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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孟子与滕文公、告子 I 南怀瑾 [打印本页]

作者: 思过黑鹰    时间: 2026-11-6 22:28     标题: 孟子与滕文公、告子 I 南怀瑾

孟子与滕文公、告子

南怀瑾


前言


我们关于孟子的研究,上次把《公孙丑》这一篇,大概讲完了,现在开始《滕文公》这一篇。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孟子这一生,想推行中国上古儒家所标榜的王道精神,他离开家乡,先后与梁惠王、齐宣王、齐愍王见过、谈过,但话不投机,文不对题。那时的孟子,可以说是很寂寞的,就准备回故乡讲学了。

孟子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战国的初期。所谓战国,是指那时的全中国,由周朝分封诸侯建国开始,到了东周的时候,诸侯互相吞并,都是以武力逞强、称霸。到孟子的阶段,差不多形成了七个强国,北面是齐国、燕国,南面是楚国,西北有韩国、赵国、魏国、秦国。另外的鲁国是文化古国,还算得上大国,但孟子的家乡邹国和滕文公的滕国,都是鲁国边上的小国,太小了,所谓的战国,就是这么一个局面。

这个时候的中国文化,有所谓“诸子百家”,都是为了救世救人,各家有各家的思想,我们现在通常讲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这个阶段。换句话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混乱,同时也是思想非常开明的阶段。当时各国,每个都想自己富国强兵、称霸诸侯,对于王道的道德政治、王道精神,几乎没有人肯听。其实大家都知道,但都做不到,认为不可能富国。所以讲,孔子生在春秋,孟子生在战国,是两个时代,但都经历过乱象中的生活,三四百年都是这样。所以他们的学说,他们的教化,能够成为后人的万世师表,但在当时是很不容易,很困难的。

为了了解这些,我们来读《滕文公》。《孟子》一共分七篇,《滕文公》上下两章是其中的一篇。

刚才讲到,滕国是个小国,在邹、鲁之间。孔子的家乡是鲁国,孟子的家乡是邹国,两国背后是齐国。《孟子》这里记录的滕国,方圆不过百里,等于我们现在的一个县那么大。只有县那么大,为什么称为“国”呢?这就是现代人读书需要知道的,在讲孔子、孟子的书时,我已说过很多次了。当时讲的国家,不是现在几千年后,我们所说“国”的观念。在春秋、战国,或者说,从周朝以来七八百年,乃至过去所讲的“国”,另外有一个名字叫做“邦”,后来喜欢通称为“国”。其实,邦与国,是地方政治单位的名称。现代人读古书,如果把孟子到齐国、滕国,看成是到欧洲的法国、德国去,或者把诸侯的国,看成是中国、美国、印度这样一个国家,那观念就完全错了。

滕国的滕文公,为什么称为“公”呢?只有大概了解周朝分封的体制,你才懂得滕国和滕文公是什么关系。譬如现在一般人读古书,中国历史根本不懂,不管他是一个什么学问,自己本国的古书、历史,根本没有好好读过。一提封建,都晓得周朝是封建制度。我听了好笑,你懂什么叫“封建”?换句话说,你们乱讲“封建”,我开玩笑说你们是“疯见”,根本不懂。

那么,周代是怎么一个封建呢?从这一篇《滕文公》,倒退回去七八百年以前,周武王率领八百诸侯,等于带着八百个国家,讨伐商朝最后的暴君纣王(商纣),推FAN了他的政权,建立了周朝。周朝的建国,走上一个新的时代,叫“分封建国”,把整个中国,分成很多个小国,差不多有一千个国家,现在资料太少、太散了,不够研究。

那么,当时的分封机制是什么呢?就是把华夏民族(华夏是个代号,就如现在讲的中华民族)各个宗族联合起来,统一建立一个中央政府,叫做“周”,把统治全国的领袖叫做“天子”。天子这个名称不详细解释了,简单讲,从中国古代宗教性的说法,代表替天行道。

周朝建立中央政府以外,也把全国其他的各个宗法社会团结在一起,这个叫“家”。譬如,在山西某个地方都是姓李的,或者在河南某个地方都是姓王的;李家有李家的传统宗法,王家有王家的传统宗法,陈家有陈家的……中国的姓很多,每一个祖先传下来,聚族而居,形成宗法社会。所以,古代宗法社会的治理,叫做“齐家”。周朝把每一个大大小小的宗法社会,根据领导(政权)的力量,以及土地、人民的数量这三个条件,分封成一个国家,这就叫诸侯。

我们要知道,周朝的分封是蛮平等的。至于“不是同姓不封王”,这是秦汉以后家天下的制度。譬如,汉朝刘邦当了皇帝,封王的必须是刘家的子孙,别家不行。周朝不是这样,周朝是尊重每个宗法社会,你有土地、人民、领导的能力(政权),就算一个国家,封为一个诸侯。周朝把几千年来,轩辕皇帝以后,尧、舜、禹这些帝王的后代,乃至各个宗法社会的后代找出来,看他们在哪里,还有多少人。还有万把人的,好,也算一个国家。这也就是春秋时孔子说的“兴灭国,继绝世”,把过去断了、灭了的,都找出来封。譬如,鲁国是周公的后代,齐国是姜太公的后代。因为姜太公功劳最大,所以土地面积上齐国比鲁国大。当时山东、胶东这一带,都属于齐国,鲁国是在济南这一带;其他像宋,是殷朝的后代;楚是南方的国家,很大,长江以南都是楚,当时文化还没开发。照这样看来,周天子并不是只封给自家的后代,周文王姓“姬”,后来的“周”姓,也是他的后代。我们现在讲滕文公,滕国在鲁国的南面,更小哦!是封给周文王第十四个儿子叔绣的,滕文公就是姬叔绣的后代。至于周朝建立诸侯,具体是多少个,究竟是一千多,还是八百,现在很难考据确定。

