞的表面，而忽略了他写这首诗的动机与目的。例如平时讲话，有时话的内容并不好，而本意——动机与目的是非常好的。例如父母往往骂孩子：「你不吃饭，我打死你」，这句话的内容非常凶狠，可是他的动机是教育孩子，目的在使孩子获得充分的营养，本意是非常慈爱的。如果将父母这句话，解释为狠毒的父母，那就是以辞害意了。

所以对于诗也是这样，要以我们高度的思想，去推论他的本意，知道他写的动机与目的，才可以了解古代文字的原意了。如《诗经》中《大雅·云汉篇》说：「周余黎民，靡有孑遗。」原意是指周朝统一天下，没有遗漏一个老百姓。换言之，在周朝这一政治体制之下，都是同一国家的人民，没有一个人不是周的人民。如果我们照它表面字义解释，那就变成说周朝没有遗民，都死光了！

实际上周朝是有遗民的。「遗民」这一名词，是孟子首先在这里说出来的，后世也称做「逸民」，逃逸、放逸的意思，也就是隐士之流。例如伯夷、叔齐两个人，就是周之遗民，他们是前朝商纣时代的子民，因为义不食周粟，逃到首阳山里吃野菜，隐居。所以，根据史料来说，周朝绝不像《诗经》上所说的，没有遗民；不但有遗民，而且还不止是伯夷、叔齐两个人。周朝到成王之后，政权建立将近一百年了，还有「殷之顽民」，就是殷商时期留下来顽强不肯投降的人；又如周朝封的宋国，也是殷商之后。

再说，周朝封纣王的叔父箕子于朝鲜，就是现在的韩国，所以韩国的国旗，是取自《易经》，中心一个「太极」，干、坤、坎、离，四卦布于四角。箕子推行的五行八卦文化。影响了韩国的文化发展，他们也就是箕子的后裔。周朝封箕子于朝鲜，也可以说是封殷商的遗民，只是不好意思说放逐，目的是把这些人送得远远的，给他们一个范围，要他们去自谋生活。

所以研究历史就可以发现，孟子到了这里，也没有办法说得很透彻、露骨，他当然懂，可是不好意思多说，就到此为止了，只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他的意思就是，假如相信这两句诗，就会认为周朝没有遗民了；也等于说，这两句诗虽是这样说的，难道周朝就真的没有遗民了吗？诗尽管如此，但文字的记载，不免有点出入，如果望文生义，就更偏差了。

到这里，对于舜是不是一个真孝子的问题，孟子作了一个初步的归结。他说：「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人最大的大孝，是尊敬亲属，而亲属中最亲的是父母，因为人的身体是父母所生。一个孝子，如果连亲情都没有，就根本不可能孝于天下、国家、社会。而尊亲最到家的，「莫大乎以天下养」，一个人当了君王，以天下之大的最高尊荣，来孝养父母，当然可以称为大孝子。因此以天下来养父母，也就是最大的、至高无上的孝养了。正如《诗经》上说的：「永言孝思，孝思维则」，这种孝思，可以作为千秋万世的法则，也就是孝的真实含义。

我们读《孟子》到这里，会有一种感想，假如孟子在我们面前，我们一定会说：孟老夫子，你讲的理由都对，可惜你所讲舜当时所建立的制度，是不是事实，历史上仍找不到记载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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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思过黑鹰 时间: 2026-10-31 20:01

刘邦封的太上皇

我们再看后世，孔孟时代的春秋战国不谈，就在战国以后的秦始皇，并吞了六国，上台以后，先把他自己的假父吕不韦整掉了。汉高祖当了皇帝，并没有先封父亲什么官，对母亲倒蛮尊敬的。他大封天下以后，还是他粗野的那一套平民文化，开口说的就是「三字经」。那时中国的文化，经过秦始皇的一把火，再经过项羽更大的一把火，已把中国的书，几乎烧完了；而原来六国的知识分子，也已几乎死光了。所以从战国末期到汉朝初期，一两百年间，中国文化是荒芜了。

汉高祖平定天下以后，政治、朝仪制度都没有，还是靠叔孙通这个读书人建立起来的；一直到汉武帝的时候，才逐渐将中国文化恢复建立起来。所以，在那段时期，文化的命脉非常危险，几乎要断根了。当然，在此情形之下，仪礼方面所呈现出来的，也很差，所以汉高祖的父亲，住在皇宫之中，不知道自己算是老几，不知如何自处，别人也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这位皇帝的平民父亲。

于是，有人告诉汉高祖的父亲，明天早上皇帝下朝回来的时候，你拿一把扫帚，在皇帝的门口扫地，做清洁夫，就有办法了。汉高祖的父亲，就采纳了这个意见，第二天照做，汉高祖一看见就急了，问道：你老人家怎么在这里扫地？他父亲说：你是皇帝，我是老百姓，在你宫里不扫地干什么？汉高祖可真急了，可是皇帝的爸爸该是什么官位，历史上又找不到先例；想了半天，于是封他父亲为太上皇，也是中国的第一位太上皇。以后历代帝王，都沿用了这个制度。

中国文化中关于家庭、家族、政府、朝廷之间相互关系的制度，几乎只有满清这个朝代，吸取其精华，建立了更完整的制度。尤其是最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把孔孟在这方面的思想与精神，发挥到了极致。例如乾隆也当过太上皇，而把历史上几千年来宫廷的毛病，都革除掉了。但是也产生了一个最大的毛病，那就是「以天下养」，造成家庭的尊亲之义，超过一切。上朝的时候，皇帝至上，皇太后乃至太上皇，不能干涉政治；可是下朝以后，要到后宫去向父母跪拜请安。一进内廷门，皇帝的权威完全没有了，如果太上皇或皇太后一声叱喝：「跪下」，皇帝就得口称「儿臣」跪下去，太上皇或皇太后也可以用拐杖打他；可是出了内廷，则谁也不能动他一根毫毛。

仔细研究清朝的这些制度，可以说集古今良法的大成，坏处并不多；但是因为强调了尊亲之义，家庭权威之高，演变成为末期的皇太后干政。这种尊亲的孝养，也就是根据孟老夫子这几段文字发展出来的。究竟上古时，大舜的父亲是不是《孟子》中所说的那样，我们无从知道。在历史记载上，并没有这种资料，不知道孟老夫子读了什么「秘籍」，然后他又没有传下来，所以只有他知道。

最后他引用《书经·大禹谟篇》上的话做结论说，舜上朝的时候，诸侯都站在那里，诚恳又恭敬，并有一点畏惧感的行礼。瞽瞍也在那里，和大家一起行礼，但是态度很自然。依据《书经》的这项记载，所以说「父不得而子」，虽然舜是瞽瞍的儿子，但既已当了国家的君王，他就代表国家，在处理公务，代表国家精神的时候，即使是父亲，也不可加上私情，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儿子，我就可以马虎一点。

在这个地方，就看到中国帝制的一种优良精神，公与私分得清清楚楚。想到我的一个同乡，在中华民国的几十年历史中，他也是相当有名的；可是家乡的人说他不孝，因为他常常连父亲的信都不回。后来经过求证，发现他并不是不孝，而是乡人们误解了他。因为他父亲常常写信为别人讲情，或推荐人做官，他虽写信给父亲，说用人是为国家用人，不是为家乡用人，请父亲不要再推荐人了。可是父亲常因情面难却，或者不懂其中道理，仍常写信介绍，于是他只好把信搁置不回。家乡的人便说，连父亲的信都不回，真不孝，就这样骂起他来了。

由这一件现代的小事，也就知道古书上所记载的，古代公私分明的严肃精神。关于尧舜的问题还没有完，下面万章又提问题：

上天创立了公天下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

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

「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

曰：「天与之。」

「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

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曰：「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大夫能荐人于诸侯，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上古的时候，尧、舜、禹这三代，是帝位禅让的公天下，禹之后，由儿子启接位，变成了家天下。中国政治制度的家天下，是夏禹的儿子启开始的，现在这一段是讨论公天下与家天下的问题。万章说：听说，尧把天下政权交给了舜，有这回事吗？孟子说：不是这个道理。万章进一步问：舜本来是一个平民，后来却当了天子，这又是谁给他的？孟子说：那是天意也。

万章又说：既然是天意，难道老天爷下了命令，或者当面告诉他的吗？这两师生之间辩论，针锋相对，也很尖锐的。孟子说：不是这个道理，老天爷并不会说话，只是在人事上表示出来而已。万章又追根究底地问：你说上天是以人事来表示，那上天又是怎样表示的呢？这个万章也很会问，徒弟打师父，一拳又一拳打出来，硬把师父逼向角落去了。

孟子说：天子可以推荐下一任的人给上天知道，但是不能要求上天一定把天下给自己所推荐的人。注意！这是圣人的话，一般人祭拜时，往往祷告说：菩萨！你一定要给我父亲和我儿子福报。菩萨啊上帝啊都是上天的一个抽象的代号，像这样的祷告，就是求私情了；上天是公平的，是不讲私情的。所以可以为人祷告，不可以要求，你的要求上天是不听的。在佛教道教及各宗教里，也只能替父母忏罪，只有祈愿，把自己的愿望，祷告给上天知道，不做要求。如果上天听我的要求，那这上天也太重私情了，也就不该叫做天了。

孟子又继续引申到人事上来说，例如诸侯可以向天子推荐人，大夫可以向诸侯推荐人，但同样的道理，不可硬要求天子、诸侯给某人当诸侯或大夫。孟子以上下三个阶层，来阐述一个道理，这就是言语文字逻辑的技巧，从三个不同的层次，来说明公天下的意义，而堆积排列起来，就显得整齐、严肃，而且强调了语气。

他申述了一番理论，又回到尧舜的本题说：以前尧自己考察了舜，的确够资格作继承人，才向上天推荐，上天也接受了。他又交给舜许多事情去做，看他做事对不对，成绩好不好，各级诸侯及社会上老百姓都认为舜做得对，而接受了他。换句话说，「天听自我民听，天心即民心」，人民接受了他，也就是天意给他。

年轻人读《孟子》读到这里，觉得「天呀天」的，啰啰唆唆，干脆说全国的人都同意他，是民主的政治，这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要「天呀天」的而不说人？实际上都是人；为什么不像现代的说法，讲是民主的？其实，孟子这里所讲的，等于现代政治哲学所标榜的最高的民主精神，但不是美国式的民主，也不是现代世界各国所实行的各式各样的民主政体；这只近似西方民主理想、政治哲学最高的精神，但大不相同。

孟子这里所说，人心就是天心，这是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民主，绝对不能有私心，绝对不能凭个人的好恶做抉择，其中包含有宗教性的信仰，哲学性的理念，由形而下而通至形而上的内义。现代世界各国的民主，只是属于形而下的，是由人类社会的观点而设想的；但孟子这里所讲的这种精神，可以说是形而上与形而下贯通的。

在《孟子·梁惠王下》，可以看到，「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这类话的意思是说，群众的看法，有时候是盲目的或情感化的，不是理性的。在《论语》中，孔子也有类似的话，而现代欧美式的民主，则是情感化的。一个国家的成败，付托在这种情感化的民主政治上，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孟子始终不提「民主」这类名词，而是在那里「天呀！天呀！」的，叫了半天的「天」。

人神合一

曰：「敢问：‘荐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如何？」

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

现在我们看孟子怎么讲「天」。

万章也和我们一样，打蛇随棍上，一直追问下去。他说：「敢问荐之于天而天受之」，老师你说尧把舜推荐给上天，然后又推荐给老百姓，究竟是怎么个推荐法？你说了半天，都还是理论嘛！有什么具体的事实？孟子说：尧教舜去祭天，一切鬼神都来享受。

这件事，史料上找不到，是孟子在这里这么说的。从前中国人清明祭祖，现在台湾的拜拜，也保持这种风俗，是以一桌酒席，摆在祭祖的香案前。有的说，小孩子可以看见，有祖先或什么鬼神来了，穿什么衣服，什么鞋子。在大陆，长辈过世，举行家祭时，上完了酒、菜、牲、汤、饭、茶这些供品，要「止乐」，停止音乐；「灭明」，把孝堂的灯烛熄灭；「合帏」，把孝堂的帷幕放下来，整个孝堂也许有百把人，都鸦雀无声，静肃到绣花针落地可闻。大约持续五六分钟，于是奏《蓼莪》三章之乐，这是《诗经·小雅篇·小旻之什章》中，孝子痛不终养的诗。要用笙、笛、箫等管乐器演奏二三十分钟，然后才复明、启帏、奏哀乐、举哀、视馔。接着全体孝子、孝媳、孝孙们，穿了孝服，手拈浸了油的红纸煤，点了火，哭哭啼啼，去看那些食物，死者来吃过没有，吃了多少。据说，有时也会少了一片鸡，半块肉，或者移动过的样子。至于是不是老鼠、蟑螂乘寂静时来偷吃，就不得而知了。但在孝子们的心目中，这就是「享」。

由此而知，中国古代的祭祀，是有非常浓厚的宗教色彩，但与西方的宗教祭祀不同。西方的宗教政治是绝对的，只有神，没有人；中国的古代政治，只是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神与人合一了。研究东西方文化，对于这一点，千万要了解清楚。几十年来有些人写中国哲学史、政治史，往往在这些关键地方，说不清楚，认为中国古代的祭祀或神教政治，都是迷信观念，其实这都是没有透彻研究而下的断语。

祀，也是宗教，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都是由先民的宗教思想而来，但是各有不同之处。远的且不去说，只看在台湾高山上的少数民族同胞，泰雅族也好，阿美族也好，排湾族也好，曹族也好，对于他们的始祖，都各有一个宗教式的神话。中国则有盘古氏开天辟地之说，西方民族，也有类似的说法。所以研究中国上古史，另有一套，孟子这里所说的「百神享之」，就是在祭祀上得到了感应，这也就是「天受之」的用意。

得民心则得天下

孟子说：尧教舜办事，他办得非常好，百姓都能够「安之」。这个「安」字，是非常难办到的。看中国书，研究中国的思想，与西方政治哲学的主张与思想，两相比较的结果，发现中国人说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和「安居乐业」两句话十二个字，就把西方人所有的政治主张、政治思想说尽了。无论什么政治主张、政治制度，做到了这两句话所说的境界，就做对了。相反，若人人都能过安定的生活，做到安居乐业，哪一个主义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所以人人安居而不受任何的扰乱，这就太难；但任何一种主义都很难达到使人安居乐业的目的。人人能够乐业也很难，所谓做一行，怨一行，为什么会怨？除了主观的心理因素外，更多的是宏观的社会原因所造成。

中国的民族性，只求自己能够安居、乐业，谁来管我都好。但是，几千年来，中国老百姓能安居乐业的时代，实在太短暂，太少了。

我们常常在神庙中看到「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八个字，看来好像很迷信，事实上，这两句话包括了四件事，每一件都很难做到。没有风灾，没有水灾，年年气候都很好，没有天灾人祸，国家太平，老百姓个个安居乐业，若要达到这个境界，是多么的难。为了希望努力达到这八个字的目标，因此又产生了四个字「替天行道」。这是中国文化中的政治哲学，任何一个朝代，都需要做到「替天行道」。行什么道？爱全民，真正的仁孝，这就是天之道，替天所行的是这个道。

所以孟子说：舜因为做到了「百姓安之」，就证明全民接受了他，这可以说是上天给了他天下，也可以说是全民给了他天下，并不是尧私相授受，因为看中了自己的女婿，便私底下把江山送给女婿。舜在没有接位以前，辅助尧管理全国的政事，已有二十八年的行政经验了，这是一般人办不到的。

有人或者会认为，一个人当二十八年宰相，非常简单，没有什么了不起，哪有当不下来的？其实，这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事，还真难做。难在上面有错误，全要自己承担；自己做得好，功劳又要归于上面，而好处是全国老百姓的。任劳已经很难了，上面有过错，下面也有过错，都要自己去承当；任怨更难，上下的埋怨，也集中到自己的身上来，而且自己不能有怨。这是非常难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所以我们不妨把三千年来，历朝的宰相统计一下，其中最好的宰相，做了多少年，当时国家的政治又如何。如此一来，就会知道孟子赞叹「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的道理。

平日读书，像读到这样一句，然后再去联想、观察历史上的事迹，才能把这句经书读通，才能「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可以「意逆志」而有所得了。不然的话，看了这种书，就觉得没有多大道理，甚至还会认为，如果自己能当二十八年宰相，那可是高兴死了。

《易经》也讲到这个道理，以干卦代表国家元首，以坤卦代表相；坤主顺，而顺是最难的。所谓顺，并不是只接受上面的意见，而是要上下平顺，下情要上达，上面的主意，要向下贯彻，才是完整的顺。所以孟子极力赞叹舜，认为他是非常难得的。

他又说「尧崩」，舜率领全国，服了三年的丧。中国文化，身份不同的人过世，各有不同的名词来表明。皇帝死了为「崩」，皇后或诸侯死为「薨」，其余「沮」、「死」、「夭」、「逝」、「捐馆」，等等，都有差别的，这是中国礼仪。不像西方人，伯母、姨妈、舅妈都是一个称呼，统统一样。中国则要分得清清楚楚，有一定的称谓，也各有一定的礼仪，丝毫不得混淆。

