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过黑鹰

孝的真义

孟子曰：「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

孰不为事？事亲，事之本也。孰不为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养曾晳，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问有余，必曰：‘有’。曾晳死，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将彻，不请所与；问有余，曰：‘亡矣，将以复进也。’

此所谓养口体者也。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事亲若曾子者，可也。」

说过了「父子之间不责善」的道理后，接下来谈孝道的问题了。这是孔孟思想，是中国文化几千年来的传统思想，所形成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特性。这种特质，使中华民族屹立几千年，在世界人类文化中坚强而不会倒下；但是它的反面也造成民族的疲软性，像橡皮筋一样软软的，没有力量。不过弹性也很大。所以，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

孟子说：天下什么事情最重要？事亲最重要，就是怎么安顿父母才是最重大的事情。

守的方面，又以什么最重要呢？守，不是说家里有许多黄金美钞，要守住它，连上课都不上了，这并不是守。守，是操守，就是人格的建立。例如佛家、道家讲究守戒律，ji 督教也要奉行十戒，世界上各种宗教都有他们的戒律。戒律就是操守，一种人品的、行为的标准，然后坚持此一标准，使自己的品格、行为不致下降，这就叫做真正的「守」。

中国文化中有一句成语「守身如玉」。这句话，在古代不一定是对女子的贞操而言，对男子也是一样的。一个人对于自己的人格行为标准，要坚守下去，如同玉一样的洁白，才算珍贵；如果稍有瑕疵，就失去价值了。明代洪自诚（应明）的《菜根谭》里，有两句话：「声妓晚景从良，一世之烟花无碍；贞妇白头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这个正反两面的比喻，把「守」的重要说得非常具体而透彻。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借用洪先生这两句话，只是做比喻，并不代表我们是贞节牌坊的拥护者。

一个人立身处世，要有一个立脚点。以现代的观念来说，一个年轻人，要先建立自己的人生观，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年轻人一生有没有事业，不是问题；一生有没有事业心，才是问题。虽然有事业心，不一定能够做得成事业；但是如果没有事业心，就如同已经被丢进字纸篓的考卷一样，这个年轻人几乎是报废了。事业心的基础在于仁心，一个人如果没有救人救世之心，在思想上就没有建立一个中心。即使事业做得再大，百年之后，也只是黄土一堆。宋代名臣范仲淹曾说：「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他就有救人救世之心，也就是孙中山先生说的「立大志，做大事，不是做大官」，这都是同样的道理。

守身，就是这种道理，所以孟子说「守身为大」，在守的方面，以守身最重要了。他又说，一个人，在他的时代中，能够有人格、有操守，而又能尽到孝道的，我是听到过的，历史上是有这样的人物。

孟子那个时代，有这样的人物，而在几千年后的今天，也有这样的人物。像宋代的文天祥，是非常值得我们佩服的，但是如果以私人家庭的孝道来说，他因为抗元，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为了尽忠臣道的节义，不肯投降，不但自己死了，还牵连到家人。假如他投降了，则能与家人安享荣华富贵。他的作为，从小处低处看，又似乎不孝了。

为了认识孝字的真义所在，必须研究十三经中的《孝经》，那是孔子所述、曾子所记的，里面有一句话：「大孝于天下」。为了救社会、救国家、救民族，即使牺牲了自己，牺牲了家庭，也仍然是个大孝子。

当然，一个普普通通、既无才华、又无责任的人，而说为了救社会、救国家、救天下世人而去跳楼自杀，以醒世俗，那可不是孝子，而是疯子。

所以，在中国文化源流的《易经》中，注重两个字，一个「时」，一个「位」，用现代语来说，就是时间与空间的因素。一个人处身在某一位置上，负了一定的责任，在刚好遇上某种情况时，而为社会、国家、天下人类牺牲，那才是对的。不在那个位置，不在特殊的时机，虽有救人救世之心，做法应该两样。也就是每人要在自己的本位上，为救世救人去做出最适当的效益最大的事来，这才是对的，这就是孝。

孟子又说，如果自己的操守、人格都没有建立起来，而能尽孝道的，我可不曾听到过。孟子学问渊博，读书也很多，而他对这样的事竟说不知道，显然就是一个否定词了。

孟子更进一步说，天下人谁不想做一番事业？但是，连家庭、父母都没有侍奉好，还谈得上事业吗？我国传统文化对这方面是非常重视的。孝敬父母是人生第一要事，第一步都做不好，其他就不用谈了。说到守，谁不希望保有一些美好的东西呢？在所有美好的东西里面，再没有比品格和操守更为珍贵而重要了。可是人往往向外逐求，不知道将自己照顾好。许多人犟头犟脑的，睡眠不规则，饮食无节制，无定时，不讲究卫生，生病不医治，甚至酗酒作乐，贪恋声色，满足淫欲，把自己的身体戕害了，意志也消沈了，这都是不孝。因为父母所担心子女的就是这些事情，子女却偏要去做，使父母担心，增加父母的忧虑，就是不孝。

《孝经》上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中国古人一两千年来，连头发也不敢剪，那真是食古不化，依文释义的解释并不一定完全对。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要为子女的注意自己身体的健康，不要生病，不要受伤，以免父母担心忧伤。所以《孝经》里也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有孝心的人绝对不站到快倒塌的墙那里，因为怕墙倒下来被压伤或压死，如果父母还在世，怎么办？父母可就痛苦一生了。所以孝子不敢损伤身体，主要是为了不让父母担忧自己的原故。扩而充之，要避免危险的地方，不冒险去做无意义的危险事才是孝道。

孔孟思想如此，佛家的思想也是一样。在佛家的菩萨戒里，也有这项戒律，如果无意义地毁伤自己的身体，或者自杀，都是犯戒的。如果加以深入研究，儒家思想与佛家思想有许多地方是相同的，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

守身还有一个道理，就是「立身出处」，也很重要，以后孟子也会讲到的。一个人到社会上立足的第一步，会关系到一生的成败，或幸或不幸。最近社会上出版了一本小说，书名「错误的第一步」，这真是一个好书名，不问内容如何，有时候一些书名或影片名，的确取得很好。像最近报纸电影广告中，有一部影片名「上错天堂投错胎」，也是一个很好的片名，每个人都可能有同样的感受。

总之，所谓立身出处，就是第一步跨出来到社会上时，要非常慎重，而且不止是人生的第一步重要，每天每事的第一步也同样的重要。假如今天早上有人找上门来，要给你一个立即可以发财的机会，或者一个名利双收的工作、职务，千万不可因一时的近利而骤然答应下来，一定要仔细谨慎地考虑，利愈近愈大，就更应该愈慎重地考虑。这也是关键性的第一步，踏不踏出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生的是非、善恶、祸福很可能就在这一步之间。