这样分封很多诸侯国,但是精神的领袖只有一个,就是中央政府,周朝周天子。诸侯国的交通、文字、文化等等,并没有像后世那么完全统一哦!是各自管理,但是也相通的。换一句话说,周朝的分封建国,不是什么西方由奴隶社会这样过来的封建。拿现在西方文化的观念讲,它是一个“联邦组织”,各个诸侯联合,尊奉中央周天子,这就是周朝分封诸侯大概的形态。可以说,周朝分封是很平等的,所以,孔孟之道推崇尧、舜、禹的公天下是第一,其次呢,周朝是比较民主、公平的联邦政治。

这个问题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书经》(《尚书》)是中国公家的历史文告,是最初累积的资料所留下来的。里面记录了帝尧时代建国开始的文告,第一篇叫《尧典》,里头有两句话:“平章百姓”、“协和万邦”。你看,中国过去那么多个国家,“平章”意指百姓都平等,“协和万邦”是大家都和谐相处地活在这个天地之间,这是非常民主的。周朝分封诸侯,八百也好,一千也好,它开始的这个封建政治体制(政体),的确做到了“平章百姓”、“协和万邦”的精神。不是像大家误解的,以为封建是乱七八糟、专用奴隶,这根本是自己书都没有读通,自己的文化都没有搞清楚。

那么,平章百姓很和谐,可是分封诸侯有没有个制度呢?有。周以前,尧、舜、禹三代是禅让的公天下,那三代是称“帝”。所以,周朝这八百年来,周天子都称“王”,不称“帝”。周天子这个王的下面,做诸侯领袖的都有爵位,周朝大概的爵位分五等,公、侯、伯、子、男。当时诸侯称“公”的比较多,像齐桓公、晋文公等等。滕文公的祖先,是文王的儿子,也称“公”,爵位蛮高的。爵位,可以讲是代表宗法社会一个级别的观念,爵位很高,但分封的土地并不太大,因为这是两回事。

这些诸侯国,各国有各国的政治体制,但也大同小异。譬如说滕国这里,相当于现在一个县那么大,当时,帮助诸侯辅政,在中央政府做官的,都叫做大夫,分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三等。所有的公务员叫做士卒。有的士卒是文武兼备的;有时候是分开的,士专管文,卒专管武。政府办的学校教育,周代叫庠,商代叫序,夏代叫校,是教这些公务员(士卒)的,并不是现代办学的观念。

这些诸侯的后代呢,王公的孩子,有地位的,叫做“公子”,像我们现在对高干子弟也称“公子”。对那些分封过诸侯的,称为“世家”,世家公子就是这么来的。不像我们现代,叫人世家公子,好像笑人家高干子弟,吊儿郎当、没有出息似的,不是一个意思。

这里我们又岔过来讲一句,宋朝天下大乱,《水浒传》里梁山泊一百零八个好汉煽动造反,有一首白话诗,讲关于世家公子的:“烈日炎炎似火烧”,那么热的天;“野田禾稻半枯焦”,农村里头好久没有下雨,田地里种的稻子、麦子,一半给太阳晒死了;“农夫心内如汤煮”,农民痛苦,心里头的煎熬,像烈火煮汤一样;“公子王孙把扇摇”,而那些公子王孙们,只会摇扇凉快呢。我们引用这首诗,不是讲《水浒传》,是讲公子王孙,公子的子弟们就称“王孙”。讲这一段,使你们知道,称为世家、公子、王孙,是怎么个来源,这是几千年文化礼貌上的称谓。

还有一个问题大家都想知道,周朝的经济制度有所谓的“井田制度”,什么叫“井田制度”?这是个大问题。周朝是农业立国,由天子、地方诸侯,到全体人民的生活,都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在这样情况下,就创立了“井田制度”。周朝所有的土地农田都是公有的,不是哪个人私有的。我们看到井田,千万不要以为是一百亩或几十亩农田,在中央打个井。不要搞错了,井田是个单位代号,是以井为单位,全体人民合作共耕、共有的分配制度。如果拿后世来讲,周朝的井田制度,是农业合作社的公有制度。为什么叫井?它把田地划成纵横阡陌,像个“井”字一样,还可以水利灌溉。举个例子说,假定百亩田地给多少人分耕,其中百分之多少的收成,抽出来作为给天子、诸侯,或者给为人民办事的公家的费用;其余的给农民分配。至于具体如何分配,后世数据不多,很难考据确定。

那么,这几段零零碎碎的话提出来,是你们研究《滕文公》这篇首先必须了解的,然后你们读书、研究起来就方便了。

根据《孟子》本书的著述,第一篇《梁惠王》,分上下两章。第二篇《公孙丑》,也分上下两章。在这四章书中,大部分属于孟子自传式的记载。那时孟子正游于齐、梁(魏)之间,想以中国传统文化王道思想的学术,说动当时强国诸侯,如齐宣王、梁惠王,希望他们能够拨乱世而返于正道,推行真正的王道仁政,以救斯民斯世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是孟子的目的。