舜服丧三年后，并没有宣布哪一天就皇帝位，并且迁到远远的河川南岸去，希望尧的儿子丹朱，能够继承天下。舜自己避嫌走开了，认为自己不能以女婿的身份，篡丈人的天下，把内弟压下去，可是尧的儿子丹朱不肖，不肖并不是坏，肖是像的意思，不肖是不像他父亲那么好，并不是不孝。所以尧发明了围棋，用来教育儿子，可见丹朱这个人，心念不定，喜欢到处乱跑，只好教他下围棋，希望他可以安静下来修心养性。像现在这个社会，有些人说「不做无益之事，何以遣此有涯之身」，丹朱也就是这个情形。

舜虽然避开了尧的儿子，迁到南河之南去了，但是全天下还是归心于舜。一般诸侯，仍然向舜报告事情，不到尧的儿子那里去报告；有诤讼的也到舜这里来，不到尧的儿子那里去诉讼。天下都歌颂赞叹舜好，没有人去歌颂丹朱。舜只好接位了。所以孟子说，这是上天给的，不是尧与舜个人之间私相授受的。后世皇帝登基上台，每用「天与人为」四个字，就是从这里来的。

假如，尧死了以后，舜就践天子位，立即住到尧的宫中去，把尧的儿子逼走，那算是篡位，不是上天给他的了。孟子借《泰誓》的话「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来对万章说，上天怎样去看、去听呢？是从全国人民身上去看去听，既然「天与之，人与之」，全国人都拥护，这也就是天命所归了。

夏禹为何不禅让

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

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
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

孟子这个学生万章很厉害，他和老师辩论尧舜禅让的问题，大概不大好意思再辩论下去了，看来他心里似乎还没有折服，所以又扯到另一个问题上去，提出来问孟子。

他说：老师你说的，上古时代，尧禅让给舜，舜又禅让给禹；尧、舜、禹三代是公天下，是三位贤君。可是我听说到了禹的时代，道德就已经衰落了，公天下变成了私天下，所以禹不把天下传给贤人，而传给自己的儿子。有这个事吗？

孟子说：不！不是这样的。上天要给贤人，就给贤人；要给他的儿子，就给他的儿子。私心并不一定就是不对的，难道只许别人的儿子贤，不许自己的儿子贤吗？遇到自己的儿子也是贤人，那也只有给自己的儿子了，也就是给贤者。这里可以看到，为什么后世的人会说孟子好辩，如果在现代，他当辩护律师的确很好。

孟子继续说：「昔者，舜荐禹于天」，禹跟着舜作了首相，有十七年的行政经验，而且又把中国尧舜时代患了几十年的大水灾，治理好变成大水利。舜死了以后，禹也守三年之丧，一切都依照舜以前的规矩，并且为了避舜的儿子，而迁移到阳城——山西一带去。可是民间的情形，还是和尧死后一样，都不跟从舜的儿子，而跟禹，这也是历史的事实。「禹荐益于天」，伯益这个人，也是作了七年的辅相，禹死了，也是三年之丧，这一套都是跟以前一样，照古代的礼节，伯益也避开了禹的儿子，迁到箕山的北面去。但是老百姓并不跟他走，而是跟从禹的儿子启。这就没有办法了，因此形成后世帝位传给儿子的风气。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继世而有天下，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犹益之于夏、伊尹之于殷也。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

尧的儿子丹朱是不肖之子，大舜的儿子也是不肖，不像他父亲那么好。舜帮助尧治天下，禹帮助舜治天下，都有二十几年，将近三十年，相当于一世的长久时间，也是半生岁月的行政经验。对下面而言，老百姓因他施政而得的恩惠太多了；对上面而言，跟天子所学的经验，也太多了。这种经历，得来实在不易，对于上下之间，不同意见相互交错的调和，历经三十年的磨炼，顽铁也成了精钢。

「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禹的儿子启，本身很贤，能够敬一切的人，敬一切的事，承继禹的道统，秉承他父亲治国治事的精神。关于启的记载，古代另有一种标点法，就是「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

伯益是大禹选择继承天下者中的一人，伯益虽帮忙禹治天下，但历练少，行政经验只有七年，尤其古代交通不便，老百姓真正接近他、受过他恩泽的，时间上还不够。所以用舜、禹、伯益三个人历史上的纪录来研究，就知道与时间、行政经验有关系，时间加上行政经验，差别就很大了。

这也说明了，做人做事非常重视经验，经验就是修养，也是学问。经验多了，成功已有一半；如年轻人有冲劲，但没有老年人的经验，成功的成分只有三分之一。如果因一股冲劲而成功的，那是天命，非人事也。年轻人的冲劲和老年人的经验，能配合上了，那就非成大功、立大业不可。至于他们的儿子，贤或不肖，孟子说「皆天也」，这是天命，所以三分人事，七分天命，不是人力所能全部做到的。

孟子又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什么是天？不可思议，讲不出来的，可是确实有这样一种作用，等于佛家说的「业」、「因缘」。缘又是什么？讲不出道理，不可思议！这就是天；什么是命？莫名其妙就撞上了。有的人，笨蛋一个，可是他发了财，他并没有什么本事，什么理由呢？只好归诸命。例如许多年轻人，生来祖宗父母就有许多家财遗留给他，而他的学问经历人品都不及他人，这就是命，孟子解释到这里，只好向天与命投降了。

孟子精彩的道理来了，他接着说：「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一个平民老百姓，没有背景，没有关系，只凭个人的努力奋斗能得到财富、权力，而拥有天下的，他本身的行为道德与功业，必须达到和舜、禹那样的高，并且具备了学问、能力等等。仅仅如此，仍是不行，另外还要有个助力，因为牡丹虽好，尚须绿叶扶持。这也如我在《论语别裁》中提出的，李斯的老鼠哲学，像谷仓中的老鼠，因有所依恃，才能壮大自己。

所以孟子在这里说，一个人纵然有才具、学问、能力、道德，而没有依靠，还是不成的。像孔子，才具好，学问好，能力好，道德好，可是他只能教书，不能有天下，因为没有得到建功立业的机会。

继承家业的一代

孟子说，关于「继世而有天下」的人，等于上代做好的一锅饭，下代一下子就把整锅饭端了去，由他独自享用了。那些太子们，就是吃这种饭的人，汉高祖的儿子、孙子，都是如此，把汉高祖煮好的饭，端来吃就是了，这是为「天之所废」的。因为吃现成饭长大的人，往往成为失败的祖宗，就像桀、纣一样。

所以为人父母者，不能给孩子们太多享受，孩子们太享受了，就等于「继世而有天下，天之所废」。实际上不是「天之所废」，而是父母害了自己的子女，所以父母必须要培养孩子自立，扶助他站起来。

所以孟子说，像桀、纣这两个坏的，都是因「继世而有天下」，为「天之所废」。也因此，大禹推荐的伯益，不能有天下；伊尹、周公都不能有天下，只有辅助汤和武王来治天下，自己不登上最高的位置。这也就是说，一个人要认清自己的立场。

几年前，有些大学生来向我抱怨，如何不满现实，我告诉他们说，连米长在哪一棵树上，你们都不知道，还在这里不满这样，不满那样，假如把国家交给你们治理，结果不出三个月，只有两个字——亡国。自己一点人生经验也没有，在那里乱想乱批评，毫无用处，也毫无道理。治国不是简单的事，自己在社会上规规矩矩做人，能站起来都不容易，何况为社会、国家、天下办事，更不是简单的了。

年轻朋友们自己要反省一下，你为朋友办事办好没有？办得完全美好的有几件？三五同学在一起时，做到真正和睦、精诚团结没有？三五个人的团结都做不到，两人在一起甚至吵上三天，还想治理社会、国家、天下，真是谈何容易！所以高明的人，先要自知，然后才能知人。老子更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了解别人，还比较容易做到；世界上明白自己的人绝对不容易找到。了解自己的人，才算是明白人，那就开悟了，开悟也就是了解自己，认识自己本来面目。伯益、伊尹、周公包括孔子，「不有天下」，就是有自知之明，知道还缺少老天一半的助力，所以这个天下不能拿。

孟子继续说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的历史故事。伊尹被后世的史学家推举为中国第一个贤相，实际上，第一个贤相应该是舜，第二个是禹，第三个是伯益。如果说没有做皇帝机缘的贤相，那伊尹算是第一个了。伊尹不但是贤相、名相，也可以说是圣相。

「伊尹相汤」，所谓「汤武革命」，伊尹相汤革命，汤拥有了天下，汤死以后，他的第一个儿子太丁，未立就死了；由太丁的弟弟外丙接位，但是在位只有两年，又死了。再由太丁的另一个弟弟仲壬接位，只有四年，也死了。最后由太丁的儿子太甲上台，都由伊尹为辅相，他这时已经是五朝老臣，这些继帝位的君王们都是他教育大的。他可以像对孩子一样责骂他们的，所有大权都在他手里。可是到了汤的孙子太甲上台以后，这位「继世而有天下」的皇帝，把祖宗好的政治成规风气，一概破坏了。伊尹就召集诸侯，政府高级干部，废了这个年轻不懂事的太甲，以现代民主政治的名词而言，就是实行了罢免权，把太甲罢免了。

在罢免太甲以后，伊尹年高德劭，是五朝元老重臣，行政经验丰富，而且大权在握，如果他自己坐上君王的位置去，那并不困难的。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只是把太甲，送到埋葬他祖父汤的桐山去，软禁起来，让他面对着祖父的庐墓去反省。这样反省了三年，太甲在那里「自怨自艾」，这种滋味是很不好受的，正如李后主的词中所描写的：「一行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一个人关在那里，连一个鬼都不来看他。尤其当过君王的人，一旦落到这个地步，其寂寞凄凉，更比平常人多了不止十倍，充其量物质生活比常人好一点而已。他在这三年之中悔过，在学问、修养上做工夫，完全接受伊尹对他的教育。

伊尹的伟大就在此，有现成的君王不当，却是尽力地保护、教育太甲，等太甲改过以后，学问、修养都有了成就，还是把太甲迎回到首都来就位，天下还是你家的，这就是伊尹！所以成为千古的贤相。做这种贤相，比做贤君还更难，因为把太甲放到桐山去的时候，自己能对天子的尊荣权力不动心，这是很难很难的。

周公与姜太公辅助武王，统一了天下，武王死了，武王的弟弟周公，又辅助侄子成王上台即位。成王当时年轻，不听话，周公于是发明了象棋，教导成王。但是整天下棋也没有用，后来还是把他暂时废了，自己摄政。这一下不得了，全国都传出谣言，说周公要篡位。实际上，周公也是文王的儿子，在后世兄终弟及的习惯下，哥哥死了，弟弟即位是可以的。可是在那个时代，则是严重的问题，因为宗法社会的制度，是立长子，传给长房的。在周公摄政三年期间，谤书满箧，全国反对他的文书很多。他的另一个兄弟，封到蔡地的，甚至起兵要反对他，这一切他都容忍了。几年以后，成王教育好了，他又把成王接回来就位，自己不再摄政。所以白居易有四句诗说：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

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许多人死得太早，死的不是时候，往往把一生的冤枉带进棺材里了，可见做人处世之难。所以孟子说，「周公之不有天下」，和伯益辅助大禹的儿子、伊尹之辅助殷朝商汤的孙子太甲，是一样的。孔子说，尧舜禅让是公天下，夏后、商汤、周文王继世以有天下。代代相承的天下，有公天下有私天下，但精神是一样的。中国文化的政治哲学，不管是公天下也好，民主政制也好，帝制的私天下也好，只要是造福天下的，造福国民的，就是对的政治，否则就是不对，这就是中国文化政治哲学的最高精神。

孟子所说的君道，始终围绕在尧舜身上打转，到禹为止，禹以后的君道，他不提了。这是为什么？道理在哪里？在当时许多人不了解，后世许多人也没有太注意，自认直承孔孟道统的宋儒也未必真的了解。宋人有不同意孟子的，像前面所说的两句诗：「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

在孟子当时，周朝已到危亡的时候，周天子做得很失体统，天下只有六国争雄，周天子的地位，已不被诸侯所尊重，甚至他本身还不如现代的里长。我们有句成语「债台高筑」，就是孟子当时的周赧王做出来的事，负债太多了，无钱可还，有人来讨债，便搭一座很高的台，自己爬上去，使债权人无法也不敢爬上去讨债。一个中央政府的天子，到了这个地步，比清朝末年的宣统皇帝更不如了，如何能够统一天下呢？

在这种情形下，还要孟子去尊王，去秉春秋大义，教各国诸侯去保持周朝文化，那比诸葛亮辅佐阿斗还难。历史已经到了该演变的时候了，孟子不好意思提倡革命，只有特别强调尧舜的公天下。他已经知道姬周王朝气数已尽，无可挽回了，这个是关键。孟子只以天下、国家、民族文化为中心，不以周朝是否能继续政权为中心，所以他提倡公天下。反正都是中国人，哪一位高明哪一位上去，不要再打了，已经打了三四百年，天下的老百姓，已经受不了啦！

孟子力赞尧舜的道理即在此，不会有错。几千年以来，大家对孟子的这些言论，骂的骂，讪笑的讪笑，可是对于这种言论的关键，及孟子内心的思想所在，都没有了解，也指不出来；现在，我们可以说得明白了。孟子所作的这些论辩，可以说把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了，就是不好意思把内心的话直截了当地讲出来。君道者，如此而已矣！他认为，无论诸侯也好，平民也好，只要能够起来，使国家天下太平，他都赞成。孟子是忧国忧民的，如果他晚生一百多年，生在汉高祖的时代，他一定又会感叹，生的时代不好，遇到刘邦这样一个老粗了。

前面所说的，都在中国文化中君道为主的范围，从这里开始，则说到臣道与友道的道理。这里首先讨论的，是中国第一位贤相——伊尹的问题。

臣道的标准人物

万章问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有诸？」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汤使人以币聘之，嚣嚣然曰：‘我何以汤之聘币为哉！我岂若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哉！’汤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吾岂若于吾身亲见之哉？

万章又问老师说：根据历史以及一般人的传说，商汤时代著名的首相伊尹，最初只是一个平民，没有办法接近高高在上的君王，便以做得一手好菜的厨师名声，乘机接近商汤的。由此看来，汤似乎是现代人所谓的「美食家」；汤与他先谈烹调术，再谈到其他，发现他有大才，因此请他为辅相，是不是有这回事？

这是一个历史的传言，根据《史记》以及其他历史的记载，多半是这样说的。不过司马迁的《史记》中所述，又略有不同。据《史记》的记载，伊尹在未得志时，想有所作为，可是没人赏识，他便投奔到有莘国一位诸侯那里做事。这位诸侯的女儿，嫁给汤为妃子，古代一个诸侯的女儿嫁给天子时，还要带一些男女佣人，视为妆奁的一部分。当时伊尹就想办法，列身为男佣人，随着陪嫁过去。像这种以人口为财产的风俗，在几十年前人口稀少的边疆，仍然保持着，富贵人家的仆人、家僮、丫鬟等，是可以买卖的。因此伊尹以菜做得好，得汤的赏识而接近了汤。

历史上有两位名相的出身，成为疑案。其中一个是伊尹，另一个是傅说（音悦），也是商朝人，是商代中兴之君武丁的贤相，据说是以做泥瓦工出身而获得武丁的欣赏。本来英雄不论出身低，如果认真讨论起英雄的身世来，许多名帝王贤相的身世，也都是不可以深究的。可是，人的心理是很奇怪的，当一个人一旦有了声望、地位或财富，就会成为大家挖根挖底谈论的目标、攻讦的目标，甚至把此人祖宗八代、九代、十九代的事情，都挖出来谈。相反的，一个无钱、无地位、无名气的人，即使倒毙在路上，也无人去查他的身份。这在现代新闻学上，谓之「新闻性」，前者放一个屁也有新闻性，后者路倒而死，也无新闻性，这真是人性的一大讽刺。

我们了解了这些人生哲学的道理，再来看历史，两千年前的人，也和现代一样，万章也是如此咋咋呼呼地问起来了。他对孟子提出这个问题，好像是在说：伊尹当宰相的来路，也不是最清高的啊！他是用好厨艺的关系，才得向商汤靠拢的，是钻营而得宰相的，请问夫子，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呢？

孟子说：不！不是这样的。伊尹当时是在有莘国的乡下种田，「而乐尧舜之道」，他乐于实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纵然有人给他很高的地位，很高的薪俸，再给他一千辆四匹马拉的豪华大马车，甚至把天下所有的都给他，但如果属于非法的、不合理的，他连看也不看一眼，是毫不加考虑的。不但如此，凡是不合理、不合法的事，他不会送人一个铜板，也不会收人一枚钱。

所以汤当时发现伊尹是一个大圣人，要请他出来，带了货币请他，这代表了当时的一种礼貌。现在的货币是钞票、银元、铜板、镍币及金币等；古代的货币，有贝、帛。所以有人说朋友的「朋」字，就是由「贝」字而来。