例如汉代的名臣杨震，有人在半夜送红包给他，对他说，你老人家尽可以收下来，这是没有人知道的。杨震说：「怎么没有人知道呢？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起码有四方面都知道了」，这是大家所熟知的杨家的堂名号「四知堂」的来由，美誉流传千年，迄今人人皆知。

守身这件事，如果发挥起来，包含的意义很多很多。尤其是青年们，在今天这个思想纷杂、人伦规范混乱的时代，交朋友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步错了，这一生都掉下去了，殊不上算。所以做人做事交友，都要谨慎。一个人只要立身正，事业失败没有关系，可以再站起来；立身不正，倒下去了，就是万丈深崖，万劫难复，这就是古人说的「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所以守身与事业是两回事情，不可混为一谈。

孟子从事亲尽孝的重要，说到守身更是事亲尽孝中最重要的事，一路下来到这里，他又举出古人事亲的实例，并以曾子为例。

曾子是孔子的学生，曾子的父亲曾晳也是孔子的学生，两代都是孔子的学生。现代也有同样的情形，甚至祖孙三代都是同一个老师的学生。

曾子当时并不富有，经济情况也不太好，但他孝养父亲每餐有酒也有肉。父亲吃完了以后，曾子一定会很委婉地请示父亲，剩下的怎么处理或给谁吃？曾晳或者说给孙子吃吧，或者说你和媳妇吃吧，或者说隔壁的张三家好像很久都没有买肉了，送给他家小毛这孩子吃吧！有时候曾晳会问一声，厨房里还有吗？纵然厨房里没有了，曾子这时也一定会撒谎说还有，这一句撒谎是为了让父亲吃得安心，不要让老人家为自己的贫苦而操心。

曾晳死后，曾子的儿子曾元奉养曾子也和父亲奉养祖父时一样，每餐一定有酒有肉。可是在吃完饭以后，他不会问曾子多余下来的菜该怎样处理；如果曾子问到厨房还有没有时，他会说，厨房里没有多的了，这只是做来侍奉你老人家一个人的，你老人家喜欢，明天再做。

他们父子侍奉父亲的态度不同，时间不过前后几十年，就发生了差别，这是代沟的一种。这一节书里也包含了代沟的哲学，大家可以从而研究代沟是怎么来的，大写论文了。

曾元说的话，听起来好像很孝顺，可是和曾子奉养曾晳的精神比较起来，就差得多了。孟子的结论说：曾元的孝敬，只不过是小乘道的孝敬，是比较肤浅的小孝，仅晓得供养好的东西给父亲吃，让他在口味上吃得好，身体舒适。在精神方面来说，他没有体会父亲吃过之后的心境如何；而曾子则体贴到了这些，那才是真的孝子。

在另一方面看，曾元的度量——用现代语说，他的爱人之心，没有那么远大，不能推己及人，所以以他自己的胸怀不能体会父亲的心理。因此曾子才是尽孝，这就叫做「养志」。于是孟子最后说，侍奉父母，要像曾子一样的精神，才算是真的尽了孝道。

我们再研究孟子这段话，上面说事亲为大，守身为大，这与曾晳、曾子他们两父子喝酒吃肉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是文章的高明处。他借用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告诉我们要随时随地善体父母心意，除了物质方面尽量让他们舒适之外，更要注意他们的心理状况，让他们感觉安逸而舒适。

我们了解了这些，就知道孟子的这段话很有道理，否则的话，孟老夫子说事亲守身，突然又提到曾家祖孙喝酒吃肉的事，好像牛头不对马嘴。千古以来都说孟老夫子的文章好，没有读懂的话，就不知道好在哪里；读懂了，就知道它的好处是颇堪回味的。正如禅宗的「话头」，要参，好好去研究，像看水晶球一样，四面八方去看，角度不同，光线不同，所得的印象就不同，认识也不同，这就是孟子文章的妙处。

放纵的挑剔

孟子曰：「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间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这一段，应该是与上面相连，是一贯下来的，但是又被宋儒在上面加一个大圈圈，分成一章一章，硬给截断了。这是宋儒他们搞的章句之学，就好像《金刚经》是一整篇的，被昭明太子断出来三十二章一样。

说到这个大圈圈，刚好前天读到一段明人笔记，叙述以前科举考试时，有一个笨考生，进了考棚，考卷题目是《论语》中的一句。于是就问隔邻考棚中的考生：「这题目的上一句是什么」，邻生告诉他：「是子曰」。他又问再上一句呢？那位考生用手一比，比画出一个大圈圈来给他看。他气得要死，心想你这家伙真可恶，我虚心诚意向你请教，你反而幸灾乐祸来和我开玩笑。殊不知在书本子上，正如这旧时版本上「孟子曰」的上面一样，印有一个大圈圈，真的被古人硬生生地圈断了。

这是读《孟子》之难。最近我更感到讲解《孟子》之难十倍于他书。第一，不便讲的，硬要咽回肚子，放到盲肠里。第二，可讲的话，找资料难。第三，似乎现在人人都懂《孟子》，但可能人人都不懂，所以讲解《孟子》好难好难。像这一章的几句话，就是很难了解的。

「人不足与适也」的「适」，就是到哪里去。过去家谱上，女儿嫁到外地某姓，上面就记载适某地某姓。广泛地以现代语来说，这里的「适」就是自由，绝对的自由，自己任意地往前走，如适高雄，就是去高雄。

「政不足间也」的「间」字，有间隔、嫌隙、离间的意思。

这两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人不可以走出去吗？政治不是一间房子吗？千古以来，古人对这两句话的解释并不相同。汉、唐、宋、元、明、清以来，考据可多了。

至于宋代朱熹的解释，曾被朱元璋指定为标准的解释。朱熹也是引用古人的解释说，适是指责的意思，他认为「间」前面遗漏了一个「与」，是「政不足与间也」；既然「人不足与适也」解释为老百姓不可在政治上有过分的要求，不可对朝廷有过分的责备，那么「政不足与间也」，「间」者「非」也，不可以非政，对政治稍作批评就会阻碍行政了。照朱熹这样的解释，就与下面「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的意思硬是联系不起来了。仔细考虑、研究，我认为宋儒的这种解释不通，不一定对。