不过,孟子和生在春秋末期的孔子,路线稍有不同,虽然他是绝对服膺孔子的传承,但因时移世易,不得不适变以求其成为可行之道。在孔子的当时,还希望诸侯之间的强国霸主,能够尊崇中央天子的周室以施行仁政,恢复周朝文化的王道精神和仁政制度。

而到了战国时期的孟子,所谓中央天子的周室,已经形存而实亡,等于虚有其表而已。所以是不是还要尊崇周室以行王道的问题,可以说已经不是当时世局的主要关键了。这个时候的重要问题,是如何推行王道仁政,如何救世救民。至于谁来推行,谁来主政,能够真心做到的诸侯,他便功同汤武了。虽说孟子绝对不会说出“即可取周室而代之”的话,但事实上,这是历史时代的趋势,的确需要开展新的面貌,重写新的史页了。

可惜的是,孟子游说不成,学说不能实行,他的心情也正像隋末的王通、五代的陈抟一样。陈抟有诗说:

十年踪迹走红尘 回首青山入梦频

紫绶纵荣争及睡 朱门虽富不如贫

愁闻剑戟扶危主 闷听笙歌聒醉人

携取旧书归旧隐 野花啼鸟一般春

陈抟由此而卷铺盖,收拾行李回家,死守善道,在性天风月中自寻其乐趣了。

在中国文化先圣先贤的遗产中,一直认定《孟子》七篇是“经书”,这个观念应该是对的吧!它的确是千古以来大经大法的经学。但为了使现代人,以至后代的人更容易接受这种大经大法的大道理,我们也不妨用最轻松的比喻来说明,虽然稍有不敬之嫌,事实上也正为了尊敬经学而来推广它。因此我们曾经再三说过,《孟子》以上的四章中有些内容,就好比是《浮生六记》中的“宦情记游”一样。

从滕文公开始,才是孟子的“学问记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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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思过黑鹰    时间: 2026-11-6 22:30

孟子与滕文公

少年的烦恼——滕文公


从本篇开始,研究的方式也需要变更,才比较容易说明它的内容和道理。我们现在便采用了剧本式的对白来说明内文。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世子自楚反,复见孟子。你看这些内容,我们小的时候都要背的。那时候,老师告诉我们,把《孟子》《庄子》背熟,文章会写得好。你看古文,我们中国文化的方块字,把言语和文字脱开,几千年的事就这样记下来,使我们能了解几千年前的历史,没有阻碍。这是中国文字的特别。

“滕文公为世子”,这个时候,滕文公的父亲滕定公还健在,所以滕文公还不是诸侯,还没有接“公”之位。这一篇称《滕文公》,是以他就位后的称呼,父亲死了,儿子就“公”位。我们说就位,不说登位,是因为天子称登位,诸侯只是就位。

当时,滕文公是以世子的身份,派出去到楚国,到长江以南访问。滕国在济南隔壁,过了徐州,再过长江到南京这一带,都是楚国的地带了。“将之楚”,这个“将”,是准备的意思;“之”字,在古文里是到的意思,准备要到楚国去。不是从海路走,是从内陆经过宋国的边境,大概是安徽这一带。孟子这时候正好在宋国,滕世子听说孟子在这里,机会难得,赶快去见孟子。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滕世子晓得孟子是个大儒,很恭敬,很诚恳,请孟子告诉他,中国传统文化治国之道。他是世子,将来一定是诸侯,一定是国家的领导,以后应该读什么书?学些什么?孟子没跟他讲别的,就告诉他,人性是善的,现在这个战国的时代,搞得那么坏、那么乱,是文化教育的错误,政治习惯的错误。孟子告诉他,人性是本来善的,要做到上古道德的政治。而且,孟子还说,你是世子,将来父亲过世,你即位成功,那时候,你一定要效法中国传统,行尧舜之道,天下为公,不是家天下。尧舜禹三代,天下为公,是让位的。孟子对他的开导,特别强调“性善”的道理。换言之,孟子对他强调“人性本善”的学说,和他对梁惠王、齐宣王所说,动辄称扬汤武事业的用意不同。他对滕世子当时说的话,随时在称颂赞扬尧舜的大道,这点要特别注意。

讲到这里,且让我们穿插一个很微妙的感想。

这节古文的写作方法,当然是言简意赅,但是包含的内容实在很多。在这节的简洁文字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孟子对滕文公当时的教导,完全是处在长者教诲子弟的立场,以师道的诚挚,来教导一个后进有为的青年。所以看来非常亲切,而且是富于启发性的教授方式,绝不像前面四章对齐宣王、梁惠王的态度,是处在师道、臣道、友道之间的风格。这点也应当注意。而且由此可以了解,古人在行文、写作之间的技巧和风范。

至于我们要讨论的,便是孟子启发式的教授方法。由这短短的一小节,首先接触到的,便是孟子学说思想中主张“性善”的问题。当然,这个大问题在后面《告子》篇中,有专题的讨论,姑且不在这里详细申论。

可是孟子在这里,为什么对当时还是世子的滕文公,当头一棒,便来个“性善”的问题呢?这点,在本章本节的下文中,便有答案和启示,暂且也摆在一边再说。

最有趣也最微妙的,便是滕世子从楚国回来的途中,再来看孟子。孟子一见面,劈头一句便说:世子!你还在怀疑我上次告诉你的话吗?孟子是怎样看出来滕世子心中还存有疑问的?“诚于中者,形于外”,孟子一见他的态度神色,早已明白了他心中还是存疑不定的。