说到货币，古代以贝壳为货币，在外面交朋友需要钱，将两串贝挂在身上，就代表了朋友的「朋」字。后世用帛又发展用黄金，如汉朝皇帝的赏赐，动辄黄金五十镒，现代看来很多，不过，现代有人考据说，汉代用的黄金，大部分为自然铜。例如唐朝法律有「赎铜」的规定，在某种条件下，死刑可以拿一百二十斤铜来赎罪，显见汉唐之时所谓「金」乃指铜而言。南北朝以后，货币也有用绢（布匹）的，皇帝赏赐大臣，常是「赐绢若干匹」的。至于钞票则是自宋代开始，到元朝已流行了。宋元之间还流行使用一种类似支票性质的东西，叫做「飞钱」。这些问题，如果要详细研究，可找「中国货币史」之类书籍来参考，《古今图书集成》都有收集的资料，这里只不过顺便一提。

伊尹是个厨师吗

孟子接着说：「汤使人以币聘之」，伊尹看见汤派人带了很多钱去请他，便大声地呵斥起来：钱又怎么样？皇帝又怎么样？你们想用大量的货币来诱惑我吗？我不干！我难道是为了金钱吗？我在这里种田，也是实行传统文化尧舜的精神啊。所以伊尹名利都不要，硬软都不吃。

汤接连三次派人去请他，伊尹都不去，后来他自己头脑转过来了，这样不出来是不对的，是自己错了。等于学佛的人，修小乘道的人，要到高山上人迹罕到之处，搭一个茅棚，万事不管独自清净潜修；而大乘道的人则要入世做事。伊尹本来想，就这样种种田，当一个隐士，行古道，保留中国文化。但细想之下，还不如入世做事，帮助汤成为一个圣君，为天下做一番事业，对老百姓也都有利。与其只想实行中国文化的古道，只想天下太平，不如自己将这理想付诸实施，于是他观念转变了，答应出来做事。

这些都是孟子所说的，有关伊尹出来当宰相的情形，与一般历史的记载，都有出入的地方。但是孟子是根据什么资料来说的，就不得而知了。

历史上是说伊尹「负鼎以要（邀）汤」，就是带锅子去见汤；另一人叫傅说，「傅说版筑」，就是泥水匠。这种版筑的古老建屋方法，几十年前还在使用。前几年，在台湾的山区乡村中，也偶然可以看到。这种土墙房子，和现代的预铸混凝土建筑方法差不多，在地下的墙基开始，用两块木板固定如一木箱，高约一尺到一尺半，厚约一寸，长约五尺，将黏土、稻草或苎麻或猪毛和匀，倒入木箱中，洒以少许的水，用木杵像在臼中桩米一般，用力桩打至泥土完全结实。然后将两块木板卸下，一截墙就筑好了。再以这截墙为基底，又将那箱形的筑版架上去，再筑更高的一截。如此一截一截筑上去，到需要的高度，再架梁盖瓦，便成一栋土墙房屋。这种土墙房屋，如果不被洪水浸泡，外面涂上石灰，可保持百余年左右，经济而实惠。有的墙中加以浸过桐油的粗大青竹，功效有如钢筋，连台风、地震也奈何它不得，这就是版筑。

我们看到，孟子的学生在这里提出问题，对于伊尹负鼎要（邀）汤，为了出来做事而不择手段的行为，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是被知识分子轻视的，认为他们的出处有问题。

这种出处的问题，现代的青年不大注意了，以前的读书人则非常重视、注意而研究的。我们认为孟子的观点是对的，虽然历史上说「伊尹负鼎要汤」，说他背了一个煮菜的锅而成为宰辅，但孟子说他「耕于有莘之野」，说他实际上原本不想出来，志在当一个隐士。

为什么说他负鼎？鼎不就是古代的锅吗？这一点，连司马迁都无法考据，只好人云亦云，说他是做菜的；所以这里万章也说「以割烹要汤」，说他是拿菜刀锅铲的。其实负鼎是指他自己只有一口破锅，种种田，当隐士，在一个茅草棚中，守着这口破锅不肯出来。我们研究唐宋以后当隐士的情形就知道了。在禅宗的记载中，有些大禅师的折足铛，就是悟了道的人，住到深山里所用的三脚锅。那个锅断了一只脚，要垫上一块砖头，下面才能生火煮饭。傅说的版筑也是一样，自己筑一间土墙房子，上面盖上茅草，在那里当隐士。

再说负鼎，意思并不是做菜的，而且在古代，一个做菜的厨师，是不可能跟君王见面的，尤其是后代的皇帝，更不可能。御厨把菜做好，经过十几道转手，最后到了服侍皇帝吃饭的妃子或太监手上，还要马上用银筷子试一下有没有毒。所以厨师是不可能见到皇帝的。所谓「负鼎」一词，这个「负」，是负气，自负才能之负，不是真的背在背上的意思，负鼎就是描写伊尹守着一口破锅，始终不肯出山做事。后来，因为汤再三恳切地请他，他自己也想到应该出来，才答应出来，所以形容他是负鼎而出山。这是我的看法。所以孟子这里，说伊尹改变主意的理由，是一个重点。我们要注意，万章为什么会突然提起伊尹「割烹要汤」的问题？很可能万章在外面听到马路新闻，大家正在批评，这个时代如此纷乱，孟子有这样好的学问，为什么不出来做一点事？甚至要求万章，以学生的身份，去说动他的老师出来。所以他冒冒失失地到老师这里，企图说动孟子。可是万章又很会说话，没有直截了当地说：老师你就出来做官吧！因为孟子喜欢讲中国文化，他就转弯抹角的，把中国文化中，第一位贤相伊尹有关的这一段传说，一下子给提了出来，做一个试探，以免挨骂。如果孟子责备起来，他可以推说研究历史，如果孟子透露了愿出山的意思，他也可以乘机进言。

其实孟子早已知道万章提这个问题的本意，所以他说到这里，仍借伊尹之口说：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未闻以割烹也。《伊训》曰：‘天诛，造攻自牧宫，朕载自亳。’」

孟子说上天生这些人，是要已经悟了的人，去教化未悟的人；我总算在人类中有点头脑，算是悟了的，我也承认我是一个先觉，也想教化别人，这个责任在我，我也不逃避这个责任。但是负这个责任，不一定要出来从政啊！传播文化种子，一样可以挑起这个责任呀！

这些话，都和禅宗的歇后语一样，前面说一个话头，后面的话是给听话的人自己去参悟，「非予觉之而谁也」，如果不由我去教化由谁去教化？这是话头，下面的话，就要万章去参了。

孟子又说：伊尹后来答应汤的要求出来，是他觉得对民族、国家、社会、人类有责任。看到天下的人，没有得到尧舜那样清明的政治，安居乐业的惠泽，就好像是自己把这些人，推到污水里一样，是自己的责任，所以，古代真有圣贤之心的知识分子，自然就挑起这个担子来，以自己的知识、学问，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因此他答应出来，并要汤出兵，推FAN了夏桀，而救民于水火之中。

孟子结论说：不管过去的历史，现在的情形，乃至于未来的发展，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人自己出身行为不正，却能够去纠正别人的。

从孟子这句话，我们会有很多感想。历史上许多英雄人物，在他们刚起来的时候，都有点乱七八糟，不正，而后来都成了英雄人物。但是，历史也是最明显的因果纪录，怎样得天下的，就怎样失天下；怎样站起来的，后代也一定怎样倒下去，这是千古不易的法则。历史上以不择手段而得天下，成功事业的，把时间一拉长来看，最后的因果，也是毫厘不差。我经常举的例子，满人以趁机顺手入关，孤儿寡妇，到中国来统治了三百年，最后撤走时，还是孤儿寡妇退回关外，岂不是毫厘不差！明朝、元朝、宋朝、唐朝，一路上去，都是如此。所以一个正人君子，不管是个人的事业，或者国家、社会、天下大事，出处一定要正，头正身才正。

所以孟子说：自己弯弯曲曲，耍歪手段出来，而想使别人正直，这是做不到的。更何况，如果是以卑贱可耻的行为而成功的，那伊尹怎么可能成就圣君贤相之功？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基于历史因果的定律，孟子有关伊尹的话，应该是正确的；他这两句话，说明了万章所说「伊尹以割烹要汤」是不可能的。孟子并不需要根据历史资料说话，他只需要根据历史的哲学来答复关于伊尹的历史问题。同时他也推FAN了万章心里想讲的话，把他的嘴给封住了，等于无形中对万章说：你心里的话不必说出来，你是我的好学生，也不必轻易劝我出山，我是不会答应的。这些话，孟子并不需要明讲，所谓「尽在不言中」，师生两个人都很聪明，相互之间都在打机锋。

孟子最后作结论说：从古以来，圣人的行为与一般人是不同的，「或远或近」，这四个字意义深长，远、近，可解释为时代的远或近，区域的远或近，个人事业前途的久远或目前，或者去，或者不去，干或不干，「归洁其身而已矣」，都有一个标准，就是洁身自好，始终是清清白白的。不论出来当皇帝或当宰相，尽管功留万世千秋，而我还是我，出来时赤裸裸的，清清白白；回去时也是赤裸裸的，清清白白。不因地位、功名、富贵而染污了自己，这是圣人之道，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孟子认为，伊尹只是以尧舜之道和商汤见面，两人共同负起改造历史的使命，从来没听说过伊尹是做得一手好菜，因为要拍汤的马屁，与汤接近而坐上宰相的位置，这不是伊尹的行为。孟子又引用《书经》上《伊训》中说的：「天诛，造攻自牧宫，朕载自亳。」

《伊训》是《书经》中《商书》的一篇，当太甲嗣位，伊尹以五朝三代的老臣身份，写这篇文诰来教训这位年轻继位的帝王。在《书经》中的文字，和这里的略有不同，但意思是一样的。《书经》上的原文是：「皇天降灾，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鸣条，朕哉自亳。」

孟子引用《伊训》的话——「天诛，造攻自牧宫，朕载自亳」，这是《书经》上的逸文，就是正史上所没有的记载。这是汤成功以后所说的话，等于汉高祖成功了以后，大封功臣时所说，功最大的是萧何、张良、陈平三杰，指那些冒矢石的武将，不过是他们三人计划中的「功狗」而已。汉高祖讲了真实话，但古人以道德为出发点，不能这样讲，所以汤在《伊训》中的这几句话，等于说，我很有幸，用高车把伊尹请来了。

《孟子》这部书，在文字上似乎容易懂，但也很难读，像禅宗的话头一样，需要参。万章一路下来，都说尧舜公天下，大禹传天下于子，历史上称为家天下，但他不谈这个问题。接下来，就是讨论汤武革命，这也就是前面说过的，如宋代那位读书人的两句诗：「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这是一个问题。孟子在这个时候，究竟想干什么？他没有明白表示想要号召诸侯，把这位债台高筑的周天子推FAN；但是，他也没有像孔子一样，主张天下尊周。所以读《孟子》的重点就在这里，孟子盛赞尧舜的禅让，紧接着就是讨论汤武的革命。

孔子的进退行止

万章问曰：「或谓孔子于卫主痈疽，于齐主侍人瘠环，有诸乎？」

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为之也。于卫主颜雠由。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痈疽与侍人瘠环，是无义无命也。孔子不悦于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是时孔子当阨，主司城贞子，为陈侯周臣。吾闻：观近臣，以其所为主；观远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瘫疽与侍人瘠环，何以为孔子！」

有一天，万章又向孟子提出一个问题说：老师！有人说，孔子也是有问题的。他到卫国的时候，是住在一个外科医生家里；在齐国的时候，则是住在佞臣瘠环的家里，这是事实吗？

孔子周游列国时，在卫国住得最久，所谓「子见南子」这件事，就是在卫国。当时的国君卫灵公，后世史家说他不太聪明，实际上卫灵公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在死后的谥号得一个「灵」字，也是不容易的。古代帝王，凡是谥号称「灵」的，都有点神经兮兮，但并不是精神分裂症之类的精神病，只是特别敏感，或者喜怒不易揣摩，有一点点神经质的样子，如汉灵帝等都是这样。对于粗暴不仁的，谥号则多用「武」字，如汉武帝、唐武帝等。所以卫灵公是相当聪明的，当时卫国的政治也相当修明，贤人也相当多。在古代，医生（古称巫医）是被人轻视的，每每和巫术放在一起，尤其以外科医生为甚。像痈疽这种外科是动刀的，为人们割疮，平常则是挑一个招牌，穿街走巷串村落的江湖郎中之类。

万章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所感慨的，好像说：老师，你既然不想出来做事，不想功名，那么就以前辈圣人来跟你比一比吧！于是提出了这个问题。

自古迄今，观察一个人，往往就看他所交的朋友，所以年轻人出去，交游要特别慎重。像孔子这样的人格、修养、学问、道德，竟然寄住到一个外科郎中和一个佞臣家中，接受他们的招待。万章言外之意，是对孟子说，即使是孔子这样的前辈圣人，到了困难的时候，这样「明知不是伴，情急且相随」的事情，也干得出来。

孟子说：不！不是这样的，这是后世那些欢喜造谣生事之徒说的，不是真实的事。这就像现在有些文人，为了稿费而乱写的历史小说一样。事实上，孔子在卫国的时候，招待他的是颜雠由，虽然地位不高，却是一位正人君子。其实当时在卫灵公面前，有一个最得宠的大臣弥子瑕，他的太太和子路的太太是姊妹，弥子瑕和子路是连襟。弥子瑕既是卫国的权要，随时可与卫灵公见面，弥子瑕曾对子路说，请你的老师和同学们住到我那里去，卫灵公常到我那里，随时可以见面谈话，欲当卫国的宰相，保证可以办到。子路也曾经将弥子瑕的这番话，报告给老师，孔子听了以后，在我们想象中，他也许笑一笑，然后对子路说：人生的出处，自有天命的安排，我不想这样做，因为孔子是讲究正命的道理。孟子举出这些事例，然后说：「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孔子在进退之间，都有他的道理。

青年人要注意，在接受学校教育毕业后，到社会中去工作，第一步的「出处」很重要，走错了很难转回来，所以人一进一退，都要恰到好处。孔子在《易经》中说：「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该进的时候晓得进，该退的时候立即退，该站的时候站，该躺下去的时候躺下，要做得恰到好处是很难的，只有圣人才做得到。

所以孟子说孔子，一般人说他在卫国和外科医生做朋友，在齐国和佞臣做朋友，这是别人诬蔑他、毁谤他的话，普通人都不会这样做，何况是孔子这位圣人。如果他真的这样做的话，那就是无义无命了，孔子绝对不会这样做的。

孟子继续又举出一件史实来证明，他说，孔子在鲁卫之间最落魄不得意的时候，受到宋国的司马桓魋迫害，他讨厌孔子，准备把孔子杀掉，孔子得知消息，换了衣服，化装逃出来。

孔子当年已极有声望，周游列国时，虽然只带部分门人，但因有三千弟子散居各国，所以各国诸侯都存有戒心，谁还敢用他？更怀疑他是否是来造反或当难民的。历史上描写他过宋之时，逃出来在一棵大树的旁边休息，宋国的司马，略似现代三军总司令，那个名叫桓魋的，派兵把这棵大树拔掉。这是文字表面上的意思。中国古代的文字，因为太简化了，的确难懂。桓魋要杀孔子，拔他旁边的一棵大树干什么？这种以文释义的解释，是不通情理的，读古文遇到这种讲不通的地方，就要加以研究了。

桓魋当时有兵权在手，是派兵要追杀孔子。我们知道，孔子深通六艺，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射与御，分明就是武事，而「数」，并不只是现代的数学，而是包括了天文、地理、韬略，等等，可知孔子并不是不懂军事的。虽然也曾有人向他请教兵法，他说不知道，那只是一种推托之辞，因为他不主张以武力解决问题，而主张行仁义以治天下。这次他从宋化装跑出来，也是保持这个原则，逃出来以后，为了自卫，选择地形把学生部署，以丛林为掩护。桓魋没有办法，就派兵去砍伐丛林，准备作战。孔子尽可能的不打，在桓魋的兵忙于砍树的时候，就乘机逃出来了。

孟子说，孔子在最落魄失意又困难的时候，是住在宋国的一位贤大夫司城贞子的家里。司城贞子的身份是陈侯，陈国这时已经破灭了，但国家未完全灭亡，所以仍算是周天子的臣子。孔子在如此困难、危险的时候，宁可冒生命的危险，也不会随便去住到其他人家里。

最后孟子做结论说：「吾闻：观近臣，以其所为主」，据我所知道的，观察一个君王身边当权派的大臣，就看他所接待的，是什么样的宾客；再看他所交游的朋友，是正人君子，还是酒肉朋友，就知道他贤或不贤。观察一个远臣，就是远游的人，就看他住在什么人家中。如果说孔子在远游的时候，会随便住到像痈疽与佞臣这种乱七八糟的人家去，那孔子也就不叫做孔子了。

万章在这里为什么提出孔子住在何处的问题来？这又有什么相干呢？这中间就有可研究之处了。

这时，孟子也正是相当倒霉的时候，万章心里的话是在说：老师，你老人家迁就一点吧！对一些有地位、有办法的人，点一个头，多打一个招呼，你就有办法了，我们也就有办法了。可是，老师你就是不肯低头。万章不好意思把这个话说出口，只有举出孟子最佩服的孔子来举例；意思是说孔子临到困难的时候，都会变通，你既然这样捧他，就仿效仿效他也无妨啊。而孟子答复他的话，也非常的妙。