对于「适」、「间」两字，我认为就是原字原义，不必别做「适过也，间非也」的解释。

「人不足与适也」，人性是不能让他过于放逸、放纵的，过分的自由就是任性，便成为放纵。如果人性不加以自我修正，不建立道德规范，使其遵守，社会就大乱了。有人误以为礼貌是虚伪，对人没有礼貌才是真实，于是随自己个性到别人家里，爱来则来，想去就去，自己是很适意、很自由，同时自以为很洒脱。但是走在路上，肚子饿了，看见路旁店中有热腾腾香喷喷的肉包，为什么不随手抓一个肉包随走随吃呢？这不是很潇洒吗？这也是自由呀！由此可知，人的行为必得有一个范围；而且，对人有礼貌，又有什么错呢？总之，人性是不可以过分自由的。

「政不足间也」，政治上则不可以随便挑拨离间。所有古今政治与法令的毛病多得很，没有一件是完备无漏的，如果存心去挑剔，也都可以挑出毛病；总之，不能鸡蛋里挑骨头。

这两句话就是这么简单，宋儒偏要「过也」、「非也」地扯上一些不相干的事。在市面上，朱熹所注的版本还简单一些，如果拿《四库全书》中的《孟子》版本来看，历代古人的各种不同批注更多了，简直令人头痛，一口气吃上一瓶阿斯匹林还医治不了。古代学者们注起书来，往往为了一个字引经据典，各家各说集起来，可以万计。说了半天，不知说到哪里去，会令人掷书而后快。又如「大道直如发」这句，意思只是说天下的大道就像头发一样，一条直路。而古人们以为自己的学问好，就作许多歪曲的批注，反而成了「大道乱如发，三千烦恼丝」了。如果照我的解释，这一段的文义就可以完全贯通了。

「人不足与适也」，做人的道理，自处与对人，都不可以过分放任、放纵，应该有分寸。

「政不足间也」，为政不一定指国家的政治，即使一个学校的行政，校内校外，上上下下，谁都要来挑毛病的话，身为一校之长，就是被挑毛病的对象。

我的经验，为人处世千万不要到领导的位置上，一旦成为领导人，就要准备让别人来挑毛病；也不要出名，如果当了电视明星，观众打开电视机一看，这个说化妆不对，那个说服装不合朝代，又是台词念得不好，动作、表情欠佳，总是有得批评了。如果不当明星，我穿我的衣，吃我的饭，对与不对谁也管不着。所以出了名是很痛苦的，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肥」，世界上最舒服的是默默无闻的人。为政的道理也是一样。

上面这两句话是原则，下面说到「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这个大人可就大了。

调和鼎鼐

我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是君主立国，尚人治而不尚法治。君王就是法律，后世演变成了「君欲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欲子亡，子不得不亡」。所以，要想反过来，改正君王、改正领导人的错误，就很难了，非「大人」而不能为。

中国儒家特别标出知识分子的责任。知识分子的读书目的，就在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能做到这样，才是真正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这就是大人了；大人是小人的对称词，小人就是普通人。这里孟子说，只有大丈夫才能改正一个领导人的错误。

明代朱柏庐的治家格言说：「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也就是从儒家的「大学之道」思想来的。只有立大志为大人的才能做到，就像历史上的良相、大臣。所谓大臣、名臣、能臣、具臣、奸臣等的涵义区别，前面都提到过，这里不再重复。至于唯唯诺诺的，上面指东即东、指西即西的，则不是大人，那是奴才，更不是为国为民的人才。为国为民的人才，应该是「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改善领导人思想观念上的错误。由于领导人的思想观念不一定全对，所以孔孟一直推崇尧、舜为领导人的榜样。

同样的，一个社会团体的理事长，学校的校长，工厂的老板，以及各阶层、各行业的领导人，他们的作为不一定完全对，而辅助者的责任就在改正他们错误的地方。所以我们读历史的时候，就看到大宰相的责任在于「调和鼎鼐，燮理阴阳」。

鼎鼐是古代煮饭、炖汤的锅子。从字面上看起来，似乎当宰相的一定很会煮饭烧菜，好像是掌锅的大司务，深谙调和百味的烹饪之术。但是大家知道，我们所标榜历史上的好宰相，首先是商汤时的伊尹，他最初是以厨师的身份来接近并说服商汤的，后来成为历史上的第一个名臣。「调和鼎鼐」的典故，可以说是因他而来的。

事实上，人人会吃饭，人人也能把菜煮熟，但并没有几人能够把菜做得既省钱又营养，同时色、香、味俱佳。这虽然是一件小事，可是其中有大道理和大学问，很不简单。

宰相的调和鼎鼐，也就是「燮理阴阳」，但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能不能做到调和阴阳，很难肯定。有时一个人与朋友也相处不好，更何况对上要秉承一位绝对权威人的意旨，对下又有那么多的意见，所以调和鼎鼐太不容易了。并且好人、坏人、好意见、坏意见都有，所以说，想要使上下和平、同心协力做一番大事，那是多么的困难。

燮理阴阳，不是说能够呼风唤雨，要晴便晴，要雨便雨，而是可以调和人心的善恶，以及人事的是非。更重要的是，他能「格君心之非」，就是能够改革君王心中错误的想法。古代曾有几位有名的宰相是能够做到的。

所以，孟子先说「人不足与适也」，这个「人」当然也包括国君在内；纵使是贵为国君，也不可放纵、放任，必须有一种自我约束的规范。但因为国君操生杀之权，必须有「调和鼎鼐，燮理阴阳」本领的「大人」辅助他，才能达到「格君心之非」的效果，使君主去恶从善。

如果能够「格君心之非」，改正上面的领导人，使他做到仁，下面则没有不仁的了；使上面做到义，下面则没有不义的了。上面正，下面也会正；如果上梁不正，下梁就歪了，这是一句俗话。

「一正君而国定矣」，这个「一」字非常重要。讲普通文法，如改国文卷子，「正君而国定矣」也可以，「一」字好像是一个赘字，可以去掉，为什么这里一定要加一个「一」字呢？这就是文章写法的高明。就是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乃至二人之下，万人之上，担负治理国家社会责任的人，独有一个任务，只有一件大事，就是能够「格君心之非」。一个领导人，尤其是古代君主，日理万机，即使他最聪明，最有能力，仍经常会有错误。所以辅弼的人非常重要，他的唯一任务是「正君」，君正则国家就太平了。

从这里就可看出孟子的精神，是要我们知识分子知道，如果肩负着国家大事责任，就应该晓得真正的任务所在。

我们举一个例子，佛学的《宗镜录》作者宋代永明延寿禅师，他是儒、释、道无所不通的人。他自己修道有证果，死后人人都知道他是弥陀的化身，这是宗教范围的说辞，且不去管它。他的文章非常好，其中有几句话说得甚为精确：「如获鸟者，罗之一目，不可以一目为罗；理国者，功在一人，不可以一人为功」。如果以这几句话作为《孟子》这一段的诠释，问题都解决了，都明白了，不会再受古人乱作批注的欺骗了。