但存疑不定的是什么问题呢?当然是人性是否真是本善的问题。滕世子不但怀疑人类的天性是否本善,而且他更怀疑他自己的本性是否本善。何以见得呢?很简单,由滕文公就位前的行径记载就知道了。他年轻时,上受父兄遗荫,下有群小拥护,青春时期是贪图玩乐的,正如后面他自己所说的,“吾他日未尝学问,好驰马试剑”,真是一个标准世家公子哥儿。现在他父亲滕定公把国家大事的重担,渐渐加到他身上来了,他自己也感觉到严重性了。可是积习实在一时也改不过来,所以他也怀疑自己的禀性问题,是否真如孟子所说的“本善”呢?

我们可以想象,他在这个时候,觉得良师难得,明师难遇,他正要反求诸己,同时向学问的大道上迈进。但是积习难改,心中的天理人欲之争,实在很烦恼。所以他必须要回头再来看孟子,再深入地请教这个问题。其实,这种所谓的人欲,也就是后天环境所养成习性之一种。所谓天理,也就是人人本自具有的一种先天的功能,自然的禀性。

所以滕世子这个时候的问题,也便是古今中外,所有青少年心里共有的烦恼。


孟子的机锋棒喝


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谓齐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公明仪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犹可以为善国。《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

滕世子在宋国见过孟子后,去楚国了,等于出国访问,待了多久?是半年啊,或者一年啊?不知道。出国访问回来,问题就来了,这一段谈话是两人又见面了。孟子一看,滕世子出国访问以后,他的颜色、表情、行为不大对啊。唉,看你这个样子,大概出国走了一趟回来,看到外面都是富国强兵嘛,楚国也逞强得很,你对我所讲人性本善,应由道德领导政治的话,好像有所怀疑。

由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面带惶惑之色的英俊小伙子——滕世子,他怀疑,他彷徨,他求上进而又畏惧,自觉不堪胜任,但又不能安于现实,更不肯自甘堕落。

孟老师眼光犀利得像电光,他直截了当地便针砭到滕世子的内心深处。

世子并没有讲话,但孟子一眼就看出来,就像后世禅宗祖师的教育法。所以孟子直截了当地说“夫道,一而已矣”。世子,你还怀疑什么呢?道,就是这个,更没有其他的。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的政治,这一个真理,就是一个、一贯的,其他各种各样的看法、讲法、学说,都是偏见。其实,天下的大道,是不二法门。孟子讲出一番理由,叫滕世子坚定信念,相信传统文化道德政治精神,不要变。

换言之,尧舜之所以为尧舜,其内圣——内在修养达于圣境的成就,也全在于这个心啊!你心里已经感觉到“今是而昨非”,那么,自己此心已转化了,只要你能拿出大勇气、大智慧,肯直接承当下来,立即可以转凡成圣了。


明王以孝治天下


滕定公薨。世子谓然友曰:“昔者孟子尝与我言于宋,于心终不忘。今也不幸,至于大故,吾欲使子问于孟子,然后行事。”

然友之邹,问于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亲丧,固所自尽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虽然,吾尝闻之矣。三年之丧,斋疏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

接下来的这一节,便是记载滕文公接位当政以后,接受孟子的教诲,而加以实践的表现。

这个时候,滕文公的父亲定公死了,他这个世子当然承袭了爵位,马上要亲政,又要办大事——国丧,这时候又想起了孟子,想到他的教导。于是便对他的大夫——然友说:前几年,我经过宋国的时候,孟子曾经对我讲过许多话,我牢记在心,始终没有忘了他的教诲。现在非常不幸的,遭遇丧父的大故,我想派你到孟子那里去,请教他父丧的大礼,应该怎么做才好,然后才确定我们的办事方针。

然友奉世子之命,特地到了孟子的家乡邹邑,专程代表世子向孟子请教。孟子说:滕世子这个问题问得好啊!对于父母之丧,但照他孝心的初衷去做,不就是顶好的办法吗?实在只须照本人自动自发的孝心,尽心尽力去做就好了。孟子要滕文公首先行这个孝道,中国的传统要守孝三年,人死后的处理,也是有一套礼节的,《周礼》对于王公死后,怎么祭,怎么拜,都有一套的,现在不加引用。这里,孟子要滕文公尽孝道,三年之孝是古礼,你做得到,对国际上会有影响的。为什么会影响国际呢?譬如之前,齐桓公是霸主,齐桓公死后,儿子们争权,根本没有办丧事,把齐桓公的尸体摆在那里,都变烂变臭了,虫爬出来没人管。那个时候,各国的孝道差不多已经完了,就是因为这样一个争权夺利的风气,所以孟子坚持要滕世子行孝,把这个风气转变过来。

作者: 思过黑鹰    时间: 2026-11-6 22:33

孟子与告子

上篇


《孟子》一共有七篇。如果依照道家《庄子》《淮南子》《抱朴子》的分类方法,《孟子》的前五篇可以说是“外学”,自《告子》这里开始,则可以说是《孟子》的“内学”。“内学”这一名词,亦见于佛家五明的“内明”之学,也就是“内圣”之学。而儒家后世所主张的“内圣外王”这一名词,本出自《庄子》,儒家袭用了。

“内圣之学”、“内明”,就是一般所说内在修养的境界,如何能明心见性;“外学”则是外用之学。所谓“内圣外王”,依古代中国文化的解释:“王者用也”,并不是说内在要做圣人,外面要当皇帝;而是处世、作人、做事,如何应用。

内圣之学,在中国文化中,有一两千年的争论,甚至直到现在,与佛家、道家,以及西方哲学发生的争论,都是哲学思想上非常重大的问题。

《孟子》这里一开始,就谈心性之学。我们先看他的原文。


告子的人性论


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桊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桊。”

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桊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桊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桊,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

告子是与孟子同时代的人,在诸子百家中,他本身的著作并不多,仅在其他的子书中,见到一点点有关他的思想言论。他之所以声名宏大于后世,是因为孟子批驳他的学说所造成的。告子讲的人性学说,究竟是什么呢?