古人把这些话，记录下来成书，如果从文字表面上看，只是两师生讨论百年前孔子曾经住在哪一家的问题，这不是浪费吗？我们将他的上下文连贯来看，就自然就会发觉它深远的道理了。

万章接着又提出一个问题：

百里奚助秦的多种说法

万章问曰：「或曰：‘百里奚自鬻于秦养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

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为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晋人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百里奚不谏。知虞公之不可谏，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为污也，可谓智乎？不可谏而不谏，可谓不智乎？知虞公之将亡，而先去之，不可谓不智也。时举于秦，知穆公之可与有行也，而相之，可谓不智乎？相秦而显其君于天下，可传于后世，不贤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乡党自好者不为，而谓贤者为之乎？」

在这里，万章似乎在对孟子使用武功上的「谭腿」招数，一招接一招的打出去，好像孟子住在万章这位学生家里，经济力量撑不下去的样子，心里在发急，想说「老师，你老人家可别坐吃山空，到外面做个官吧！」的味道。这当然是一句笑话。反正，他总是希望孟子出山，用伊尹说不动，用孔子也说不动，现在他又提出春秋时候的百里奚来。

万章说，历史上说百里奚自己卖身，不过「自鬻」两个字，只是在《孟子》这本书上万章这样说他的。这两个字相当重要，「自鬻」就是自己卖身，等于说他当时穷困潦倒，虽然拿了一张毕业*文凭*，但到处找不到工作，没有办法，只好自己卖身了。

古人卖身的情形，现代三四十岁以下的人，没有看见过，不会知道。如果是年纪大的人，还是见过的。民初军阀盘踞北方的时候，黄河两岸，遇上水灾、蝗灾的荒年，当地的居民无以为生，「逃荒」到长江以南的鱼米之乡来，就有人自己卖身。乃至在抗战期间，西北、西南的边疆地区，还有穷苦的人出来卖身，他们用稻草像打结一样，但不将两端拉紧成结，编成一个圈圈，插在头上，表示卖身，给人家当奴仆。古代的奴仆，有时价钱很便宜，像抗战时边疆地方，无论男仆女奴，一包女人用的绣花针，就可买到一个奴隶。如果买年纪较轻，身体健硕的女奴，再加两根头绳就可以了。女人束发的彩色带子就叫头绳。在夷区中，有的俘虏被卖来卖去，一生被辗转贩卖，到最后欲想赎回，都难以做到。

万章说百里奚自己卖身，只得了五张羊皮的代价，就成了人家的奴仆，做割草喂牛的苦工。由于他把牛喂得肥肥的，被秦穆公看见了，问他用什么方法把牛养得这么好，于是两个人讨论畜牧学，后来秦穆公请他当宰相。但现在历史上我们可查到的数据，并不是万章所说的那样，历史上的记载是：「在周惠王丙寅二十二年秋九月，虞大夫百里奚奔秦，秦始得志于诸侯」，他是第一位以客卿的身份相秦，而使秦国开始富强起来，他在诸侯之中，是有地位的宰相。

司马迁的《史记》则说，当晋国打败虞、虢两个国家的时候，虞国连国君都被俘虏了，而百里奚是虞国人，被虏后送到秦国，成为秦穆公夫人的奴隶。百里奚就逃出秦国，到南方「宛」这个地方——即现在的南阳市，可是又被楚国人抓去了。这时，秦穆公知道他在虞当大夫时的贤能，就以五羖羊皮把他从楚国人的手里赎回来，当时百里奚已经七十多岁了。秦穆公把他赎回来以后，和他讨论国家大事，他非常谦虚地自称亡国之臣，没有资格谈什么国家大事，结果两人谈了整整三天，秦穆公就把国家大政交给他。

在推举他的人之中，有一个是有远见的朋友蹇叔，百里奚在谦让的时候说，他得以脱离在齐国的穷困而到周去，也是蹇叔帮忙。周王子颓好牛，百里奚曾经为周王子颓养牛，等到颓要用他的时候，蹇叔阻止了他。周惠王二年，周王子颓作乱，到周惠王四年，颓被杀了，幸亏当年蹇叔阻止百里奚为颓所用，才没有被牵连进去。后来百里奚作了秦国的辅相，因为他是由秦穆公以五羖羊皮赎回来的，所以后世又称他「五羖大夫」。

百里奚当了秦国的宰相，可以说是富贵到了极点，可是他离开家，和太太分别的时候，因为家里贫穷，他太太杀了一只孵蛋的老母鸡为他饯行祝福，可是连烹鸡的柴火都没有，只好砍下一个门斗——现在到乡下的旧式房子还看得到这种装木门的门斗——当柴烧，将鸡烹了给他吃。后来，他当了秦国的宰相，还未及去接他的太太，太太得知他当了宰相，就到秦国找他。在当时可不比现在，可以在街头拿起公用电话，打一个电话就联络上了，那时一个外国的贫妇，想见当朝宰相，谈何容易，连在门口多站一下，也可能被抓起来治罪的，所以等十年也见不了面。她实在没有办法，自己卖身到宰相府中当浣妇——清洁工，才看到丈夫坐在大厅上。她就弹了琴唱起歌来说：「百里奚，五羖皮，忆别时，烹伏雌，炊扊扅。今日富贵忘我为。」百里奚听到才想起了往事，查问之下，才和他的太太重聚。这首歌名为《琴歌》，也是一首有名的古诗，不过这是后汉时的应劭所写《风俗通》中的叙述，已经和百里奚相隔千把年了，而且是收集自社会上流传的民歌，它的正确性，也是可怀疑的。

孟子对万章这个说法不承认，他说：没有这回事，也是多事者说的。换言之，孟子在这里等于对万章表示，你想卖我，我就是不卖。

孟子说：百里奚是虞国人，并不是那么穷苦的，他也是虞国的大夫。在周惠王癸亥十九年的时候，晋国用「垂棘」，产玉名地所出最好的玉，以及晋国产马著名的「屈」地的良马送给虞国，向虞国借道路去打虢国。虞国的另一位大臣宫之奇表示反对，建议虞国的国君不要答应；百里奚则一句话也不说，因为他知道虞的国君，不会接受这种意见，如果说了话，说不定自己要被杀的，所以他干脆不说话，跑到秦国去了。这时百里奚已经快七十岁了。

孟子一口气又接下来说：他到秦国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头子了，还有这个体能、精力，来以放牛、喂牛的方法，去和秦穆公见面吗？这是不可能的。而且这种方法不好，将来对他的声名会是一种污辱，他如果这样做，能算是智慧吗？他对他自己国家的国君，在国家危险时，都不说一句话而离开，这是他的智慧，但是他「知穆公之可与有行也」，所以才去秦国发展他的抱负。他是这样极有智慧的人，还需要去卖身吗？他当时认清楚了天下大势，只有秦穆公还有作为，一眼看准了，所以就到秦国去，实现他的抱负，使秦穆公扬名天下，传于后世，这要大贤大智的人才能做到。至于自己卖身，连一个乡下人，稍稍爱好自己品德的人也不肯干，何况一个有修养、有学问的人呢？当他第一步站出来的时候，会不择手段吗？这样一想，就知道你们说的是民间传说，是靠不住的。

历史的记载，不一定与事实相符，有时候是写历史的人，对某一个人有主观成见。人想做到大公无私是很难的，例如唐朝的历史，当时有一位大学者王通，唐太宗以下的开国将相，大部分是他的学生，可是唐朝的历史之中，连一篇王通传记都没有。因为王通和唐太宗的舅子长孙无忌不和，写史的人惧怕长孙无忌的威势权力，而不敢写王通，所以有时连正史都靠不住，更何况万章这里发问时，一开头就是「或曰」，用了不肯定之辞，以现代语来说，是「闪烁其词」。也可能是万章由于存心想逼孟子出来，故意说百里奚是「自鬻」的。所以孟子答复的话，也等于是辩护时拿出来的理由，可以说是有相当道理的。同时，他这样答复，是在替百里奚辩护，也是自辩，等于暗示万章说，不必再来游说我了，你希望我卖身给人，马虎一点站出来做事，我孟轲是不会这样做的。

作者: 思过黑鹰 时间: 2026-10-31 20:42

万章章句

下

四种典型的人

孟子曰：「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

孟子好像在这里自言自语，又提到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这几个不同类型的人，好像并不是万章提出来的问题，可是却放在《万章》篇中。为什么孟子这几段话会放在这里？读古书要另外带一只眼睛，才能看清楚他背后的意义。

以现代的编辑技巧而言，这种手法也非常高明，前面说的是尧舜，讨论君道；接着是谈伊尹几个人，讨论臣道；后面接着，万章问友道。在万章提出友道之前，孟子这里又列出四个典型人物，谈他们的立身出处，这是孟子自己说的，并没有人问。宗教家的教化方法也是如此，如佛经里，有些是佛自说的；有些是受教的人有疑惑提出问题，而佛加以解说的；有些必须受教者问到时，佛才可以说，也才应该说。所以这些说教的方法，都有其很深的意义存在。

其实，关于伯夷的问题，在《公孙丑》上下章中，已经讨论过了，现在为了四个不同典型人物的并列，又在这里作一次重复的讨论，这就是编辑的手法，读者要另具慧眼，才能看到《万章》篇中的重心所在。当然，如果不好好用心去读，还是找不出重心，必须在读完以后，再加以寻思，把全书融会贯通，就会找到他的要点了。就如一串珠子，放在盘中，看来似乎散乱，但能看到那串珠的线头，轻轻一提，就是一串彩色排列有序的念珠。也等于医生治病，下针即可得穴道。所以，这时的《孟子》，看来不再像一段一段教条似的，前后随便倒置，而是气势一贯，脉络相连，组织严密的好文章；也是一则处处有交代，前后相呼应，循序发展的好故事。甚至可以将它改写成现代小说或剧本。

现在孟子说：「伯夷，目不视恶色」，伯夷这个人，不看任何不好的东西；一切不好的声音，他也不听。当然，五官、四肢、心意所能接触的一切不好的色、声、香、味、触，他都不去接触，心中也不起坏念头。在立身出处上，凡是他认为不够格的领导人，就不跟这种人合作，不为他做事。他本来是纣王的宗族，因厌恶纣王的无道而离开了；对于下面，认为不够资格由他来领导的，他也不愿做这个地方的长官。只有在天下治平，社会上轨道，可有作为的社会，他才出来做事；生逢不可救药的社会，他就退隐。因为他不愿在横行霸道的政权与社会势力之下住下去，也不愿意与愚痴的乡巴佬相处，他认为如果处身在这种环境之中，就如同穿了大礼服，却坐在污泥地上一样的难过。

孟子把伯夷这个人的思想、个性、人格，描写得一清到底，绝对的清高。世界上的确有这样的人，可以说是真正的「清流派」，伯夷就是代表人物，看起来古怪，几乎不近人情，可是他只顾自己一味地清高。

孟子说：当纣王为殷商的天子时，伯夷逃开了，住到北海的海边去，可能在现今山东烟台一带，乃至于靠近韩国的海边住下来。他在这种边区，少与人往来，也看不见政治、社会的阴暗面；眼不见为净，以等待政治的安定，社会的澄清，就是这样的退隐了。

孟子说：伯夷这一种清高的风范，对社会发生的影响，是使冥顽不灵的人，个个都廉洁起来。有些生活行事严肃、懦弱的人，憨头憨脑的人，有自卑感的人，表面上傲慢的懦夫等等的人，也能够立志。这是孟子所说的一种典型，不妨名之为伯夷型，或伯夷格，这是第一种人。

第二是伊尹型，大部分都是重复《万章》上篇中的话。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孟子说：伊尹讲过「何事非君，何使非民」，伊尹这个人，平和通达，谁当老板都一样，我都使他变成圣人。任何一个老百姓，都是好老百姓；任何一个部下，都是好部下。因为，这一切都在于我如何去辅导、运用，使他们能发挥才能。太平盛世要去做，乱世社会，更要努力去做，这就是佛家大乘的精神。伊尹是这样的一个理性知识分子、士大夫，自认天生有他的责任，所以，在任何环境下都不放弃努力。

下面孟子再把柳下惠作为第三类型的人，加以说明：

「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

大家都知道柳下惠这个人「坐怀不乱」，这里孟子说柳下惠的人格是不会受污染的，老板乱七八糟，也没有关系，待遇虽少，仍然替他做事，老板是老板，我是我；小官可以干，大官也可以做。有好的人才，就把他推荐出来；做好事，有功劳的人，也毫不隐瞒替他宣扬，但是不乱拍马屁。假使有人忘记了他，被放在冷冻库里，他也没有牢骚，心里也不怨恨。穷困的时候也不自卑，和愚痴的乡巴佬在一起，也可以相处得很好，因为这些人天真、说老实话，虽然说粗话，但对他们有些友爱，不忍心离他们而去。柳下惠认为：你是你，我是我，朋友混蛋，我不混蛋，你脱光了在我旁边也没有关系；你虽然脱光了，可是我还是衣冠整齐哩！你的污点，到不了我身上来。

所以柳下惠又是另一种人格，能学到他的这种人格和作风，就算原来很小器、锱铢必较、心量不宽的人，都会把器量放宽，尖刻的人也会变得敦厚起来。

下面第四种，是孔子型：

「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孟子说，孔子离开齐国的时候，说走就走，刚刚看到情形不对，米都洗好了，连饭也不煮，立刻就走了。

孔子在齐国的时候，齐景公想用孔子，便和他的宰相晏婴商量，晏婴说了一些理由反对掉了。这消息一传到孔子的耳中，孔子立刻就走。后世误会晏子排挤孔子，其实孔子和晏子是很好的朋友，晏婴知道，如果孔子被齐国留用，将来一定会身败名裂的，所以为了爱护孔子而反对。孔子后来赞他：「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这时晏子已经死了。因此，孔子之离开齐国，是齐国想用他，他不能也不愿被用，所以他一听到这个消息，知道情形不对，马上就走。

至于他离开鲁国的时候，口里说走，留了几个月都还没有动身，天天说：我要走了，还是没有走，因为那是他父母之国，不忍心离开，所以「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这是孔子。

所有的这些人格典型比较下来，孔子是「圣之时者也」，他做任何事，都有他的分寸，该多一分的他加一分，该少一分的，他减一分，绝对不会马虎。

几种人格的典型，都放在面前，看我们要做一个哪样的人。另外，还有一种人格的类型，要我们来评估了，那就是孟子本身的人格。孟子究竟是怎样一种形态？大家研究《孟子》以后，不妨给他一个评价。

下面是孟子为他们四人下的评语：

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

孟子说：伯夷是「圣之清者」，清高到极点。伊尹是「圣之任者」，对天下有责任心，治世要救、乱世也要救，好人要救、坏人更要救。这是大乘菩萨道，只有自己来承担责任。柳下惠是「圣之和者」，到处都能与人和平相处，和而不同，同流而不合污。孔子则不同了，是「圣之时者」，他看时事对与不对，时间、空间，环境需要不需要，该或不该，能或不能，综合起来，再决定出处做法，这是「圣之时者」，所以孔子是这几种人格典型的「集大成」。

后世元朝封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的「大成」一词的理念，应该是根据这里来的。所谓「集大成」，就是「金声而玉振之」，成语「金声玉振」就是出自此处。用现代的话讲，「金声」就是现代人说的：「某人的人格响当当的」；「玉振」则是清楚的，不是胡涂的、混浊的，是玉敲出来叮叮响的声音，清脆而播送得很远。有道德修养只是圣人的一半，更要有道德的行为，又有高远的智慧。智慧譬如巧妙，圣譬如力量。智慧是般若，要灵活运用；圣是功夫，要一点一滴做出来。

北宫锜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

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视侯，大夫受地视伯，元士受地视子、男。大国地方百里；君十卿禄，卿禄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土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次国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小国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

这一段是讨论周朝分封建国的政治制度问题，这里只有这样一点资料而已。关于各朝代政治制度问题，我国有专书讨论，如《十通》等一类的书，可以研究参考，所以在此不多讨论。

下面这一段，是万章提出来的友道问题，就是君道、臣道，一路讨论下来之后，开始讨论友道。友道就是朋友的关系，朋友之道是讨论一个人处世之道，尤其是一个知识分子，在社会上，该怎样自处。

这一段可以与《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内则》、《儒行》等几篇连起来研究。《儒行》、《内则》两篇，就是阐述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怎样做人，怎样做事，怎样交友，人与人之间该怎样相处的道理以及重点。

交友三原则

万章问曰：「敢问友。」

孟子曰：「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孟献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乐正裘、牧仲，其三人则予忘之矣。献子之与此五人者友也，无献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献子之家，则不与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为然也，虽小国之君亦有之。费惠公曰：‘吾于子思，则师之矣；吾于颜般，则友之矣。王顺、长息，则事我者也。’非惟小国之君为然也，虽大国之君亦有之。晋平公之于亥唐也，入云则入，坐云则坐，食云则食；虽蔬食菜羹，未尝不饱，盖不敢不饱也。然终于此而已矣。弗与共天位也，弗与治天职也，弗与食天禄也。士之尊贤者也，非王公之尊贤也。舜尚见帝，帝馆甥于贰室，亦飨舜；迭为宾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贵贵尊贤，其义一也。」