这句话是说，在空中张开罗网来捕鸟，而捕到鸟的，不过是罗网中的一个小洞目而已。但是切不可以为这个小小的洞就是一个罗网；换言之，不可以认为只是这一个小洞的功劳。罗网是由许多小孔编织成的，这只鸟刚好闯上了这个小洞而已，实际上功劳仍然在整张罗网上面。同样的道理，一个国家治理好了，往往功在一人，如汉代的立国，成功的在汉高祖一人。但是不可以认为只有他一人有功劳，他下面还有张良、萧何等许多了不起的人辅助他，才使他能够成功、成名。

永明寿禅师是用两句世法的话来解释佛法的，我们再转借他这两句话来诠释《孟子》这一段，也就非常清楚了。

《离娄》篇的上章，关于君道——领导人的修养应该走的方向、路线，到这里大概说清楚了。

怎样看待毁誉之间

孟子曰：「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无责耳矣。」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这里是君道与臣道有关的话，而宋儒在这个地方又画几个大圈圈，把它给圈断了。我们还是把圈圈拿掉，还给宋儒，仍然依照本来的《孟子》连贯下来看。

这三句话连起来，是同一系列的观念。我们读历史，不可对古人要求得太过分。当我们想起古人的话时，再一仔细推敲，就发现有许多古人受了冤枉；那些被后世指责为奸的人不一定奸。但他为什么会弄得如此糟糕，为什么非要把命赌进去才算忠呢？因为他的处理有错误的原故。这要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生经验的增加，才能把历史读通。

所以不必说现代人难做，古今中外一样都是做人难，既然生而为人，虽难也总归要做人的。

做人的难处，在于会有「不虞之誉」，想不到和过分的恭维会来。例如，一见面就说「你真了不起」，其实有什么了不起？说不定真的还起不了。尤其青年朋友们要注意，人一旦有了财富，有了社会地位，一切好听的话都来了，自己求不到的那些恭维也都来了。千万不要上自己人格修养的当！如果人家说你是圣人，你就自以为是圣人，那你就堕落了。人家恭维你，你就更应该反省，更要害怕，因为不实际、过分的恭维话是绝对不能听的。

「有求全之毁」，这句话是真的。社会上的人，在要求别人的时候，或者对某种位置上的人有特别要求的时候，批评的话非常厉害。尤其对一个圣人的要求，更是十全十美的。圣人看人，凡圣平等，自己和他人都是平凡人；而社会上的人，对圣人的看法要求则不然。例如释迦牟尼是圣人，可是社会一般人看他，则不一定以他为圣人。有人会说，既是圣人，又何必出家呢？有人会说，当圣人不出家也可以吧？也有人会说，圣人一定要出家的。总之，你如果有一点点不合他的意，他就要批评，这就叫做「求全之毁」。

恭维你的话，是靠不住的，自己想都没有想到这么好，人家的恭维就来了；而诋毁你的话，却常常是求全之故。

孟子对于人情世故如此通达，他到底是圣人，我们大家为政治、为教育、为人、为己，这个毁誉的道理一定要懂。所以，责备他人，乃至责备古人，不宜过分，不过分就是不求全。

孟子接着说：「人之易其言也，无责耳矣」，社会上的人是说话随便，不负责任，喜欢发表意见而已。别人说话容易，听起话来可得注意，不但不能随便相信自己的耳朵，有时亲眼看见的事也未必真实，未必是实情。例如一则禅宗的故事，就是李翱见药山禅师的事。

贵耳贱目的故事

唐朝的名学者李翱是韩愈的弟子，写了一篇最有名的文章《复性书》，后来的宋、明理学都受了这篇文章的启发。《复性书》和韩愈写《师道》、《原道》一样，对后世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当时江西的药山禅师平日教育弟子，是不许他们看佛经的。有一天他自己坐在山门外看佛经，一个弟子就问他：师父啊，你既然不许我们看佛经，为什么自己看起佛经呢？老和尚两眼一瞪，骂他说：你们看佛经，连牛皮都可以看得穿；而我看佛经，不过遮遮眼睛而已。意思就是说，弟子们看佛经，纵然一个个把眼睛都看成了近视，也只是记得一些古人的语言，而佛法的道理仍然不懂，所以药山禅师骂他们连牛皮都会看穿。他说自己看佛经是遮眼睛，也有道理，会读书的人一目十行，把书中的意思吸收了，眼睛还不必用力。

李翱到湖南（朗州）做刺史，在当时，刺史的威望比现在的省主席还大，有生杀之权。李翱听说药山禅师很有道行，这天特别上山去拜访他，站在他的身边。老和尚却坐在那里看佛经，根本不理不睬，假装不知道。下面的弟子可急煞了，连忙报告师父说刺史大人来看你了。老和尚眼睛仍盯在佛经上，「唔」了一声，才慢吞吞地转过头来。这一下可把李翱给气坏了，这位韩愈的学生个性本来是很偏激的，学问好、本事大，脾气可也大得很，认为老和尚看不起他，一甩袍袖回身就走，一边走一边说：「见面不如闻名」。这时老和尚才慢慢开口说：「刺史啊，你何必贵耳而贱目呢？」何必把自己的耳朵看得这样贵重，而把你的眼睛又看得如此不值钱呢？

老和尚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老和尚就是我老和尚，原本就是如此的，并不因为人家说我如何便是如何，也不因为你见了我如何我又如何。刺史你说见面不如闻名也好，闻名不如见面也好，那都是你自己的耳目的作用而已，是好是坏，那是你自己耳朵和眼睛的事，与我老和尚无关啊，我老和尚还是我老和尚。

假如是现代的青年人，这一气，走了就走了，老和尚再说什么，也懒得去听了。可是李翱到底与众不同，听了老和尚这句话，心里一惊，马上回头，向老和尚认错。接下来，药山禅师问他，你刺史做得好好的，到山上来有什么事？他就对和尚说，我来向你求道，什么是道？老和尚用手向上一点，然后又向下一点。李翱看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说请老和尚明示。药山禅师说：也没有什么啊，「云在青天水在瓶」。这就是说那么宽阔，那么灵光。

李翱听了他这一句话，好像是言下有悟，回去之后就写了这一篇《复性书》，影响后代中国文化一千多年。这篇文章很重要的，是以佛家、儒家、道家融合在一起的一篇文章。后来宋、明理学的开创，受他这篇文章的影响非常之大。