告子的理论,说人性像杞柳树一样,一棵树长大成材了,将来或做成茶杯,或三夹板,或其他器具,预先并没有决定。也就是说,人性本来就没有定型,后来因为人为的教育关系而有善恶是非、道德仁义之别,就如同用杞柳木已制成了餐具“桮桊”那样。现代因为石油化学工业的发达,塑料餐具美观而价廉,所以陶瓷、玻璃杯、盘、碗、盏等餐具,已渐被舍弃,成为有钱人家的摆设,木制餐具更为少见。但是几十年前的乡下,还可见到木制的酒杯、餐盘。

我们用的碗,本来都是写作“案”或“椀”,这里的“桮桊”也都是木旁,从字的构造上就表明了,古代的餐具多为木制,面盆、澡盆等等,许多器皿,都是木制的。当石油化学原料以及玻璃器皿初上市时,多是西方国家的工业成品进口来的,外国来的东西价格高昂,而被视为奢侈品,很稀奇。经过几十年来的演变,木制的手工艺品,反而身价更高了,外国人甚至买回去作“摆设”,陈列在客厅中当古董、艺术品赏玩,观念上相差很远。

告子这里说:一株杞柳,不能说是方的,也不能说是圆的,经过人工砍下来以后,再把它雕凿,才成为一个或方或圆的杯子。人性也一样,本来没有善恶的,经过父母、家庭、学校、社会的教育培养,人就有思想分辨的能力,知道哪个是“善的”,哪个是“恶的”,就有了是非的观念。人之有道德仁义,也就好比是杞柳树,经过人工的雕刻而后成了杯子。

现代对于儿童的教育,有所谓性向的测验,以决定其“可塑性”。例如有的小孩喜欢在墙上乱画,有的小孩欢喜玩机械,看见手表的指针会走动,觉得稀奇,就拿小螺丝刀去拆开来玩。有些讲究性向问题的家长、老师们,就让他去拆,认为这孩子将来可能成为一个发明家。

可是,假如我是这孩子的家长,则不一定让他去拆,最多是破旧不堪的废弃物,才让他去拆。因为小孩子天生有一种破坏性,人性中是具有反动成分的;尤其小孩好动,看见稀奇的东西,非打烂来看看不可。不过也有人生来想当领袖的,也有人生来想当和尚或神父的,这就是性向问题。所以教育孩子,要从其可塑性方面去培养。有时候父母看到子女是不可造就的,就要赶快给予他职业教育,使他将来在社会上站得住脚,能够有饭吃;对于造就不了的,如果一定要他有很高深的学问,出人头地,这是不可能的。一个人的成功,各有各的道理,不一定要书读得多,这就如中国的谚语:“行行出状元”,也就是现代的理论,要注意性向问题,与告子所说的差不多了。

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是讲“性相近,习相远”,这是引用《论语》上所记载孔子的话,至于“人之初,性本善”,并非孔子所说,是宋儒加上去的,后来**孔家店时,都归到孔子头上去了,孔子很是冤枉。在孔子以后,战国时代的孟子,走的是孔子的路线,也是主张“性相近,习相远”的。

同样,儒家另外有一个人荀子,也是学孔子的路线,但荀子主张人性本恶,“善”是后天的教育改造,和告子说的,把杞柳树做成杯子的比喻差不多。例如一个婴儿刚生下来,如果饿狠了,就会伸手猛抓母亲的ru房,不管母亲不母亲,只是自己要吃,所以人性本来是如此的。假使是双胞胎,一个吃饱,一个没吃饱,饿的一个一定会去抢来吃。有一位同学生第二胎前,头胎的女儿只一岁多,似乎知道将有另一个孩子出来,分享她的母爱,所以对母亲特别拍马屁、讨好,也就是在吃醋。所以荀子说,人性本来是恶的,要靠后天的教育改良去转恶成善,这是教育的重要。教育的功能,是把恶的人性改变为善的,荀子的说法,好像是与孟子唱对台戏。

第三派是告子,主张人性不善亦不恶,像树木一样,将来成为什么器皿,做什么用途,都是人为后天的塑造而成的。

不过在春秋战国时代,孔子之后,孟子之前,有另外一派理论,就是墨子。他对于人性的说法,后世称之为“染丝论”,他主张人性原来是纯白的,如蚕丝一样,没有任何颜色在上面,而要看环境、家庭、父母的教育、社会的背景、学校教育等等客观条件决定。如白丝一样的人性,没有颜色,染灰色就成灰色,染红色就成红色,染绿色就成绿色。这还是承认先天本来的人性,并无所谓的善恶是非,问题是在后天的教育。

这四派的主张,一直争论到现在,几千年来,成为东方文化中对于人性哲学上的大问题。

现在回头来看《孟子》书上的本文:

孟子说“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桊”,不要看了杯子,就认为杞柳树也是那样方圆的形状,因为杯子的方圆之形和中空,都是经过人工塑造的。这也就是说,人性和杞柳一样,它未来的价值与用途,事先是无法预知的,他的善恶是非,也是无法事先确定的,这是告子的理论。

孟子当然反对他的说法,因此讲:依你这样说,你把杞柳树砍下来做酒杯,是顺着杞柳树本身纹理性能来做吗?还是改变了柳树原来的纹理做成的呢?