万章这里提出的问题很简单，「敢问友」，就是向孟子请教，朋友之道应该如何。

孟子告诉他说：交朋友之道，人与人之间相交，第一要「不挟长」，不以自己的长处，去看别人的短处。例如学艺术的人，见人穿件衣服不好看，就烦了；读书的人，觉得不读书的人没有意思；练武功的人，认为文弱书生没有道理，这都是「挟长」，也就是以自己的长处为尺度，去衡量别人，这样就不好。第二「不挟贵」，自己有地位，或有钱，或有名气，因此看见别人时，总是把人看得低一点，这也不是交友之道。第三「不挟兄弟而友」，就是说朋友就是朋友，友道有一个限度，对朋友的要求，不可如兄弟一样，换言之，不过分要求。一般人交友，往往忽略这一点，认为朋友应该一如己意，朋友事事帮忙自己，偶有一事不帮忙，便生怨恨。在另一面，对一个朋友不帮忙还好，越帮忙，他越生依赖心，结果帮忙他反而害了他，所以「不挟兄弟而友」。

这三个要点，非常重要，每人如略作反省，就会发现，自己常会犯这三种毛病。

在相反的一面，「不挟长」就是并不因为对方有长处，想去沾一点光。「不挟贵」，也不是因为对方有地位、有钱、有权势才去交这个朋友，企图得什么便宜。例如民国初期五四运动后，因为胡适之是倡导五四运动的人物之一，因而出名，便有一个文人在文章中写道：「我的朋友胡适之」。其实胡适之并不认识他，直到现在，「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话，常被人引用，去讥评趋炎附势、脸上贴金的人。「不挟兄弟」也就是说，只有一面之缘的人，却口口声声说：「他是我的老朋友，我们熟得很。」这叫做交浅言深，也是不好的作风。

「友也者，友其德也」，交朋友是为道义而交，不是为了地位而交，不是为了利用人而交，也不是为了拜把兄弟多，可以打天下，或如江湖上人「开码头」，「扬名立万」而交。交朋友纯粹是道义之交，不可有挟带的条件。常有年轻人说：「我们同学很多，将来可成为一帮」，这就是挟带了条件，已经不是真正的友道，只是利害的结合。孔子说，朋友的道义，是彼此规过劝善，不是专说好话。其次，朋友有「通财之义」，「患难相扶持」，不是富贵相扶持。其中以「通财之义」最难做到。自古以来有句俗谚「仁义不交财，交财不仁义」，可见通财之义更难。

孟子再举出古人的几个交友的例子来，阐明他所说的「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的友道三原则。

他首先举孟献子为例：孟献子是鲁国当年的第一位大权臣，他是百乘之家，古代的百乘之家，富比诸侯，权位等于鲁国的副国君。但是他在友道上了不起，他有五位真正的朋友。孟献子是周朝以来，几百年的世家出身，古代贵族永远是贵族，享有读书的特权。那时的社会，读不到书的人，永远读不到书，因为那时的书不像现在，可以随便买得到。那时尚无纸笔，古书的文字是用刀刻在竹简上，一片一片的，像现在我们手上的这部《四书》，就可能要堆积满满二十坪的面积。普通人谁读得起书？所以知识分子的家庭，子弟代代相传，永远是知识分子；平民欲想读书，比奴隶想发财更难。孟献子出身一个贵族家庭，所谓百乘之家，至少饲养四百匹马，当然有很多驾车的人。像这样的家庭，财富、权位都到了极点，可是他只有五个朋友。

照说，这样的家庭，朋友该很多，如战国时，孟尝君门下三千客，这都是朋友啊！都靠他、吃他的。而孟子和孟尝君是先后同时代的人，为什么孟子没有说孟尝君在友道上了不起，而只提孟献子有五个朋友？

孟子说：孟献子五个朋友之中有乐正裘和牧仲两位，另外三人忘记了名字，但这五个人是有道德、有学问、不求功名富贵的。君王想和他们交往做朋友，他们也不来，却和孟献子作了朋友，这就可见孟献子之不平凡。孟献子和他们交朋友，只是因为他们有道德、有学问；他们五人本身既无财富，也无权位，也没有把孟献子家的富贵放在眼里。

这是中国古代读书人、士大夫的精神，所谓「天子不能臣，诸侯不能友」。像尧舜时代的许由，尧去找他，请他当君王，许由赶快逃到溪水里洗耳朵。另一位隐士巢父，正牵着牛在溪边准备喝水，看见许由洗耳朵，就问为什么洗耳朵；许由说刚听了人家说了一番脏话，所以来洗耳朵，并把尧找他当君王的事告诉巢父。巢父说你洗过耳朵的水，牛喝了嘴都会脏，于是把牛牵到上游去喝水。像这一类人的思想行为，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标榜的高尚人格。孟献子的五个朋友，就是这一类型的人物。

孟子说，孟献子和这五个人做朋友，是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自己的家世富贵权位，纯粹就是好朋友。这五个人看孟献子，也不管他的家世，只认为孟献子这个人够格、够条件作朋友，有味道，所以成为朋友。如果他们心目中有了孟献子家世的观念，也早就不和孟献子作朋友了。这就是孟子说明交朋友的「友其德」的原则。

孟子说：不但孟献子这样的世家交朋友有如此好的榜样，就是一些小国的诸侯，也有这种情形的。费国的国君惠公，是周朝分封诸侯时所封的公，当时有公、侯、伯、子、男几种不同的等级。到春秋战国时代，一些诸侯们违反了这个制度，自己开始称王、称霸了。孔子着《春秋》，微言大义，就是批评这些不合理的事情。而费国之君，此时仍自称惠公，是遵守当时的制度的。他自己说做人原则：对于孔子的孙子子思，不敢说是朋友，仍尊为老师；对于颜般这个人，却是朋友，不是老师；还有学问很好的王顺、长息他们，那只是我的部下，替我做事的，我可以命令他们。所以他在「师道」、「友道」、「臣道」方面，十分分明。

朋友与政治

曾子曾经说过：「用师则王，用友则霸，用徒则亡。」孟子的这种观念，也是继承孔子、曾子的思想，而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定论。如汤之于伊尹，周文王之于姜太公，都是以师道相处；汉高祖之于张良，则在师友之间；刘备之于诸葛亮，则是以友道相待。所以用师道相处则是成王，成功最大；以友道待贤能的人，则可称霸；至于用徒，那就谈不上了，那只是爱用听话的人，只有让被用的人听自己的。用友则不同，可以相互讨论研究的；用师则更不同了，那就不只是讨论，老师说了就算数的。一个当皇帝的人，要听一个老头子的话，要听他说「你非这样办不可」，那还受得了！这种修养就很难。在感情上最痛快的就是用徒，只晓得当面「山呼万岁」，指东便东，说西就西，错了他也跟着错，绝不提出正确的意见。用这样的人虽痛快，可是有什么用？所以用徒者亡。

孟子又说：中国的历史经验中，不但像费国这样的小国之君有如此的典范，在大国之中，也有如此懂得友道的。就像晋平公对于亥唐这个贤人，也是一样，他去看亥唐，亥唐说请进，他就进去；说请坐，他才坐下；请他吃饭，他也就和亥唐一起吃饭。虽然吃的只是普通的素餐，他也照样吃得很饱，因为怕亥唐说他吃惯了宫廷中的山珍海味，嫌弃亥唐的素餐。但是，他们的交情就到此为止，晋平公并没有请亥唐「出山任职」，权、位、财富，一样也没给他。

这是为什么呢？只因为亥唐是一个贤者，是不愿出来做事的隐士，所以晋平公只是以一个读书人的身份和他交往，并没有以一个国君的身份和他做朋友。这只是私交、道义之交，不涉及公谊。否则的话，如请他做官，给他权位、财富，他可能和许由、巢父一样，要跑到溪水里洗耳朵，反而失去了一个贤人朋友。所以晋平公和亥唐这样的交往，是以一个读书人尊贤，不是以一个国君的立场。

孟子再举尧舜之间的友道。舜是尧的女婿，但在有岳婿关系之前，两人之间也是朋友，后来变成了君臣与翁婿的关系，最后才让位给他。

孟子说：当初舜见尧的时候，尧已经赏识这个人，想要他做女婿了，所以「馆甥于贰室」——古礼对女婿也称「甥」的，称「婿」是后世才有的。「贰室」就是副室，是帝王尧的副室，在尧隔壁的房间——古代君王的女婿，也称驸马，不是可以随时见到岳父的。在国家的体制上，驸马只是一个臣子，如果没有授给官位，还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而且驸马是不许干预国家政治的，所以认真说来，驸马是很可怜的。

从前听说公主要选驸马下嫁，一些可能被招为驸马的人家，每向祖宗磕头，请求保佑，千万不要让公主下嫁到家里来。如果公主下嫁到家里，视为倒霉，每天吃饭的时候，公主坐在首席，公公婆婆反而要在一边陪侍，这种滋味，很不好受的。而尧居然将自己的副室让给舜居住，已经不把他看成女婿，两人谈得来，尧欣赏他，把他当一个朋友接待。开饭时，两人也一起吃，可见舜的学问、道德、见解，使尧十分欣赏。许多事情，舜都提出好的意见，尧都接受，两人是以友道相处。尧与舜在初期的交情，是天子和普通老百姓的友道关系。这些资料，在别处找不到，只有《孟子》这里提出来。当然，他是应该有所根据的，不会乱编故事。

最后，孟子列举了这几则友道的榜样，作了结论说：「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贵贵尊贤，其义一也。」这是孟子为友道下的又一个定义，意思是说，在上位的尊敬下面，就像尧当时对舜尊敬一样。尧的身份是君王、丈人、老前辈，但对舜以礼相待，没有以上级老前辈的身份对待下属，这就是「用下敬上」；以在下的态度，把他提高到平等看，这就是「贵贵」。前一个「贵」字为动词，后一个为名词——舜虽为下属，而尧看他是贵重的，因而就以贵重待他。「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这就较次一等了，因为自己仍居上位，为了尊贤而谦虚下士，尊敬别人，在下意识中，不忘自己身份之贵。但「贵贵」、「尊贤」，道理是一个，不过做法有差别。

《万章》中前面提到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等几种典型，这一段又谈友道的问题，孟子在讲友道时，进一步说明了一个知识分子立身处世的标准。其用意反正还是告诉万章，我自己绝对不会出来的，因为万章总是想说服他出山。

与人交往，礼尚往来

万章问曰：「敢问交际，何心也？」

孟子曰：「恭也。」

曰：「却之却之为不恭，何哉？」

曰：「尊者赐之，曰：‘其所取之者，义乎？不义乎？’而后受之；以是为不恭，故弗却也。」

曰：「请无以辞却之，以心却之，曰：‘其取诸民之不义也。’而以他辞无受，不可乎？」

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斯孔子受之矣。」

万章又问到交际问题。交际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友道、臣道的交往范围较严谨，而交际的范围则广泛，是指人与人之间交往，属于一般普通性的，不一定是君臣、朋友之间的交往。

万章问：一个人与他人交际，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换言之，该以什么心理去与人交往？

孟子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要有恭敬的心理，不要儿戏，不要马虎，不只是表面打躬作揖的礼貌，要出自内心的恭敬诚恳。

万章再问道：「却之却之为不恭」，这句话是什么道理？现在我们流行两句成语，所谓「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如果只讲这两句成语，是很有趣的。例如，你送食物来给我吃，我说：「受之有愧，却之不恭」吃你的，我难为情；不吃呢，对你不恭敬。还是吃掉吧！

却之不恭的道理，就是这样，有时过分的推辞，与轻易地接受一样，都是不恭。我们生活在人类社会中，经常会遇到中国文化中「受之有愧，却之不恭」的情形。每当收到人家东西的时候，接受嘛，心里难过，为什么又花钱买礼物送来？退回去吧，他又会多心。这种时候，就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

孟子与万章在这里讨论，不谈「受之有愧」，只讨论「却之不恭」的问题。要看送来的东西，是否合理，是否合礼；如果不合礼仪或不合道理，就要「却之」，不能接受。譬如一位小姐，认识一位男士，见面一两次，这位男士就送一枚戒指，硬拉小姐的手指给她带上。这时这位小姐是「却之不恭」呢？还是「受之有愧」呢？这就要慎重考虑了。如果既不合理，又不合礼，当然婉谢退回，甚至还拂袖而去，骂他鲁莽。这种事，却之才是恭的，受之倒是不恭的。所以恭，不只是外表的恭敬态度，更是内心的庄严，对自己重视，对朋友尊重。

孟子说交际的原则要「恭」，但是万章马上针对这个观念提出一句「却之不恭」来问老师，究竟是何道理。

孟子答复他说，「却之不恭」这句话是用在「尊者赐之」的场合，也就是当长辈、长上有赐赠时，不可拒收，所谓「尊者赐不敢辞」也，否则便是「不恭」。当然，应用这个原则，还要考虑两点，一是对方是否为「尊者」长辈；二是在收受之前应在内心考虑一下：「其所取之者，义乎？不义乎？」——即如果我收受了，是合「义」、「理」呢，还是不合呢？经过考虑，如果认为不收受就是不恭敬，那么就不可再推却了。

其实，这第二个原则也是一般的收受原则，如果是合礼的尊者之赐，所谓「尊者赐，不敢辞」，就要收下。年轻人遇到伯、叔等父执长辈，送给东西，不能退回给他说：我不要，这样东西我已经有了。如这样说，多扫长辈的兴，所以自己实在已经有了三件，还是不可以说出来，因为长辈是以为这是好东西才赐给你的，那就收下来，让长辈高兴一下也是好的。甚至可以学现代西方人的规矩，收到别人的礼物，当众拆开来，让大家都能欣赏，虽然自己已经有了，或者并不适用，也要表示自己正急需这样东西，而且称赞它的美好。

他们师生二人，就一直针锋相对讲下去，像在打机锋。

万章继续说：拒绝收受别人的馈赠，似乎不太好做，自己心里判断着「其取诸民之不义也」，如果接受不合礼不合义，或是东西来路不明的话，那么是否可以心中虽拒绝，口头不说出拒绝的真正理由，以「他辞」，委婉地加以拒绝。是否可以这样呢？

孟子对这疑问似乎没做正面回答，只是提出孔子的做法「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来说明。事实上等于告诉他的学生，对于动机不纯的交往，来路不明的东西，对于一切不义之财，都是不合「道」、不合「礼」的，那就断然拒绝吧，何必扭扭捏捏以「他辞」去拒绝呢？

孟子的真意，朱熹的怀疑

万章曰：「今有御人于国门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馈也以礼，斯可受御与？」

曰：「不可。《康诰》曰：‘杀越人于货，闵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诛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辞也，于今为烈，如之何其受之！」

万章再就具体事例追问下去，说到「御人」之赠。

「御人」在现代语中，像是四川人所说的暴客、暴老二、土匪、强盗，所谓杀人越货的匪徒，强梁霸道，这就是「御人」。但这两个字也可分开，「御」是强夺，是动词，与人字合起来是抢劫别人的意思。

这是万章的假定，他说：假定有一个人，在国境之外抢了别人东西，回到国内，却与你作道义的交往，也很有礼貌的把东西送给你，这时候是否接受？

比方现在有一个人，在境外抢了别人的东西，回到台湾来，和你成为道义之交，又很有礼貌地把抢来的东西送给你，只说刚从境外回来，顺便带了点土产，给你做纪念，这样可不可以接受？

万章的这一个问题，问得非常之妙。因为这个「御人」，是在境外抢别人的东西，换言之，并不是抢你我自己人的东西，不管他是盗、窃、骗、占而来，反正与全国人无关。这样的东西，可不可以收？

孟子说：不可，绝对不能接受。根据中国文化传统精神，《书经》上《康诰》中说的，蛮横霸道地杀了人，又强占了人家的东西，一点也不知怕死，对这种人，社会上没有不愤恨的。有这种行为之人，根本不必再教导他，就可以正法了。

他们师生两人讨论至此，竟然说到与强暴之人交往的事情上去了，他们到底是指什么来说的？这些话的真正意义又是什么呢？好像说来牛头不对马嘴。其实这就像作文章一样，非常对题，绝对不是随便说的。

孟子紧接着还说：「殷受夏，周受殷」，商汤伐桀，推FAN了夏朝，成立了殷商的帝王政权；武王起来革命伐纣，推FAN了殷商的政权，成立了周朝的政权天下。而现在这种以攻伐为手段的事更厉害了，所以这种来源的礼物，应该不可以轻易地接受。