思过黑鹰

聪明不靠耳目

现在引用禅宗这个故事来解释《孟子》「无责耳矣」这句话，就等于药山禅师说的「何贵耳而贱目」；所以当一个领导人，不要乱听是非。如果去听的话，是非就太多了。因此想起来前天看到的两首好诗，作者佚名：

广知世事休开口 纵是人前只点头

假若连头都不点 也无烦恼也无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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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坐清寮绝点尘 也无嘈杂扰闲身

逢人不说人间事 便是人间无事人

这两首诗固然是出世的，属于修道的修养，但是对我们做入世事业的在家人，偶然引用来吃这两味药，则可在事业的尘劳烦恼中得到一点清凉，所以姑且名之谓「两味清凉剂」。

在入世的立场看起来，这个态度似乎有点消极，但是也说明耳朵听来的是非绝对不准确的道理。由此再回转来看「有不虞之誉，求全之毁」的道理，就要注意了。

孟子为什么说这些话？就是告诉我们臣道的道理。凡是当别人干部的，既然答应了，就要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尽其责任。在处理许多问题、许多麻烦时，都要知道这些原则。

孟子当时大概感慨很多，他由君道讲到臣道，由臣道讲到师道。但是他讲臣道「无责耳」的同时，也是告诉领导人要注意的地方。领导人因地位的关系，很容易听到左右的是非；如果领导人没有判断的话，问题、烦恼就来了。所以对是非就要辨别清楚，那也就是「无责耳矣」的意思了。

历史上有许多秘密的大臣，被称作帝王的耳目，这是后世的形容词，其实在古代好的大臣被称为帝王的股肱，就是手足。一个人是靠足走路、靠手做事的；到后来有了耳目就糟了，那是观察小事的，小事多了头脑就常被耳目骗了。所以要想帮助别人，千万不要做人家的耳目。要想耳聪目明，需靠自己的头脑，而不是靠人「打小报告」，否则是非就随之而来了，反而弄混了自己的头脑。

好为人师

孟子又说，人类有个最大的毛病，喜欢当人家的老师。所谓「帝王师」，是指导人君的师。古代政治制度有三公，周为太师、太傅、太保，汉为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这些职位的任务几乎是坐而论道，不担任实际行政职务，而是思想的指导，最高政策的指导。连皇帝做错了，他们都可以说话；但到后世，三公还是听皇帝的了。如清代的所谓太师太保、少师少保等，到了末期，那些「保」都成了活宝，不成话了。

世界上很多人都好为人师，喜欢为别人的事情乱出主意，总觉得自己的意见比别人好，这也就是好为人师。在心理学上说，人都有领导别人的欲望，佛家说这是我慢习气最重要的关键。人人都有发表欲，其实也是好为人师的一种表现。

所谓「好为人师」，不一定是去学校里当老师才算。人有一个通病，欢喜指责别人的错误，总以为自己的智慧、学识比别人高明。从另一面来看，如果自己真有好的修养，喜欢帮助别人，那是人性的一个长处；如果自己没有好的修养，而喜欢去纠正别人，就是佛家所说的「贡高」、「我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以为是」。

所以这个「好为人师」的「师」字，并不一定指学校里当老师的，而是自以为比别人高明的人。甚至一个***，当他被别人欺负时，也会向人瞪眼，而认为欺负他的人是大笨蛋，人就有这个毛病。

例如以我来说，大家向来称我为老师，这是大家的客气和礼貌，在我并不承认是老师，自认没有资格足以为人之师，一生只有做一个学生。因此我在民国五十三年（一九六四年）时，曾经对于被称为老师之事，以「自讼耻为师示诸子」为题，作了几首诗，现在录出来给大家：

其一（儒）

微言大义有沈哀 王霸儒冠尽草莱

用舍行藏都不是 耻为师道受人推

假使有人说我是儒家的老师，例如在研究所，有些同学毕业了，送来纪念品，而称「经师」、「人师」，我收到以后真感到脸红。因为儒家的「经师」就是传经传道的大师，如汉代的大儒董仲舒；「人师」也是传道授业的。其实，我一本书也没有读通，「人师」更谈不上，不足以为人的榜样。因此这首诗说「微言大义有沈哀」，孔子着《春秋》是微言大义，而今日的文化精神是很令人悲哀的。「王霸儒冠尽草莱」，过去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现在是「万般皆上品，唯有读书糟」，所以王道也好、霸道也好，读书人都不值几文钱了。「用舍行藏都不是」，这是引用了孔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句话而来的。现在的读书人，往往有「行」也不是、「藏」也不是进退两难的处境，而大家还推崇我，叫我老师，这是非常难为情的。

其二（道）

玄微不识有无功 致曲难全世异同

兵气未销丹未熟 耻为师道立鸿蒙

这首是讲「道」方面的，「玄微不识有无功」是指老子所说「无生于有，有生于无」的道理，我自觉对其中玄微之处不敢自夸已经非常清楚了。「致曲难全世异同」，老子说「曲则全，圆融无碍」，但是现今的世道，好像很少人求曲，而曲是否必全，在表面上看来，一般人或会认为「未必」。而且，「兵气未销丹未熟」，再看世局，战争刀兵处处，急待解救；而自己学道也未成功，无法建立起道家的鸿蒙境界——等于佛家的「空」、「真如」境界，当然难为人师了。

其三（禅）

拈花微笑付何人 一会灵山迹已陈

拄杖横挑深夜月 耻为师道颂同真

讲到佛、讲到禅，更不足以为人师。当年灵山会上释迦拈花，迦叶微笑，遂以正法眼藏交付的事，都已经过去了。所以我说「拈花微笑付何人，一会灵山迹已陈」，而现在只是「拄杖横挑深夜月」而已。请试想一下，半夜三更，将一根拄杖放在肩头，踽踽独行于静寂的山间水涯，四野无人，这是一幅什么样的图画？也许是我的一种心境吧。对于佛学中的十智同真，不得为师道而与人同颂了，当然就「耻为师道颂同真」。

其四（结论）四壁依空锥卓难 夔蚿鹏鷃总无安时流吾犹趋温饱 万壑风吹随例看这是结论。主旨在说：大家叫我老师，是对我太客气了，因为我「四壁依空锥卓难」，贫无立锥之地，四壁空空，袋中一毛钱也没有。而且「夔蚿鹏鷃总无安」，这是引用《庄子》的话，在这个时代，大则如龙、如大鹏，小则如蚯蚓、如麻雀，大大小小都不能安定。大家不必以为我有学问，我在这里讲学，只是「时流吾犹趋温饱」，要吃饭穿衣，求温饱而已。因之「万壑风吹随例看」，我与世界上的人一样，虽在这里乱叫，也只是为了骗一口饭吃而已，不足以为人师。