要注意这两句话,杞柳树的纹理,是直线长的,一个杯子的中间,硬是用凿刀把它挖空的,这是“戕贼”杞柳之性了;那么人生下来的善良心理,是用人工刻木头的方法,改变了他的本性而塑造出来的吗?你这种思想太可怕、太厉害了,会害了天下的人,会率领天下的人,残害人性的善良面。换言之,这等于近代西方各种主义的思潮,影响中国,影响世界,乱了一百多年。

现在过安定生活的青年,对于这种话,也许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事实上,这是人类社会文化思想的大问题,年纪大的人所关心的,正是这件事。因为历史的演变,时代的推动,并不是经济的发达、钞票的力量、武器的威力,这些只是思想运用的工具而已,而迁动时代变易的根本,是人类的思想。看起来思想是抽象的、无形的,但思想的正与反,只要偏差一点,就影响到整个人类的祸福。

孔子当年做鲁国的司寇时,一上台就杀掉少正卯,就是因为少正卯的思想问题影响力太严重了。西方文化在过去对于人性哲学方面的讨论,太少也太浅了,可以说他们没有历史文化的深厚根基,没有“内明”之学,所以才会产生各时各国各种纷纭的思想。

我们先了解了这一段,就可以讨论了。当然我们的讨论不能偏私,不能说孟子和告子谁对谁错,我们是用一种客观的态度,来作研究。

我们先研究孟子自己的话,在《离娄》下篇中,孟子曾经说:“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以现代语言说出来,就是世界上一般人谈人性的问题,多半说人性的本然而已。他原文的“故”字,很难用现代的任何言辞来表达,因为它代表了很多意思。时隔两三千年,在当时的社会,这个“故”字作什么用,表达什么意思,与现代我们对这个“故”字的用法,并不完全一样,甚至差别很大。

例如古代的“毒”字,同时有治疗的意思,而现代治疗是治疗,毒是毒,没有人以“毒”字来表达治疗的意思了。而且文字与语言是密切关联的,而语言又因区域不同而有异,所以研究文字,还要研究语言。例如“没有”这一口语,闽南人的口语为“莫”,客家人则说成“毛”,温州一带则和英文的“No”很相近,讲作“喏”;江西人则如北京人将“不用”说成“甭”一样,把“没有”两个字,拼成一个音说出来,而且创了一个新字。这些不同的语言,都表达“没有”这一意义,怎能说是谁对谁不对呢?所以语言文字的研究,是一件很烦琐也很难的事。

现在我们“借用婆婆的帕子向婆婆拜年”,引用孟子自己的话,来看他与告子的辩论,那么孟老先生批评人家的话,也是“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了。告子讲杞柳与茶杯,孟老夫子也讲杞柳与茶杯,告子的话是对或是不对,暂且不说,而孟子这种说法,仍大有讨论的余地。

告子以人性比杞柳,仁义比茶杯,仁义等于说是人为的,就像把杞柳人为制成茶杯一样。孟子批评告子的说法,问告子以杞柳制茶杯,是照杞柳木的纹理去做成的呢?还是不顾纹理,硬用人工去雕凿而成的呢?如果是硬雕凿而成的,那你告子的这种主张,是天下的祸害。孟子先用一顶大帽子,把告子的话压下去,盖住了。不过,如果讲论辩的逻辑,孟子这个譬喻是不大合适的。

至于告子的话,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人的天性,究竟是善的还是恶的,还是不善不恶,都是可以讨论的。


水流的问题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告子又用另一个譬喻,他说人性就像是流得很急的水,就像瀑布那样,急湍而来,注入了潭中,东方有缺口,就往东方流;西方有缺口,就往西方流;而自己并没有意思向哪里流,只是哪里低洼,就向哪里流。所以人性,无所谓善,无所谓恶,等于水一样,并没有向东流或向西流的本意。

孟子说:你说水不分东西,流东流西,不是水的本意,这话或者可信,但是难道不分上下吗?

我们以佛家的因明学来说,孟子和告子两家的辩论,在形而上最高哲学引用的逻辑,所应用的逻辑方法,是属于因明学中的“比量”。这是很可惜的错误,因为在论辩学上,“譬喻”本身就是靠不住的。佛家亦常常用水来譬喻人性,但譬喻完了要赶快扫开这个譬喻,所以用譬喻来辩论,或打笔仗,有时是不合理的。这种辩论方法,也犹如诸葛亮说刘禅的话叫做“引喻失义”,就是引用的比喻并不完全恰当的意思,在譬喻上打笔墨官司或口舌官司,往往失去了哲学真正的意义。

就像这里孟子的引喻,他说告子你说得对,水是不分东西,那么水不分上下吗?假如我是告子,我就告诉孟子说,水也不分上下,水是喜欢平的,水之分上下东西,都是势流的关系,是客观的因素,并不是水的本性,水只是平的,所谓水平,是水向上、下、东、西、南、北乱流,那是水势的轨道。