对于这段书，宋儒朱熹有批注。对于朱熹，我还是很尊重他的，因为他是夫子，夫子总该尊重的；不过不对的地方，也就是不对。对于孟子的这段答话，朱熹的批注认为，文句中一定掉了字，或者有多余的字。朱熹虽然早于我们一千多年，如果站在今日大学的讲台上讲课，而我是他的学生的话，我也一定举手要求发问，对他说：朱老师！你讲得不对，这段书没有多余的字，也没有掉什么字。因为《万章》篇他们师生之间的对话，一路都是针锋相对的用机锋语，讨论到这里，已经到了巅峰状态。第一，万章再三希望老师出来从政，孟子答复了许多理由，可是双方都在打太极拳，推来推去，不做正面的打法。到了这里，万章突然使出了「大洪拳」，虎虎生风，迎面打出，正式的发问了。他说：许多人固然是抢了人家的东西，可是「御人于国门之外」，并没有超过范围，这就是指当时战国七雄，都是自己称王，所谓齐宣王、梁惠王、秦昭王，等等，都是兼并弱小的诸侯，扩充自己的霸权抢来的天下，可以说这都是不义的。

这就是庄子说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偷人一个带钩，被抓住了是处死；偷了别人的国家自己就称王。「诸侯之门，仁义存焉」，自己当了王以后，又讲起仁义道德了，叫人们不可以拿别人的东西，否则就要坐牢。所以说，五霸七雄的天下、王位，是谁给的啊？都是抢来的，都是「御人」。

万章知道孟老师这种心思观念，想说服他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这一段问话，等于劝老师说，这是人家自己去抢的，又不是你去抢来的；而且人家现在干得很好了，来送礼给你，请你干，你为什么不干？可是孟子还是说不考虑。

孔孟之道，是以国家民族的千古文化传统精神之发扬光大与持续为前提，以伸张正义为责任，对于不合理、不合礼的事，写历史的都以孔子的《春秋》笔法，加以「贬词」，绝不将就。所以孟子引用《康诰》的话，认为不合理的就是不合理，绝对不接受。

因此他也说，即使是汤、武的革命，严格讨论起来，在历史哲学上，还是站不住脚的。

不过话说回来，朱熹对于这段话，真的不懂吗？我看他是懂得的，只是不好意思讲出来。因为宋朝开始是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严格地说来，是抢了柴家的天下而得来的帝王。朱熹是宋朝人，在当时是不便讲的，只好说可能在这里掉了字。如果朱熹真的不懂的话，那问题就严重了，他这位「夫子」的招牌，可要动摇了。

孟子对这一问题的答复，是义正词严的，他说，纵然是殷、周的革命，也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所不辞也」这四个字，在这里用得好极了，是绝妙的机锋。这四个字，可以解释为商汤、周武他们居然就这样干下去，而不知道「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也可以解释为像殷、周这样的革命成就，不必再挑剔了，因为他们后来有功德，对国家民族的确有贡献。所以古文有时候很妙，虚字眼的运用，正如禅宗所说，「如珠之走盘」，很难下断语。

不过孟子下面的两句话「于今为烈，如之何其受之」，分量更重了，意思是说，现在的社会，越来越糟糕了，传统正义文化精神没有了，「如之何其受之」，等于说：这种情形，怎么可以随便接受人家的赠予呢？这是不应该接受的。

因此，顺便想到清朝雍正时期的一件事：雍正三年，在整治年羹尧时，蔡埏是第一个公开揭发、弹劾年羹尧的人，并不遗余力地清查年羹尧的财产。年羹尧被赐死后，雍正将没收来的年羹尧的房屋、奴婢，还有金银绸缎，等等，赐给御史蔡埏。蔡埏说，年羹尧的房屋是国家赐给他的，奴婢是隶属于内府的人，而金银财产皆不可问之物。佛经上说：「审己功德，量彼来处」，我不能接受这个赏赐啊！于是坚决辞而不受。雍正听了大为赞赏，这也是「如之何其受之」的道理。

再看下文，更为明白，因为孟子自己作了更明白的解释，而朱熹说是掉了字或有衍文，如果引用孟子一句话的说法，就是「不亦异乎」？好奇怪哦。

王贼并称

曰：「今之诸侯，取之于民也，犹御也；苟善其礼际矣，斯君子受之？敢问何说也？」

曰：「子以为有王者作，将比今之诸侯而诛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后诛之乎？夫谓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充类至义之尽也。孔子之仕于鲁也，鲁人猎较，孔子亦猎较；猎较犹可，而况受其赐乎？」

万章这位难缠的学生，到这里又要套住老师的话去诘难了，他话题一转就转到实际政治社会上去了。他说：「今之诸侯，取之于民也，犹御也」，现在诸侯们所有的金银财宝，无非是从人民口袋里拿来的，与盗贼无异。但这样得来的不义之财，拿去赐赏他的宾客、朋友、部下，只要礼貌周到，做出「礼贤下士」的样子，即使再有德行的君子，仍会接受这种馈赠的。这也是不义之财嘛！请问老师如何解释？

万章这一诘问，等于将老师的军，真够厉害的；而孟子这位老师，确实高明，他不正面答复诘难，只举出一个比喻来，申明个中道理。他说，如果现在有一位真正行王道的君主，看到诸侯们如此不仁，你认为他应把诸侯们统统抓起来杀掉呢，还是先加以教导，如有怙恶不悛者再行诛杀？

这个问题的答案，孟子没有讲出来，书上也没有记载万章如何答复。但显然的，这个答案明白得很，当然是「教之不改，而后诛之」。这么一来，与前文所说的杀人越货犯，不论任何朝代，都不必再教化即行正法，似乎有所不同。

因此，根据这个比喻，孟子就下结论了：「夫谓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充类至义之尽也。」在原则上来说，凡是「非其有而取」的，都可谓为「盗」。孟子这个说法，只是就其性质的最高原则而说的，然而就具体事实而言，两者仍然是有所不同的。

所以关于盗行的哲学很妙，释迦牟尼佛讲到盗戒时，「王贼并称」。他指出说，假设人有一元钱，自己只能占有到五分之一，因为王拿去一分，贼拿去一分，生病用去一分，家里的人用去一分，只剩下一分由自己支配。而且这一分也是只有使用权，并非所有权，这是释迦牟尼佛对财富的观点。再看自己享受的这一分，说不定放在口袋里又掉了，所以钱财是不可靠的。

孟子在这里所说的内涵，也有「王贼并称」的意思，凡是不合礼的地方，王贼是相等、一样的。正如明代民间流传的一首诗：

解贼两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

锣鼓听来总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

孟子又怕不够深入，再举孔子为例。

孔子在鲁国也做过官，接受了鲁国的官位，所以孟子说：「孔子之仕于鲁也，鲁人猎较，孔子亦猎较；猎较犹可，而况受其赐乎？」「猎较」两个字，据历代的解释，在国家要举行大祭的时候，大家喜欢出去打猎，看谁打得最多。并将猎来的动物杀了，拿去祭天地鬼神。

读《孟子》到这里，总觉得这种解释不通。古人认为「猎」即打猎，「较」就是比赛，「猎较」就是打猎比赛，这种解释，有什么根据啊？不但朱熹如此解释，连《十三经》都如此说。我经过仔细研究，对于这一解释，另有观点，因为这几句话的意思，等于说孔子做了鲁国三个月的司寇，有权下令杀人，所以孔子一上来，就把少正卯杀了。千古以来，对这件事都存疑，到底少正卯犯了什么罪？孔子当时曾经宣布过他五条罪状，但是后世还是存疑。而孔子出来做官，鲁国人也不是因为尊重孔子的道德而请他，而是大家在竞争，像打猎一样，在利害上比较打算一下，才请孔子上台的。孟子的意见认为，这样不合礼的事，照说孔子是不会接受的，但是鲁人「猎较」，孔子在这个时候，也「猎较」一下，出来比较一下，将就一次，如能上去把国家天下弄好，也是好的。所以孟子说，孔子是为了救世救人，才委屈自己，去「猎较」一番。他不应该这样做的，但在救世救人的大前提下这样做，还算可以；不过，随便接受人家的赏赐，则不可能，不会接受。

对于「猎较」一词，我的解释，是当时人事上的争斗、排挤、算计。并不是说孔子骑马去跟别人比较打猎，一箭射出去，射得了十只兔子，赢得了胜利，便回来当上了司寇。世界上不会有这样的事情，这是古人对文字弄错了，我们不必以为古人一定是了不起的。若干年后，我们也成了古人，也会被人指出来当招牌的，所以古人也和我们一样，可能有错。所以我们读书，不要完全相信古人，变成「人云亦云」，而应该有自己的见地。

现在，我们可以推FAN古人的错误解释了，可是在清朝或明朝以前的帝制时代，就不敢提出这样的主张，因为会有危险。在那个时代，反对圣人是了不得的大罪，几千年来推崇孔孟是大圣人，怎能反对？这就是滔天之过了。民主时代，学说是昌明的，所以把一些古人的错误，要更正过来，不能让文化的精神错下去。

我们接着看下去，就可以证明我的这个观点：

万章说：国君的救济，可以接受，赏赐却不能接受了，这又是什么道理？这种情形，我们今日看来，也觉得莫名其妙。其实中国古礼的逻辑，是非常严谨的，这也是生活的规范。以现代的情形来做譬喻，比如越南阮文绍政府有人来到台湾，我们救济他，他可以接受；如果我们最高当局对他特别的「赏赐」，在我国古礼上说，他不敢接受。

万章说：我斗胆再请问老师，他为什么不敢接受？

孔子的作风

曰：「然则孔子之仕也，非事道与？」

曰：「事道也。」

「事道，奚猎较也？」

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

曰：「奚不去也？」

曰：「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后去；是以未尝有所终三年淹也。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于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于卫灵公，际可之仕也；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

万章一听到孟子说孔子「猎较犹可」这句话，好像打拳的，趁对方张开门户，有了空隙，立即一拳过去，对孟子说：这样说起来，孔子当时出来做官，可以将就现实，你老人家又为什么不将就一下呢？因为依你说，孔子当时出来做官，也是委屈了自己，走了一点点歪路，将就了一下，没有完全走直道。孟子说：孔子的情形是不同的，他走的是直道。

万章说：你刚说的，他出来还是要先打打算盘，先「猎较」一番，如果走直道，又何必「猎较」呢？

孟子说：「孔子先簿正祭器」，这里「簿正」一词，现代的人不易了解，书上的批注有「未详」两字，也就是不清楚。我们知道，古代的书籍，是刻在竹片上，名为简，简的上面挖了孔，用牛皮制的筋，名为韦的，把它贯穿在一起，拼拢来的一端名为簿。所以「簿」字的上面是「竹」字，孔子研究《易经》韦编三绝，把牛皮做的韦都翻断了三次。

孟子这里是说，孔子以正统文化的精神考察古代的文化，以祭祀为先，并不是以四面八方来的机会作为谋生工作，他是以文化精神来竞争的。

对于这一段，我的观点又与古人不同，古人除了以「不详」说明以外，另一批注，硬把「猎较」认定是打猎，说是因为祭品不够，所以要打猎。孔子先对一下数字，怎样安排，不以四面八方的饮食拿来做祭品。这种解释，有什么根据？「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应该是「不食嗟来之食」的意思，宁可饿死，也不能随便，只有以文化传统的精神去竞争才是正理。

万章说：既然鲁国这样对待孔子，孔子何不走开？

孟子说：孔子怎么可以走开？鲁国是父母之邦，是孔子自己的国家，他要在自己的国家开一个好的风气，造就善因。如果开了风气，大家并不接受，不能发生影响，行不通，这时当然只好离开父母之邦了。因为很伤心，所以犹豫不忍离去，拖了三年，不得已才到国外去。

孟子答复万章所问，说到孔子在鲁国做事及去国的经过，也等于把自己的心境说了出来，所以，孟子与万章师生之间的这段对话，充满了机锋。

孟子又继续举出事证，说明孔子做事有三个方向，这些都是我们立身处世，值得效法的。

孟子说：孔子若准备出来做事，是认为这件事对于社会、国家、人类是有意义有贡献的，这就是「有见行可之仕」。其次，有的时候，名义、地位都不计较，只当一个顾问、参议，甚至没有任何名义，他也可以在旁边敲边鼓，站在旁边协助，这是「际可之仕」。还有第三「公养之仕」，就是老了，退休了，国家供养他一点生活费，这一点，他就接受了。

孟子说，孔子当时在鲁国出来当司寇的时候，是季桓子请他的，那时他是认为对社会国家会有贡献，所以才出来。而上来第一是杀了少正卯，少正卯是当时鲁国有特别的名气，有特殊号召力的「闻人」，孔子知道他这种人，将来可能危害社会、国家和天下的老百姓，所以一上台就杀了他，免贻后患。大概孔子干了三个月，便被权臣反攻而下台了，可能也与少正卯这件事大有关系。后世反对孔子的人说，少正卯何罪要杀他？

大家不知道，孔子列举出来五条重大问题说:

「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杰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士，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也！」

这一段在《荀子·宥坐》中的文字，意思是讲，如果一个人，通达世故却用心险恶，心性怪癖而又固执己见，言论谬误而善于诡辩，广为收集和善记别人的丑恶隐秘之事，包藏错误并混淆视听，这五大罪过，少正卯兼有，故诛之。

在这段记载里，同时提到了「太公诛华士」，这在《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中也有记载，说的是姜太公封齐的时候，受到了当地人的对抗和阻挠，令出不行，社会局势很不安定。为了治理齐地，太公邀聘被时人称为「贤人」的华士出山，但华士以「不臣天子，不友诸侯」为标榜，拒绝了。为了以儆效尤，使政令通达，太公下令诛华士，又用了五个月的时间，才使局面安定下来。

讲到这里，我们又想到东汉的时候，刘备入川，要诛杀蜀中名人张裕，诸葛亮问刘备：什么理由呢？刘备说了两句名言，「芳兰生门，不得不鉏。」这两句话，可以概括千古以来，诛杀异己的关键所在。

孔子原来有三千弟子，而少正卯一出来，孔子的三千弟子，几乎有一半都被少正卯的谬论迷惑了。在当时而言，少正卯影响力之大，是不得了的，但又不是杨朱、墨子一流。固然，孔子杀少正卯，成为历史的疑案，但我们相信孔子的人格，他是无私心的。在当时，孔子认为自己可以有所作为，有出来从政的价值，所以出来做了司寇，掌管立法与司法；后来眼看良好的风气建立不起来，只得离开父母之邦，去周游列国了。

孔子出国以后，在卫国住得最久，等于是他的第二故乡，卫灵公对他也满恭敬的。卫灵公的大臣们，对孔子也很好，像卫国的贤人蘧伯玉，都是孔子的好朋友，所以孔子在卫国很受欢迎，在人际关系上也处理得很好。他并没有出来做官，而是从旁协助。

卫灵公之后的卫孝公，对他也很好，给他养老，孔子晚年也喜欢在卫国居住，所以是「公养之仕」。卫孝公就不像卫灵公那样了，对孔子虽然恭敬，但是属于例行的恭敬，没有特别之处；而孔子也不希望他有特别恭敬之处。孔子帮忙了卫国许多年，年老了该接受的公养就接受了。

这三点，是孔子一生对于立身处世的道德标准，合理该接受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则一毛钱也不要。在礼制、道理上适合的，是恭敬；不适合的，有附带条件的，就是不恭敬，不要。这就是人生的行为哲学，行为的价值，也是尊重自己。孟子与万章的这段对话，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从反面看也很有趣，万章一步一步想诱请孟子这位老师出山从政，万章这样努力，是否是受人之托？是否是热心于救世、救时代？不知道。

作者: 思过黑鹰 时间: 2026-10-31 20:45

读书人的自立之道

孟子曰：「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娶妻非为养也，而有时乎为养。为贫者，辞尊居卑，辞富居贫。辞尊居卑，辞富居贫，恶乎宜乎？抱关击柝。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

孟子说：「仕非为贫也」，这句话非常好，推FAN了宋儒以来，历代批注「不孝有三」之中的「家贫不仕」，家中贫穷不出来做官。孟子在这里就说了，绝对不会为了没饭吃而出来做官，这不是中国文化中士大夫的精神。一个知识分子，穷得没饭吃，可以出卖劳力赚饭吃，但不能随便出山。

他说：不过，有时候可以将就一下。所谓有时候，是非常灵活的，上面所说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三个要点，就是属于「有时候」；也就是说，在时间、空间，对人、对事、对社会、人类能有贡献的话，就属于「有时候」的条件，但仍然绝对不变更自己的人格节操。

孟子又说：娶妻也不是专门为了生养儿子，但有时候不免有这样一点观念。

他说，一个知识分子，有时候为了生活，出来做事，那不是为了求高位，如果生活过得去，则辞掉尊贵的位置，宁可「居卑」。

在四川成都，这座多年前号称「小北京」的名城，看到有些古老的大宅，门口有个门房，整日叼一根旱烟袋，坐在高椅上，遇到访客敲门，他在里面漫问：「你找谁呀？」「你贵姓呀？」「来过没有？」透过他的盘问才放行。权力既大，工作又轻松，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住，其他佣人还要巴结他，见面尊称一声「二伯」、「四叔」什么的。我曾经想，能做个这样的门房也很不错啊。现在看到一些大厦的管理员，也是这样的，比从前更舒服，可惜我坐不到这个位置。这就是后面所说的「抱关击柝」，就是看门的人。过去访客们对看门的，还要送一个红包，谢谢他的通报，可见他的权力。