人才和才人

乐正子从于子敖之齐。乐正子见孟子，孟子曰：「子亦来见我乎？」

曰：「先生何为出此言也？」

曰：「子来几日矣？」

曰：「昔者。」

曰：「昔者，则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

曰：「舍馆未定。」

曰：「子闻之也，‘舍馆定，然后求见长者’乎？」

曰：「克有罪。」

孟子谓乐正子曰：「子之从于子敖来，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学古之道，而以餔啜也。」

孟子说了「人之患，好为人师」之后，接着叙述他教育学生的一段故事。看了这段故事，令人想到人才与人品修养之难。

佛学上经常说到的三个观念，就是见地、修持、行愿。修持佛法首先重「见地」，就是要有远大的眼光，普通说的要有高见；在理上清楚了，才能说到「修持」；然后才能说到起用，也就是「行愿」。这三个步骤，几乎包括了全部的佛法。

关于见地，也就是人才的人品修养，那是非常难得的。假如清楚了解这种修养不易的道理，则对于历史、现代，乃至于未来的世事发展，都可以看清楚了。

常听到人说「人才难得」，我并不十分同意这句话。实际上处处是人才；根据逻辑来说，人人都是人才，是人就是才。纵然有的人很笨，也是「笨才」，因为第一他是人，第二他有一个长处——很笨，就是才。假使很会绘画，是艺坛人才；文字写得好，是文坛人才，所以处处是人才。

然而，要想求到「才人」可就难了。过去非常注重才子，大家以为才子一定文章很好，但并不如此，才是包括多方面的，像周公、孔子都是一代才人。所以「人才」与「才人」这两个名词的定义不要混为一谈。人才处处有，但某行、某业若求一个「才人」可不容易，千古以来没有几个才人。

清朝一位名史学家，也是才子的赵翼，他的诗说：「到老方知非力取」，就是慨叹才人之难得。他和袁枚齐名，又是同乡，可是在学术上他是反对袁枚的。据说有一次，他一张状子告到县里，控告袁枚为「名教罪人」。县长接到这张状子，感觉十分为难，因为赵翼和袁枚两人都是前辈，都名满天下，而且功名都比自己高；所以对这场官司无法处理。最后只好出面请客，请两位老前辈不要闹下去了。

赵翼的诗：「到老方知非力取」，意思是说累积几十年的经验下来，知道不论自己多么努力，也不能完全做到；「三分人事七分天」，要三分的努力，更要七分的天才，才能成功。所以我们希望国家多出才人才好。

现在教育普及了，大家都有了一般的基本知识，但自己能否成为一个才人，那还要在学问、道德、修养各方面多去培植自己，才有可能。

孟子的学生乐（音岳）正子，原来在鲁国做官，有一次鲁平公要去看孟子，被一个小人说得搁下来了。乐正子曾经打抱不平去质问过鲁平公，并且告诉孟子鲁平公不去的原因。孟子听了就说：「吾之不遇鲁侯，天也」，我和鲁侯见不到面，那是天意。

子敖，就是王驩，齐王的嬖臣，为昼邑的大夫。前面说过，孟子曾为齐国卿，奉命出使滕国，担任吊滕王丧的特使，当时也派王驩当副使。他们虽然朝夕相见，可是在来回的路上孟子却不大和他说话，很不以王驩为然的。

现在，乐正子大概也到齐国，当起子敖的「主任秘书」或「顾问」之类的职务了。有一天来拜访老师孟子。孟子说：「子亦来见我乎」，就是说老弟！你也来看我呀！这句话很不是味道，听起来很难受。他上面说过「人之患，好为人师」，现在他自己也端出老师的架子来了。这里这个「乎」字，深含了责备的意思，也相当于现代语言说：你不必来看我，你忙你的吧！或者说：你居然也来看我了。

乐正子听了很不满，于是说：老师！你怎么这样说呢！我可受不了啦！你老人家不要这样说嘛！

孟子说：你来几天了？等于有学生从国外回来，不去看老师，一直等到又要走了，临上飞机才到老师那里转一下，只是敷衍，还说：老师！我这次回来实在太忙了，所以今天才来看你。老师只含蓄地说：你忙，不必来看我！就是这个情况。当学生的连普通的礼貌、做人的道理都不懂，老师又怎么会稀罕这样的学生是否来看自己呢！

乐正子被孟子问到来了几天了，很不好意思，只说「昔者」，前些日子来的，不敢说出确切日期。

于是，孟子说：前些日子？可见你来了不止一天两天了，已经来了很久了。我问你怎么今日也会来看我，天地君亲师，我总归是你的长辈，你早一点来看我并没有错呀！

乐正子还要辩解，并且说：不是不尊敬老师，因为那时住的地方还没有安顿下来，所以没有来。反正是乱扯一通，想掩饰自己的过失。

孟子说：你一定要住定了以后才来看我吗？乐正子最后说：老师！我错了，请你原谅我一次。可见孔孟之道非常讲究这个「礼」字，这就是对待长者之礼。

孟子又继续对乐正子说：你为什么跟王驩这样的人做事呢？为了生活？为了待遇吗？想不到我平常那样教你，你还是学不会。难道做学问只是为解决吃饭问题吗？为了吃一口饭，什么事都可以干吗？

孟子这是骂乐正子，他是现代所谓的古人。现代的人可就是生活第一，把孟子的这种教训先搁在一边了。古人有两句话：「命薄不如趁早死，家贫无奈作先生」，没有办法，只好来教书。虽然今日极力提倡尊师重道，而真正尊敬老师的，只有国民小学的学生。程度越高，尊师重道的精神就越差，到了大学哪有尊师这回事！所以，今日社会风气，若希望尊师重道，谈何容易！

在制度上本来就是问题，老师上课拿钟点费，规规矩矩讲一个小时就走了。这是权利与义务，在法律上是买卖契约性质的。古人教育子弟，不是为了钟点费，而是负了教育的使命，教育子弟毕生做大人、正人。古人为师的，当然不像现在这样，一大批一大批地教，视学生如雇主；古人是视学生如子女，学生视师长亦如父母。这种精神如何恢复？是否能恢复？很难预料。从来未见有人挽回过历史，所以如何挽回、该不该挽回，这是一个大问题。现在我们要新旧交流，如何交流？水掺进牛奶里，掺多了水就不是牛奶了。