可见孟子是天天希望天下太平,拼命说人心本来是善的,但是,有一点他讲错了,有些急不择言,别人打了一个譬喻,他也跟着人家的比喻去说。古人读他的书,深信不疑;可是现代我们读这些书,就会产生评论。就像儿童时期,背诵、默写,并不懂它的意思;老师说“你大了就会懂”,后来长大慢慢懂了,可也就越看越有问题,越想讨论了。孟子说,人性天生就是善良的,等于水性,天生就是喜欢向下流的。

水性是不是喜欢向下流,这是很难肯定的。我们中国文学中有两句诗说:“天上众星皆拱北,人间无水不流东。”研究天文,在北半球看北斗星,是定在那里不动的,其他的星都对着它转,差不多一年就周而复始,转动一周。第二句“人间无水不流东”,这是中国人说的,严格地说,中国境内的水也并不完全东流,在云南一看,横断山南将地势切断了,山上的茶花延伸数十里如霞如锦,真美;但是怒江的水,湍急如箭,飞鸟难渡,人也根本不要想去采到花了;而那里的河川溪溪,就成为“人间无水不流南”了。在广东也是一样,因为五岭之南,山势向南倾斜下去,到了中东一带,则是“人间无水不流西”了。这些都是地球上知识范围的事,人文文化因时间、空间的扩展,知识也因之扩展而有所变迁。所以今日文化所肯定的观念,说不定将来在另一太空、另一星球上,果真有生命的话,他们的文化也许根本上会影响整个地球的人类文化,这都是且看下回分解的未知数。

孟子又说,水急流下来,我们将它一挡,它就冲到头顶上去了。如果用“马达”机械的力量,也可以把它一激,送到山上去;可是这并不是水的本性,而是另外一股力量加上去的。一个好人有时会对别人使坏,不一定是他的本性,而是受刺激变化而导致的。所以,人一受刺激,什么都可能干得出来,但这不是人的本性。

告子和孟子的这种用比喻的辩论,好像双方都对,也好像都不大妥当。对于孟子所讲的话,我们也可以对他说:“孟老夫子呀!夫子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但是你不仍是因现象来讲人性的吗?你讲的还是形而下的,是以现实资料来讲的。所以现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不管孟老夫子在天上也好,在孔庙东庑也好,西庑也好,假如可能,很想请他来,向他请教一番。

到这里,他总算批驳了两次告子,但并无告子答辩的记录。看上去告子已经吃了两次瘪了,现在第三次又要挨打。


此白非彼白


告子曰:“生之谓性。”


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


曰:“然。”


“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


曰:“然。”


“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


告子说:“生之谓性。”他的这一说法,对人性有了一个界限,他认为人在生下来的那一剎那,就确定了他的个性。这个理论要注意,他指称,人性是脱离娘胎时产生的,和佛家所说“明心见性”的“性”,并不是一样的。佛家所问的是在妈妈未生我以前,我是什么?佛家的本性是在妈妈未生以前最初原始的那个本性,与告子这里所说母亲生下时所产生的本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关于佛家所言之性与告子所言之性的不同之处,我们在这里暂不研究,现在我们看告子第三次很可怜的挨批。

孟子说:“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孟子争辩起来,有时候像外国人在参议院、众议院里争论一般,也许是脸红脖子粗地说:你讲人生下来的所谓人性,是不是讲这个白和那个白是一样的?

告子说:是呀!告子一开头就吃瘪了,假如是我的话,一定会说:孟先生,你讲清楚一点,什么这个白,那个白的?这是白布之白,那是白璧之白。

孟子这样的问话,也等于一个先天盲人,问人白是什么样子?答话的人很难描述,只好说像白布那样白;盲人再问白布的白又是什么样子?人家只好告诉他像白雪那样白;盲人还是不能体会,又问白雪是怎么个白法?告诉他是**一样白,他还是不明白。于是有人就拿一只白鹅来给他抚摸一下,告诉他就是如这白鹅一样的白,走路时会呱呱叫的。这时盲人说,你早这样告诉我,不就好了吗!后来有人问什么是白,这位盲人就曲起一只手来作鹅头状,口里念着“呱呱”。

现在孟子这样问告子,也等于问:**之白,与白鹅之白一样吗?

告子说:是呀!

孟子又说:那么,白羽毛的白,与白雪的白是一样吗?白雪的白,又与白玉的白是一样吗?

告子又吃瘪了,说:是呀!是一样。

于是孟子说:狗的性与牛的性,牛的性与人的性,都一样吗?告子被他一棍子打闷了。

看来告子这个人,学问还不错的,可是在辩论的逻辑技巧上,却是输了孟老夫子一截。

我们仔细想想,孟子辩论人性的问题,辩到这里,可以说已经远离主题了,而问题在于,辩论中引用的譬喻是否恰当。如果在现代,我们作为这个辩论会的主席,一定拿起木槌,在桌子上一敲,说停止辩论。并且宣布说:告先生讲的主题,是有生命之后的人性问题,说“生之谓性”,孟先生,请不要离开主题,说什么白呀白的,又扯到狗性、牛性身上去兜圈子。