孟子说，假如为了生活，并不求高位，也不要钱，宁可居下位，得温饱，看看门，管电梯，电梯坏了打电话找工人来修理，又不要自己干，这多好，多舒服。如果只是为了生活，干什么都可以，譬如当守门的、打更的，工作多简单啊！

孟子说：孔子在年幼贫穷时，什么都干过，曾经做过会计，管账管钱，一毛不欠不赔；也当过地政事务的小职员，畜牧场的管理员，为人看管牛羊，因为做事努力，对事恭敬，所以牛也肥了，羊也壮了。孔子在年轻穷苦时，干过很多低位的事，因而经验老到，深知民间疾苦和基层的利弊。另如汉代的陈平、萧何等人，他们的政治见解、智慧，也都是从人生的经验中得来的。

孟子下面的两句话，要特别注意。他说：「位卑而言高，罪也」，常听到许多年轻人，讨论天下国家大事，听来令人厌烦。年纪轻，经历过多少事啊？不知天高地厚，这就是「位卑而言高」。甚至连「位」都没有，居然在那里讨论天下国家大事，如果把责任交给他们，不出三天就会出大事。所以「位卑而言高，罪也」，真是一种罪过。

其次，「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机锋结论出来了，孟子说：假如我出来，在齐国也好，在魏国也好，如果在他的政治体制中，「道不行」，改革不了，对他的国家社会没有贡献，这是知识分子的耻辱。如果出来做事，而又不能利世利人，何必站出来！如果为虚名而站出来，那是最可耻的事。

看了孟子与万章的对话问答，就知道他们两人所说的，全部都是「机锋转语」，两人都没有明讲，但都知道对方话语中隐含的意思。

靠人救济，靠人生活

万章曰：「士之不托诸侯，何也？」

孟子曰：「不敢也。诸侯失国而后托于诸侯，礼也；士之托于诸侯，非礼也。」

万章曰：「君馈之粟，则受之乎？」

曰：「受之。」

「受之何义也？」

曰：「君之于氓也，固周之。」

曰：「周之则受，赐之则不受，何也？」

曰：「不敢也。」

曰：「敢问其‘不敢’，何也？」

曰：「抱关击柝者，皆有常职以食于上；无常职而赐于上者，以为不恭也。」

这里谈「托」的问题，「托」就是寄托、寄附的意思。后世对于侨居在外地的人，两千多年来，习惯上都称他们「寓公」；尤其是国王，寄托在外面的，都算是寄居。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古礼上，「士之不托诸侯」，知识分子是不能靠他国的诸侯生活的。因为一个知识分子，代表自己国家的文化精神，如果国家有问题，而寄居在外，不能依赖别国的诸侯而生存。现在万章问，这是什么道理？

孟子说：「不敢也。」中国上古文化精神，如果一个诸侯失国——所谓失国，是一个国家出了问题，丢掉了，这个国家的诸侯，离开了自己的国境，而寄住在别个诸侯之国，那是兄弟之邦，这样还是合礼的。因为一个诸侯虽然失国，仍然代表自己祖宗的宗庙，还要筹划复国的，因而「托于诸侯」，这是合于古礼的。而「士」，就是一个知识分子，代表的是祖国文化的精神，如果依赖于别国的诸侯，这是不合礼的，所以不可以，一定要自己求生存。

万章又问：「君馈之粟，则受之乎？」这句话问得很含糊，没有说明受者是一个「士」，抑或是一个失国的诸侯。只是说，当上面的国君赠送谷米时，接受不接受？孟子说：这种馈赠，可以接受。

万章又问：士之托于诸侯，尚且非礼；而今可以接受国家的馈赠，这又是什么道理？

孟子说：这是不同的两件事。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见到下面任何一个老百姓有痛苦、有困难，一定要救济的；在现代说来，社会福利救济，是要照顾国境内的每一个人，所以国君给的，都要接受。这就像一个家庭中，给儿孙们的，都要接受，因为长辈对晚辈，有照顾的责任。尤其一国的领袖，对全国老百姓都要照顾；在一个机构中，负责人同样要照顾到全机构的每一个同仁。

万章说：国君的救济，可以接受，赏赐却不能接受了，这又是什么道理？这种情形，我们今日看来，也觉得莫名其妙。其实中国古礼的逻辑，是非常严谨的，这也是生活的规范。以现代的情形来做譬喻，比如越南阮文绍政府有人来到台湾，我们救济他，他可以接受；如果我们最高当局对他特别的「赏赐」，在我国古礼上说，他不敢接受。

万章说：我斗胆再请问老师，他为什么不敢接受？

孟子说：任何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谋生的技能，这是中国上古文化的精神，现代也如此。古代像孔子与孟子，为了生活，什么职业都做。前面曾说过，孔子为了生活，当过会计，也管过牛羊，那是他为了谋个人生活。但是若要他出来当宰相做官，这是社会、国家、天下事，关系到人类祸福的事，他可要慎重考虑了。因为这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所以要以两种方法来处理。但后世的人，将事业与职业混为一谈，有的官做得大、地位高的，不一定在做事业；有的人没有做官，在政治上没有地位，但他是在为社会、为国家、为天下、为人类，乃至为未来的千秋万代而建立不朽的事业。而他的职业，可能只是挑葱卖蒜的小民，与他的事业、人格并无关系。所以给人看门、守夜、做清洁工的，都是他谋生的正当职业，如果没有正当的谋生职业，只是依赖上面的赏赐，则不可。

同样的道理，假如无职业，而靠政府的赏赐或他人的救济过日子，就是「不恭」，是对自己不恭敬，对人生的观念搞不清楚。人有头脑，有身体四肢，应该尽力靠自己活下去，不可以完全依赖别人生活。

供养，培养，畜养

曰：「君馈之，则受之；不识可常继乎？」

曰：「缪公之于子思也，亟问，亟馈鼎肉，子思不悦；于卒也，摽使者出诸大门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伋！’盖自是，台无馈也。悦贤不能举，又不能养也，可谓悦贤乎？」

曰：「敢问国君欲养君子，如何斯可谓养矣？」

曰：「以君命将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后廪人继粟，庖人继肉，不以君命将之。子思以为鼎肉使己仆仆尔亟拜也，非养君子之道也。尧之于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食廪备，以养舜于畎亩之中，后举而加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贤者也。」

孟子他们师生二人，还在继续辩论这个问题。万章说：上面如果有馈送，就接受下来，这样经常的接受，可不可以呢？实际上这种辩论，万章是针对老师说的话，希望孟子接受别国君主的帮助，为什么不要呢？

孟子举出鲁国的末代君主缪公为例，对于孔子的孙子子思的事，加以说明。缪公经常派人问候子思，也经常送一些好吃的东西给他。子思最初收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基于礼貌而接受了；到后来，缪公常常送东西，子思就不敢再接受了。但是他对国君，还是不失礼貌，依照对君主、尊长、祖先、父母的古礼，朝着北方，遥遥磕头再拜，表示谢意。子思并且说：现在才知道，我的国君常常这样派人来问候，又常送东西来，并不是尊敬我，只是在养我罢了。因此他告诉送东西来的人，回去报告缪公，以后不要再送东西来了。所以从此以后，国君就没有再用这种方式送东西了。

孟子说：这件事的道理是，鲁缪公如果认为子思是一个贤人，而欣赏子思，为什么不交事给子思做？或者把子思当做一般平民，亦无不可；又为什么对子思在外表上如此有礼，好东西不断送来，但既不见面，也不向子思请教？这就不是「悦贤」之礼了。

从孟子所举子思的史实，就知古代的中国文化，在士的行为上，首先应该建立自己的人格，也就是说，一个读书人，要有良好的人品。生活固然重要，但丧失人品、气节的生活，是不能接受的。又所谓「尊者赐，不敢辞」，像子思的情形，并不适用，因为子思不是鲁缪公的臣子。

如大家所熟知，孟尝君门下三千客，所谓好客、养士，但实质上是以「犬马畜之」，有钱的人没事做，找些人来玩、谈话。在满清的时候，这类被养的人，被称为「清客」或「门客」，他们尚清谈，做事则懒洋洋的。像明末一位很有名的陈眉公，学问很好，著作很多，也有功名，可是不出来做官。但在清初的王公大臣们的筵席上，经常有他在座，所以名气很大。当时恭维他的人也很多，但也有人反对他。有一个才子因为反对他，曾经作了一首诗讽刺他，最后两句说：「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

像这类清客、门客，历代都有，现在也有些老板，尤其是小开（小老板）之类的，专门有一群人陪着去喝咖啡、逛夜总会、上舞厅的。这些人可算是现代清客，在满清的小说中，又称他们为「篾片」，就是拿在手里玩玩的。像二三十年前，有些中外军人，虽然并不骑马，却终日手执一根马鞭，拿着玩的。古代的养士之风，致使知识分子往往成为人家座上的清客，因为在清谈的时候，需要他来调剂情调。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了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恋爱故事。大家都知道，司马相如因为文学好，后来做了官，当时文学好的人不少，汉武帝都给他们官做。司马迁在结论里说，「以优伶畜之」，这句话将历代皇帝都说尽了。例如满清的翰林院，皇帝把那些翰林们，当歌女、戏子一般来养着的，皇帝高兴了，就找他们来，作作文章，吟吟诗，娱乐一番；不高兴的时候，就养在那里，反正给很高的名位，翰林们也乐得清高自赏。

李白的清平调

像李白那么好的学问，在唐明皇的心目中，不也是「以优伶畜之」吗？有一次唐明皇喝醉了，和杨贵妃两人在沈香亭赏牡丹、喝酒，玩得高兴的时候，就吩咐太监，去找李白来作诗，著名的「清平调」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作的。李白后来的遭遇不好，就是因为他懂这一套，所以当太监奉皇帝的命令去请他时，他故意喝得醉醺醺的，可是谁知他是真醉还是装醉？问唐明皇找他干什么，唐明皇要他作歌，他要求皇帝命令杨贵妃为他磨墨，最得宠的太监高力士替他脱靴，这时唐明皇正在兴头上，就答应了他的要求。于是他作了三首清平调：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沈香亭北倚栏杆

李白作完了这三首诗，把笔随便一抛，唐明皇看他诗作得好，立即叫人把笔拾起来，留着做纪念，并且叫乐工们来配歌谱。

当时，杨贵妃、高力士两人侍候这醉鬼老半天，当然心里恨得牙痒痒的，可是这时唐明皇正在高兴的时候，又正在大加赞赏李白，所以有气也发不出来。而且乐工一配上曲谱，由杨贵妃唱出来，非常好听，尤其诗中的句子，实在写得好。像「云想衣裳花想容」这一句，就是描写杨贵妃的美丽，意思是说；看到天上的云彩，就会想到杨贵妃所穿的衣服，是那么高贵、华丽、飘逸、雅致、多姿多彩；看到牡丹花，就想到杨贵妃容颜的艳丽、亭匀、娇媚、温柔，花也为之逊色；真是马屁拍到了马心里！所以杨贵妃也非常高兴，简直沈醉在李白的诗句中，吟唱不已。

最后，高力士劝杨贵妃不要唱了，告诉她这是李白骂她的，他说李白的诗中「可怜飞燕倚新妆」，把你比做赵飞燕，而赵飞燕是祸国的妃子呀；他诗中又说「名花倾国两相欢」，也是说你美是很美，可是这美是要倾国的呀。杨贵妃听他这么一说，再也不唱清平调了，从此李白也就慢慢倒霉了。可是李白是否有意骂她呢？这是心理上的问题，很难找到客观的证据下论断。但依据当时的客观情形看来，李白很可能是故意借酒装疯，作诗暗中影射的。

从这些历史上的故事看来，帝王们对于一些文学家、艺术家们，的确是「以优伶畜之」，给他们官做，养着他们好玩的。

我们由历史上的许多故事，就看穿了历史上的这些内情。再看孟子，他是引用子思的话来答复万章的，可见司马迁写《史记》，也是看穿了上下古今的历史，原来不过如此而已，而这一思想的启发，在孟子之前，子思就已经说出来了：「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伋！」你鲁缪公心目中，不过把我（伋）当宠物一样看待，养着玩玩的。如同现代人养什么北京狗、贵宾狗、腊肠狗似的，物质的待遇是很高，但没有真正的礼貌与恭敬心。

万章一听孟老夫子这样答复，把话说到正题上了，也越说越明了，于是就问：假使一个国君，「欲养君子」，要怎样才算合礼呢？

万章这句话里的「养」字，应该作「供养」解释。「供养」是下养上，恭敬地养，是合礼的。上对下的养是培养、抚养，那就不必太讲究礼貌了。如果既不是供养，又不是培养或抚养的另外一种「养」，那就属于很难听的「畜养」了，就像家里养一只哈巴狗一样，所以就叫做畜养。

孟子说：以子思这件事来说，第一次君王赏识他，对他恭敬，以师礼待他，因为鲁缪公是国家的君主，子思不能失礼，所以再拜以后接受。这样一来，后面跟着送东西的人可多了，以现代官制来比喻，就是英国的首相，美国的国务卿，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以及各院部会首长，听说女王或总统给某人送了东西，大家都纷纷跟着送。如此一来，子思先生对于这些人，虽不下跪，至少要作揖，于是天天站在门口，迎迎送送，打躬作揖都来不及了，这简直是侮辱人。这是孟子用子思的故事，来说明人情世态的一面。

赵州和尚的待人处世

在佛家禅宗记载中，也有类似的故事。唐代的著名禅宗大师赵州和尚，皈依他的弟子很多，当时唐代的一位宗室赵王，王府就在赵州，他也皈依了赵州和尚。有一天，赵王来看赵州和尚，他正在打坐，有人向他报告王爷来了，他闭着眼睛打他的坐，直等这位王爷到了他的面前，他才张开眼睛说：你来了，请坐！他是以对待弟子的态度接待这位王爷的。但他仍然讲了两句客气话：「自小持斋身已老，见人无力下禅床」，尽他当师父的一分礼貌。赵王当然说，师父你不要客气了，我们作弟子的应该来拜候你的。

王爷回去后，第二天派王府的太监，送了许多东西来，小和尚在山门外远远看见，赶紧报告师父。赵州和尚听了立即赶出山门外老远去迎接，还请那位送东西来的小太监吃素斋，说不定还送一个红包。小和尚们看到这情形，还误会这位师父太势利了，前天王爷来，没有带礼物，连禅床也不下；今日听见送了许多东西来，对一个小太监竟如此客气。等客人走后，小和尚便问师父，您这样做法是什么道理。赵州和尚说，你们这些人，真是不懂事，要知道阎王易见，小鬼难缠啊！这些小人，如果不好好接待，回去乱说一顿，可真会破坏我和赵王之间的道义之交啊！

赵州和尚，就是如此透彻了解人情世故！所以佛家说，先要透彻人情世故，方能作一个出家人。当然，懂佛法的出家人，一定懂世法；不通世法的人，也一定不通佛法，这是一定的道理。

子思也是这样，国君待他以师礼，送东西来，他可以说，放在这里吧！而其他的人送来，他就不好意思这样说了；纵然不一定到大门外去接，至少在客人离开时，总得送到门外，打躬作揖道谢。也许还要等他上了车，关上车门，发动马达起步以后，才回身进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碰到烈日或雨雪的天气，就更受不了，子思认为，这样「非养君子之道」，所以只好连国君送的礼也辞谢不收了。

孟子这段话，就是说明人生处世的分寸和道理。一个人处世，要有一定的分寸，多一分不可，少一分也不可，也就是一般人说的规矩、人格、风范。

换言之，做人做事，要有一定的范围标准，同样一件事，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对不同的人物，处理的方式，也是不相同的。孟子说到这里，也等于批驳了万章，并且坚持自己的文化精神，绝对不可以马虎。

舜所受的培养

孟子继续说，「尧之于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尧有九个儿子，都交给舜指挥，跟着舜做事；并将两个女儿，不分大小，一起嫁给他。而且，不但为他解决了生活问题，还选拨了许多干部听他指挥，管理各种各样的事务。当时是在大禹治水之前，遍地洪水，农业还没有奠定基础，仍是半农半牧的农牧时代，牛羊畜类，为重要的生活资源。所以尧给舜安排的牛羊、仓廪，等等，一切重要的生产资源、经济设施都完备。换言之，给他房子、车子，也有家室，有干部，有生活资粮，有生产设备，一切都为他准备了。而这时舜的身份，既不是政府的顾问，也不是参议，更不是师长，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尧只是委托他为额外的私人助理，处理一些事情而已。这就是培养，现代的名词为训练。

「训练」一词，最初出于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术语，几十年前有前辈们说，「训练」这两个字不能用，因为在日本是用之于养马、养狗，对动物才叫做训练，对人怎么可以说训练？「训」字已经不大好了，再加一个「练」字，更不恰当。所以尧这样对舜，不能说是训练，而是培养历练，使他增加经验。