在《孟子》这里，也可以看到师道的尊严，以及孟子为人师表的精神。既然为师，就不怕反对，不怕反感；如果弟子不对，就要指责他，不管他是什么地位。这时候，乐正子的地位已经很高了，他居然还会去看孟子，已经了不起了。可是，孟子这位老师仍然毫不客气地教训他，就像禅宗的教法一样，进门就是一棒。后来他越说越不对，乱棒就打下来了，一直打到底，最后骂他：你为了吃饭，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从这一段，我们就看到古代师道之尊严。现在有的人，看到学生地位高了，自己反而哈腰求全、礼敬学生了。所以，尊师重道，不能只要求学生，为人师表的人还要自己保持自己的尊严，要有师道的风范才行。

朱子的错误

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

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这里要讨论另一个问题，就是要推FAN几千年前古人的论点。在我讲解《四书》时，我常常指出古人的不对；究竟是古人不对，或者是我不对，读者可以用自己的睿智去思考、评断与选择。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在中国非常流行。一般解释它的意思是说，为人子者，有三件事情是不孝，没有生儿子是最不孝的。但以现代的医学来看，一个人天生不能生育，也许因为上代遗传的关系。当然，当时医学还没有如此发达，古人也不知此理，且不去管他。

问题在于，除了无后以外，还有两件不孝的事，在《孟子》这段原文中找不到，但朱熹却有他的说法。这位自认是宋代大儒的朱熹怎么说呢？大概他批注到这个地方，自己也头大了，找不出来，于是引用古人的说法来批注另外两件不孝：一件是「贫不仕」，家里贫穷，不出去做官发财来养父母，另一件是「陷父母于不义」。再加上孟子说的「无后」，凑成「不孝有三」的三件事。

我大不同意朱熹这种说法，这是宋儒解释的不当之处，这种观念是非常不正确的。

我们应该注意「家贫不仕」这四个字的意思——父母还在，家里贫穷，不出来做官，这就叫做「不孝」。这种观念，害得一千多年来的中国人，都以为做官是最好的谋生与发财的途径。

所以我常说，中国的教育错误了三千年，一开始就是重男轻女，生了一个儿子，就望子成龙。如何成龙呢？最好读书。为什么读书最好呢？书读好可以做官，做官的好处可以谋生和发财。「升官发财」成了中国教育思想的中心。在我们这一代，刚开始读书的时候，也是怀着这种教育观念。虽然后来推FAN了清朝，废除科举，不再考功名；但也想读书做官，升官以后，纵不发财，回乡也很风光。所以，并没有如古圣先贤的读书为救国、救世、救人的心胸抱负。因此，几千年来的中国教育，在基本思想上就是错误的，加上西方的教育制度一进来，这几十年来更错了。

不过错得最厉害的，是宋儒以后。例如这里说家贫不仕为不孝。为什么一定要仕呢？可见欲养父母、生活的出路只有做官；而做官必欲发财，那就非贪污不可了。难道只有做官一条出路才养得起父母吗？人生有很多的出路啊！

因此，我向来主张，读古书不要一味迷信古人的批注。读秦汉以上的书，不可以看秦汉以后人的批注，要自己以经注经，就是读任何一本经书，把它熟读一百遍，乃至一千遍。熟了以后，它本身的批注就可以体会出来了。如跟着古人的批注，他错了，自己也跟着他错，这后果可不得了。须知古人也是人，我们也是人，古时有圣人，现在也可以有圣人，为什么不立大丈夫的志向呢？

朱夫子的学问好，道德好，修养好，没有话说。他对《四书》的见解好，也没有话说。不过，错误的地方也不少。到明朝以后，一味乱捧朱夫子，把中国文化捧上了错误的道路，这个罪过也不轻，为害中国文化近千年。现在我们还是先就原文来讨论。

这时大概有人向孟子质问：你孟老夫子说尧舜两个人又忠又孝，没有一点不好；但是舜同时娶了两个太太——尧的两个女儿都嫁给他，可是他事先并没有告诉父母。在中国古代，未奉父母之命而结婚就是不孝。孟子所以答复他「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延续民族的生命为最重要。至于舜没有先禀告父母而结婚，是因为他年龄已经到了结婚生子的时候，为了血脉能延续下去；何况，他也等于已经禀告过了父母，因为是身为君主的尧亲自将两个女儿嫁给他的。君主时代，君第一，国家第一，所以等于他禀告了父母。其次，他并不是因为发了财偷偷地金屋藏娇，而是全国皆知的事，所以也等于已经禀告了父母。

其余两不孝呢？其实孟子在这里已经讲了，「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第一是事亲，第二是从兄，如果没有兄弟，则为守身。文章很清楚地摆在这里，古人偏要乱解释，害得中国文化思想走了上千年的错误。古人也只是读书，不要相信古人就一定是聪明的，古人笨起来有时比我们更笨。

紧接着，孟子又说到了事亲。他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什么是仁？孟子的解释好极了，仁就是爱。有些人把西方文化的爱搞错了，西方文化中的爱，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仁慈、慈悲。真正的慈悲，爱人爱物，首先就看对父母是否孝顺。如果对自己的父母都不能爱，而说能爱天下人，那是骗人的话。所以仁爱的基本，要看能不能爱生养自己的二老。这两个老人也蛮可怜的，别说是父母，就是两个老朋友服侍了我们二三十年，另外去找这样的朋友，还真不容易。对这样的「朋友」都不能爱，而吹大话说要爱一切人，这是做不到的。

孟子又说：「义之实，从兄是也」，在对人友情的道义上，负责任、守信用、讲义气，如果是对自己兄弟姊妹的感情都处不好，而说能够对社会对朋友有义、有友爱的，不是绝对没有，那只好用佛学中的「缘」字来解释了。但是孟子是不讲这方面的，他只说人伦之道，说一个尚义的人注重对朋友、社会负责任、守信用，这样的人对于兄弟姊妹也一定友爱。

而「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一个真正有智慧、有见地、了解人生的人，对于这两件事情应有个基本的了解，并且不会放弃不做，也做得到。光是了解而做不到，或者不去做，都不能算数。