这种辩论逻辑,听起来是满锋利的,可是把主题避开了。本来是谈什么是人性的问题,孟先生却扯到狗性是不是等于牛性,牛性是不是等于人性的问题上去了。正如本来讨论“品茶”的问题,可一路越辩越远,去讨论“品酒”,最后变成“品醋”去了。所以他们的讨论,本来是研究问题,结果因为性急,又引喻失义,再加上“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的态度,最后变成争论了。

告子为了人性问题,已挨了孟子三次批。


人性的先天和后天


在我今天看来,对人性的几个问题,中国后世学术界很多人,都以孟子这里所谈的这段话拿来辩论。也就是把孟子说的“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和告子说的“生之谓性”,来讨论人性的问题。我们现在讨论人性,须要了解形而上人性的“本体”问题,与形而下人性的作用与现象的问题,“未生之前谁是我,既生之后我是谁?”究竟有没有一个“我”?假如有,这个“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怎么生的?怎么死的?有形无形?唯物还是唯心?正如“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一样。假定是上帝创造了万物,又是谁创造了上帝?假如说,上帝是上帝的妈妈造的,上帝的妈妈是上帝的外婆造的,那么谁又生了上帝的外婆的外婆的外外婆?假如说是佛造的,谁又造了佛?或者说,人生本来是如此的,那个“本来”又是什么?这就是哲学,就是大科学,也是宗教的根源。就像说地球是圆的,又是谁使它圆的?哲学与科学都是要想追寻这种问题的答案。

世界上人类有记载的历史,迄今约五千年,事实上当然不止五千年,因为地球的形成,据说就有好几十亿年了。地球上最早是先有人呢?还是先有蚂蚁或蟑螂呢?不管先有什么,那最早的第一个始祖,又是哪里来的?这就是哲学,也是科学,也是宗教。

任何一种宗教,开始时都是为了追求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过后来,宗教自己无法解答,就设定了一个界限,就是不准问,信就好了,告诉你这样,就是这样。哲学也是信,例如说,房子里是亮的,但是总得打开一条门缝,让我看到里面一点点,我才会信,这是哲学家的态度。至于科学的态度,则是一定要进去看看,体会一下才信。所以宗教、哲学、科学,都是为了追求一个本性,一个宇宙万有的本来,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

但是孟子在这里所谓的人性,不是讲形而上人性的本体问题,而是人性的作用与现象。孟子说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都是人皆有之,但这些也都是生下来以后的。中国的道家分先天与后天,先天就是形而上的,后天就是形而下的。先天也就是父母未生以前,那个本性为先天;父母怀胎以后,在胎中已经是后天了。问那些怀过孕的母亲们就知道,有的胎儿在胎中很安静,有的胎儿就会拳打脚踢的,所以人在娘胎就已经是后天了。而本书记载告子说“生之谓性”,就是指离开娘胎以后,这样说来,告子说的这个人性是属于后天的后天了。

所以后世的学术界,是以后天人性的理论,去推测形而上的人性本体。就像孟子说的,这个白就是那个白,那个白就是这个白,也就是天生的盲人弯了手臂成鹅头状,再学两声鹅叫,就认为是白,而形象与白是不相干的。

由此我们了解,本节讨论人性的问题,是以“生之谓性”的这一个阶段的“人性”来讨论的,换言之,是讨论后天的人性。但孔子的思想并不是这样,在尚存的资料中,孔子很少谈到人性问题。根据《论语》及有关资料,我们发现,孔子在这一方面的学术思想非常高深,子贡说他罕言天道事,就是孔子很少说形而上这方面的事。换言之,就是孔子认为这班学生,还不够程度来听这个问题。所以当子路问他,人死以后是不是还存在?又往哪里去?孔子就批评他:“未知生,焉知死”。意思是说,不必问死后到哪里去,先要研究生从哪里来,先要了解生的问题;现在活着的许多问题,都不能了解,如何能了解死后与生前的问题。

孟子所以在那个时候来讨论这个问题,是有其时代的原因的。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已经由春秋到战国战乱了三百多年。说到战乱,近三十年来,在台湾安定中出生成长的人,听到战乱一词,不会有所感受;而五十岁以上的人,对于战乱的苦难艰危,感受太深了。在战乱之中,人的生命毫无保障,一次战争下来,人就大量死亡。像秦国的白起,打一个胜仗,被他活埋的俘虏就是四十万;这些人都是母亲十月怀胎,三年哺乳,费了多少心血劳苦抚育长大的。像这样三五年一次战争,几百年下来,打得民不聊生,而且民穷财尽。

一个社会的动乱越多,人的思想渐渐就对生命起了怀疑,人为什么有这许多苦难?人生是为了什么?人又是怎么来的?人为什么如此争斗?为了这些问题去寻求答案。所以哲学思想的发达,都是在社会极动乱的时候。在极苦难的时代,会产生大学问家、大哲学家;太平时代则产生艺术家、文学家,创作一些艺术品,供人欣赏。所谓“不做无益之事,何以遣此有涯之生”这句话,正是太平人语。

所以在变乱的时代,就研究人性的问题了,因此,孟子、告子他们的时代,远比孔子时代更为严重地来辩论这个问题,这也是历史文化的时代趋势。由古代就可以了解现代,在苦难的时代,才提出人道、人权、民权这些问题来争论,如果在太平时代,自然不需要去讨论这些问题。

现代青年该注意的问题,孟子在后面就会说到:“富岁子弟多赖。”台湾这三十年来,在社会富有安定、繁荣之中,青年们太舒服了,赖皮的也太多了,慢慢到了嬉皮青年的阶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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