尧培养舜，等他处理政治的经验够了，后来就「举」，提拔他，把高的位置给他。最初只是为私人助理，没有位置，因为官职是国家的名器，给他位置，就是给他权力；而私人助理不一定有权力，等到他经验够了，才给他权力处理事务。后来一步一步，给他二三十年的时间，累积经验，一直到尧一百多岁时，自己精力实在不够了，才把帝位让给他。

现代的知识分子，又算什么呢？只要报上登一个小广告，征求人才，随便一个小职位，也许只是一个抄写的工作，应征的常有百把人，说不定大学毕业生有一半。在一个失业者来说，抱了满怀希望，拉长了颈子等待，结果只有一人入选，而百多人又堕入失望的深渊。甚至有的征才单位，连回音也没有，让人长期地处在等待的痛苦之中。由此看来，今日的知识分子，是多么悲哀。

所以现代教育，的确要注重职业教育，因为一般普通教育，在大学毕业以后，谋生技能都没有，吹牛的本事却很大。今日的青年应该知道，时代不同了，职业重于一切，去解决自己生活的问题，必须自己先站得起来，能够独立谋生。学问与职业是两回事，不管从事任何职业，都可以作自己的学问，不然，大学毕业以后，「眼高于顶，命薄如纸」八个字，就注定了命运。自认为是大学毕业生，什么事都看不上眼，命运还不如乞丐；没有谋生的技能，就如此眼高手低，那是很糟的，时代已经不允许这样了。

见国君的条件

万章曰：「敢问不见诸侯，何义也？」

孟子曰：「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庶人不传质为臣，不敢见于诸侯，礼也。」

他们师生的辩论，一直没完，还在继续下去。而且万章的问题，越来越直接，也越明显了。他问：老师，你周游列国，到每一个国家，都不去拜访他们的国君，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万章曰：「庶人，召之役，则往役；君欲见之，召之，则不往见之；何也？」

曰：「往役，义也；往见，不义也。且君之欲见之也，何为也哉？」

曰：「为其多闻也，为其贤也。」

曰：「为其多闻也，则天子不召师，而况诸侯乎？为其贤也，则吾未闻欲见贤而召之也。缪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千乘之君，求与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与？」

万章说：那么好了，你自己说的，居住在那里，算是那里的一个市民，国家有命令要你服役，或做某一件事，必须要听命令。现在国君要召见你，派人叫你去见面，而你借口生病等等原因而不去，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孟子说：在客居的国家，虽然国籍不同，但「往役，义也」，为社会服务是应该的；「往见，不义也」，至于国君召见，就应召去见了，好像是为了谋图一官半职似的，这是不合理的，所以不可以去见。再说，你们的国君，又是为了什么要召见我呢？

万章说：可能是知道老师你学问渊博，多闻广见，为了向你请教；也可能是为了老师你道德高尚，有所心仪，想跟你见见面。

孟子说：假如说是为了我学问渊博，有事想要问我，那是向我请教，按照中国的古礼，就算是天子，也不能下命令召见老师，这是传统文化的师道尊严；更何况你们齐国的国君，还只是一个诸侯，假如他认为我有道德，也不可以下令召见，从来没有听说曾有国君，下命令去召一个贤者的。

接着他又举出历史上的事例来说明，就是鲁国缪公与子思的故事。

在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们，都是讲权力、威势的，对人所持的态度，都是「老子我的威权大」，都是以气势凌人的。不过，孔孟始终维持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的气节与道德，并且建立人格的教育。虽然，鲁缪公想见子思的时候，也是用召见的姿态，所以子思不去见。

鲁缪公派人来对子思试探性地询问说：古代千乘之国——约等于现在一个省大小的诸侯——想和一个有学问、有道德的知识分子做朋友，在上古的礼制上，是怎样说的？子思很不高兴地说：古时候的人只曾经说过：有一件事情，要请一个知识分子去做，把权力交给他，给他一个职位去做事，哪里有说做朋友的？

孟子说，子思的不高兴是有理由的，他那样引用古人的话做答复，就等于说：如果以地位来说，是位置不适当，你鲁缪公是一国之君，我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是你的臣民，当然不敢和你做朋友，应该守你的政令，听你的管束。如果说是认为我有品德，学问好，而想和我交往，那对不起，你虽然是国君，想跟我学习，那我是老师，你又怎么可以说要与我做朋友呢？

于是孟子说：这样看起来，以一个千乘之国的国君，想和子思做朋友都不行，更何况是召唤他呢？

他举出子思这一段史实，来答复万章「召之，则不往见之，何也」的问题。换言之，也等于对万章说，你们的国君想召见我，他算老几？我又是老几？他像叫唤家里的狗一样——「来福！过来！」我就会去吗？这是不可以的。

孟子又继续举出齐景公的史例来做答复。齐景公在春秋时代，还算是一位好的诸侯，他下面有许多好的助手，名宰相晏婴，就是在这个时代。

礼的重要

「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曰：「敢问招虞人何以？」

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旗，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岂敢往哉？况乎以不贤人之招招贤人乎！欲见贤人而不以其道，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诗》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之所履，小人所视。’」

万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驾而行；然则孔子非与？」

曰：「孔子当仕有官职，而以其官召之也。」

在这段书里，「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这两句话，是中国文化的名言。中国人几千年来的民族精神，和这两句话很有关系，大家千万要记住。

孟子说：齐景公准备去打猎，出发前，下命令召见「虞人」，就是负责照管园林野生动植物的人。可是他用的号令是召唤大夫的「旌」，所以这个园长不听命令，他没有来。齐景公认为他抗命，生气了，要把这个园长杀掉。可是晏婴在旁边说话了，他说不可以杀园长，因为没有理由。古代的大臣们，遇到意见不同时，常常当面与皇帝争论。齐景公说他不听命令，当然要杀他；晏子说，你是用什么信符去召唤他的？齐景公说：以「旌」呀！晏子说：你要打仗吗？为什么用召三军统帅的信符去命令他？召唤园长是用羊皮帽做信符的呀！齐景公知道自己用错了信符，立刻改用皮帽子，那个园主一看到就来了。

所以古人对于礼，非常重视。礼就是国家社会的制度，是不允许破坏的，上自国君，下至老百姓，都要共同遵守，也等于后世法治时代所谓的「不成文法」。

在古代，像这位虞人的召而不到，很可能就被杀了，不但帝王有此权力，就是大臣、大将，也有这种权力，一直到满清时代，仍然如此。如清朝雍正时代的征西名将权臣年羹尧，是由老师培养出来的，他对老师非常尊敬，后来他对儿子的教育，也极为重视，在家教的书房门口写了一副对联：「不敬师尊天诛地灭，误人子弟男盗女娼」。相传每次吃饭时，即使在公务百忙中，他也一定要陪着儿子的家庭老师一起吃。这位老师欢喜吃豆腐，有一次，吃豆腐不小心烫了嘴，年羹尧怒目向侍候的人瞪了一眼。不一会佣人送上一个盘子，上面放的是厨房一名厨师的人头，把这位家庭老师吓得饭也吃不下了。这是年羹尧过分使用权力了，但从中可以看到过去帝王时代，权力人物的威势，就有如此严重。

转回来说被齐景公以「旌」呼召的那个虞人，并非不知道不接受命令的结果，极可能被杀，但他为了坚守礼制，情愿冒生命的危险，因此孟子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他有志于国家天下，救世救人时，那么他做人做事，随时要准备穷死、饿死、困难死；也就是为文化、为学问、为理想而死。就像梁启超有两句诗所说的：「求仁得仁有何怨，老死何妨死路旁」。梁启超此人如何，在此姑不置评，但这两句诗，也就道出了一个读书人的气节，表示他在戊戌政变时，是准备随时赴死的。日本有一个和尚的诗：「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也是同样的意思。譬如蒋中正先生，因为他在日本念书时，知道日本人的这种精神，所以他在训练军队时，常引用这两句诗。而这首诗，原是日本一个和尚到中国来学禅，出门时所写的，全诗是：

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全国人民以这首诗作为他们大和民族的精神。而梁启超的诗，则是较晚所写，两者的精神都是一样。但是，这种精神，最初则是见诸两千多年前《孟子》这里所说的「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两句话。所以中国文化中，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不准备寂寞穷困一生，而想建立文化的精神与人格，的确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许多人见到富贵，人格就动摇了；但是一个勇敢的人，或侠义之士，喜欢打抱不平，喜欢仗义的人，却准备随时「丧其元」——丢了脑袋。所以作为一个中国文化中的忠臣义士，是要准备随时牺牲生命的。

孟子这里举出来齐景公的错误，而一个虞人，宁愿冒死亡的危险，去纠正国君的错误，目的在使自己的国君，成为历史上的名王，而自己并无私心；同时也使自己国家的国民，知道遵守礼制，所以他准备牺牲，而不听这个命令。孟子这两句话，也就成了后世知识分子的精神标杆了。

孟子对于齐景公与这个虞人之间的故事，也非常赞叹。孟子赞叹的重点，并不是虞人不听命令，而是赞叹他所以不听命令的精神基础。也就是说，他宁可舍身取义，以维护文化精神与国家制度的情操。万章又问：上古时候，国君呼召虞人，真正的礼制，应该用什么作信符？

孟子说：用「皮冠」。上古帝王出来打猎的时候，换戴另一种帽子。中国古人戴的帽子，等于现代军人的阶级，以不同质料与形状的帽子，表明身份地位。帝王在打猎的时候，换戴皮冠，所以召虞人用皮冠，召庶人用「旃」，召士用「旗」，召大夫用「旌」。

「旃」、「旗」、「旌」这三种东西，都是古代旗帜一类的标志，而形状与质料，有所不同。「旃」是用帛练制成旒，像古代皇冠上，垂下来的冕旒的样子，共有十二个，镶缝在旗边而垂下来的。「旗」是在旗上画龙，并且有铃，旗边也镶缝十二个旒。「旌」，则是在旗杆的顶上，悬挂五彩羽毛撕成的穗子，也有人叫缨子，状如苏武牧羊绘图中，苏武手中所持符节上的那种穗子，这种旗则称为「旌」。

孟子对于上古的制度，好像一部活辞典似的，一一答复出来，可见他满腹的学问，而且不是普通的学问，是实用的学问。如果一个国家请他办事，他立即可以将制度规章建立起来，根本不必多加考虑。古时候士大夫的学问，这些都是重要的部分。

孟子列举了这些礼制后说：所以齐景公错了！以对大夫这么高级干部的礼仪，用到一个虞人——公园园长身上，所以这个虞人宁死也不从命，他是对的。同样道理，以召士的标帜去召老百姓，老百姓也不敢随便接受。况且你们现在的国君，下达一个命令要我去看他，随便叫一声，我就要去吗？对不起，我不会去的。因为一个国君想见一位贤人，召见的方法不合规矩，不合礼仪，不守制度，等于是一方面请我去，一方面自己又把门关了起来。

他又说：义，合乎道理是道路；而礼仪是大门，只有君子走这条大路，进出这个大门。《诗经》上记载说：周朝文化鼎盛的时候，不论政治制度、文化精神，在文王、武王建国时，像宽阔、平坦、坚固的大道一样；而且像射出去的箭一样，是笔直的，不转弯的。所以君子所走的路，就是这样的坦直大道，小人则仰望着去效法。

万章这个学生很厉害，当孟子说到这里的时候，他又问了。他抬出了孟子最佩服的孔子来，指出在《论语》中记载孔子生活行为的《乡党》篇中，所说的一件事，他说：鲁国的国君下命令召孔子，孔子不等到车子准备好，立刻就跑路赶去了，依你的说法，孔子也不合礼制了。

孟子说：你又错了，孔子是鲁国的司寇，他有官职在身，所以「君命召，不俟驾而行」，他并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也不是在他晚年闲居读书的时候；他那时有官职在身，负有责任，所以非去不可。

读书万卷，神交古人

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孟子最后告诉万章说：人交朋友，一定是意气相投，看到对方，也知道对方交的是什么朋友；看到对方交什么朋友，也可以知道对方是何等样人。一乡的善士，他的朋友也是一乡的善士；一国的善士，他的朋友也是一国的善士；天下的善士，也一定去和天下的善士交朋友，范围慢慢扩大。但是一个真正的君子，胸罗万象，尤其是一个好的国君，纵然与天下的善士交朋友，还是不能满足求贤、求善、求好的欲望，于是又与古人论交，那就是读古书。

我常劝青年多读古书，不要以为自己学问够了，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学问经验永远不会够的。古人著书立说，累积了多年成功与失败的经验，穷毕生精力，到晚年出书，流传下来，我们如果不读古书，那才真是愚蠢，因为有便宜不知道捡。读了古书，就是历史的经验，是吸取古人付出辛酸血泪的数千年经验，供自己运用，所以何必自己去碰钉子，流血流汗，茹苦含辛再领悟出同样的经验呢？或者说，只是读他的书，而又看不见他的人，可以和他交上朋友吗？当然可以呀！我们由古书就看到他的时代背景了。例如读唐诗，就知道唐代之所以成其为唐代，那种淳厚、朴素、气魄，那是伟大，的确了不起。杜甫和李白的诗是好，而在文字技巧上看来，似乎不如现代的诗；但现代的诗作就没有唐诗的风格与气势，尽管堆砌，也没有唐诗的那种精神与气魄。

看古董也是如此，一个几千年前的陶器，看来似乎非常粗拙，远不如现代的陶器那么精致美丽。但现代陶器的精美，一眼看过去，就尽在这一眼之中，不耐久看；而一个古陶器放在面前，它的粗拙中，就越看越有意思，有气势，有韵味，有一种盎然的、深远的精神。

诗到了宋朝，如「云淡风轻近午天」，也的确是好诗，但只那么轻轻淡淡的，就没有唐诗的那一种浓郁情怀。后世下来，明诗、清诗更加不同了。文学如此，文化也如此，试看历代人物，气度、政治的制度，一看就知道，一代有一代的味道。过去历代都有不同，也是循历史的痕迹，渐渐变易而来的，所以从历史渐变的轨迹中，也就可以看到未来发展的方向，这就是「尚论古之人」，与古人交朋友的道理。

清代中兴名臣左宗棠，在未得志前，连吃饭也成问题，但他的书房就有一副对联：「读书万卷，神交古人」，这种胸襟，这种抱负，是年轻人应该效法的，这就是「尚友」，也是与古人交朋友的意思。中国有一部古书名《尚友录》，现在改编为《中国历代名人辞典》。

孟子的真心话

下面是《万章》上下篇的结论了。孟子也和庄子一样的幽默，在《离娄》上下篇的总结论中，叙述了齐人一妻一妾乞讨祭余的故事，讽刺当时一些为权势利禄奔走，而不顾立身出处的人。这里《万章》最后的结论，他说自己的一段经历，表明他不出来就是不出来的态度，也是非常幽默而生动：

齐宣王问卿。

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

王曰：「卿不同乎？」

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

王曰：「请问贵戚之卿？」

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王勃然变乎色。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

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

曰：「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

齐宣王有一天问孟子，关于「卿」这一官位的态度，应该怎样才合礼义？

「卿」是古代的官位，也可以代表最高的顾问，也可以代表国家的最高行政首长。如美国的国务卿——国务卿这名词，并不是我国的译文，最早翻译的是日本。有许多西方文字的名词，例如哲学、经济学，等等，都是由日本翻译过来，因为日本越古的文字，越多是我国的汉文字，所以我们中国人就随便捡过来用，成了二手货。

齐宣王这句话，问得非常严重，因为孟子曾经作过齐宣王的客卿。由于孟子是邹鲁人，不是齐国人，所以不是正式担任「卿」的位置。如果齐宣王正式用他为「卿」，他就变成齐国人了。他这一问，等于和孟子开玩笑。

孟子反问他说：请问大王，您所谓「卿」，是问哪种卿？

齐宣王被他这一句反击过来，吓了一跳，孟子本来是渊博的，所以宣王心里有点虚了，便问孟子：卿，还有什么差别吗？

孟子说：有大大的不同，有一种是「贵戚之卿」，是由国君的同宗亲族来担任的。如殷商的箕子、比干、周的周公，都是「贵戚之卿」，另有一种是不同姓的卿。

于是齐宣王问：就「贵戚之卿」而论，该当如何？

孟子说：如果国君有了大过错，「贵戚之卿」就要拼命劝阻，经过一再劝阻，这个国君仍不听的话，就是国君的不对了，那么就对不起，请这位国君下来，换个位置，由别人上来。

齐宣王一听这样的话，脸色都变了，也许发青了，当然，孟子气定神闲，坐在那里稳稳不动。齐宣王到底是一国之君，有他的修养气度，片刻过后，发觉自己神色不对，未免失态、失礼，现代说有失风度，所以态度又平和一点。

孟子却轻松地说：大王，你不要以为奇怪，你既然问起这个问题，我可不能和你说歪理，我是说的直话、正话。

孟子这样一说，齐宣王的神色完全变回正常了，然后又问「异姓之卿」该如何？

孟子说：「异姓之卿」，对于国君有过错，也是拼命劝告，如再不接受，对不起！下台一鞠躬，我要回家了。

这结论多妙！

所以读古书，要接连着读，就可以读出他的真正含义与精神所在了。如果依照宋儒这些古人所圈断的、割裂地去读，那就不是《孟子》，而是「懵子」，越读脑子越懵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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