在礼乐之教来说，「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中国文化礼乐之教，上古时代不靠法制，而是以礼来维系社会的和平，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换言之，上古人自然具有道德，这就是礼，并不需要特别倡导仁义。后来道德衰败了，勉强喊出一个口号「仁义」，来纠正社会的错误。仁义之道又失败了，社会人心越来越坏，只好用「法」来管理；这是人类的退化。所以站在人文文化的立场来看，人类是在退化，没有进步。我们现在讲的时代进步，是指物质文明而言；在精神文明方面，永远是退化的、堕落的，道德越来越衰败。过去有礼的社会，有道德；而礼没有了，就只有仁义。当仁义没有之后，才产生法制。到了法制都不能管理时，这批人类应该作废了，因为人类社会已衰败到极点。所以「礼之实」也是为了「仁之实」，就是事亲，「义之实」就是从兄。

至于「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康乐，人生的幸福，最幸福的是父母尚存，上有父母，旁有兄弟姊妹，和睦康乐，这是人生最快乐、最幸福、最健康的家庭、社会、精神心理生活。

人生得到如此健康的精神生活，便没有什么事可以令人厌恶、灰心了，一切都处于这种乐观、健康的心理状态之中。倘使人人如此、家家如此，则天下太平。人人处在如此快乐的境界中，都会不知不觉地手舞足蹈，从内心流露出真正的快乐，而形诸于举止之间。

儒家孔孟之道提倡孝道的理由，就是为了建立家庭健康、社会健康、人类健康。所以孟子说，不能事亲、不能从兄，是二不孝，再加上一个无后，不能延续民族的命脉，是为三不孝。对于无后这一点，在现代看来也有问题。因为孟子以后有好些人为了有后而多娶妻妾，可是娶得越多越生不来孩子。

对于这一点，我稍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且读孔子所述、曾子所著的《孝经》，对于真正后代的解释，是指功在国家，功在社会，功在人类，垂名于万代，这才是有后，也是大孝。相反的来说，一个人活了一辈子，死后默默无闻，与草木同朽，统统是不孝。

这是我对「无后」的看法，是否对，大家不妨试作深入的体会。最重要的，希望不要误解「不孝有三」的三件事，要「事亲」、「从兄」，无兄弟姊妹则为「守身」。不能说不去做官发财就是不孝。前面孟子刚说过「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古人偏偏要在「不孝有三」上去乱作解释，害得我们的文化一千年来走错了路。对于「无后」，我认为我的解释比古人更对。试看历史上，许多名垂万代、功在天下国家的人，或有一句名言留在后世被人效法的，这都是「有后」。而有些人，虽威赫一时，但到年纪老时，死前已经默默无闻成为过去，那算什么「有后」呢？

所以，我常说事业分两种，上自皇帝下至乞丐，那是职业，而不是事业。中国文化对事业的定义，孔子已经下了，「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不管做什么事业，在家也好，出家也好，甚至像以前山东以讨饭兴学的乞丐武训也好，只要所做的事情对国家社会有贡献，使老百姓得到平安、益处、康乐，才叫做事业。现在一般人都弄错了，把职业当做了事业。事业又分两种，一是现实人生的事业；而孔孟、释迦牟尼，乃至于西方的耶稣，所做的都是千秋万代的事业。在太阳没有毁灭以前，他们的文化思想、他们的行为，将永远影响人世，这就叫做「有后」。

中国的十字架

孟子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视天下悦而归己，犹草芥也，惟舜为然。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

《孟子》到这里作一结论，也等于《离娄》上章的结论。

我刚才所说的关于孝的意义，在这里孟子也全部道出来了。所以读古书不要听人胡乱批注，更千万不要相信宋明以后理学家的分段圈断。他们一圈，就把文意给圈断了，我们连在一起读，文意就联起来成为一贯了。

能够做到「事亲」，自然能够「从兄」；能够爱自己的父母兄弟，自然能够爱朋友；能够爱朋友，自然能够爱社会，爱国家，爱世界。

所以我常对外国朋友说，只有中国文化才是真正十字架的精神与形态。上至天、至父母祖先，下至后代，中间一横为兄弟姊妹，社会国家天下。西方的十字架，只有爱下一代，中间也只有夫妇的爱，连兄弟也不管；上面只有一个上帝，可是与中间脱节。中国文化，有天地，还有祖先父母与天搭线，所以中国文化才真正构成了十字架。

如果十字架只是放在那里，则不起作用，十字架还要起作用，所以释迦牟尼佛来一个「卍」字架，这就转圆满了。

一个人，要真正能够成为一个「大人」，像前面讲「能格君心之非」那样的「大人」、一个大丈夫，必须要从这里做人起步。

孟子这里说，做到能领导天下的时候，「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天下自然高兴地跟自己走；但把这种事业又看得像捡一根草一样容易，只有一个人做得到，那就是舜。只要效法他，以他做榜样，也就可以成功了。

我们知道，舜的家庭背景是「父顽，母嚣，弟傲」，他的父亲既顽固、又凶狠，在社会上是个大坏蛋，骄横跋扈，无所不为，却有绝顶聪明的头脑。母亲呢，又凶、又泼、又辣，假如有人在她门口溅一点污水，她可能手执菜刀，站到人家门前叫骂三天。他的弟弟名叫象，一个太保，而且受到父母的偏爱。父母不爱舜，给舜吃种种苦头，甚至要把舜害死。

但尧将两个女儿嫁给舜，舜的事业成功就是得力于这两个好太太的参谋，在后面支持他。舜遇到种种zai 难的时候，也都亏她们两人为他预防、解救。有一次父母与弟弟联合起来，叫舜去挖地窖，预备挖深以后把泥土推下去活埋了他。但是被他的两个太太识破，就教他先挖好一条横的隧道，通到外面出口，以防万一。后来果然在他进入地下工作时上面的土盖下来，他才从横道中逃了出来。回到家里时，象已经侵入嫂嫂房中，逼她们改嫁给自己。象不料舜又回到家中，傻住了。而舜并不加责备，不伤和气，气度奇大。

舜做到了对父母弟弟的仁行义举，对父母的孝敬、对弟弟的爱护和平日一样，毫不改变地来感化父母与弟弟。所以孟子说，如果能仿效舜的德行，使天下的人高高兴兴跟自己走，那是和捡一根草芥一样的容易。

孟子说，学到舜那样天下大悦而归己，是如拾草芥一样容易。可是要想学到像舜那样，做起来就太难了。设身处地来想，假使自己遇到这样的家庭，可能就背一个包袱出走，离开家庭了。不必认自己是儿子，也不认为你们是父母、兄弟，总可以吧？最有修养的人，也只能做到这样。但舜并不如此，宁可仍对父母孝顺，对弟弟友爱。因此，四方八面向尧推荐，如果找一个下一代的领导人，只有舜才能担负起这个任务。于是尧把他找来，给他任务，考察多年后，再把女儿嫁给他。经过四十年的考察，经过多种的磨炼，才把皇帝位置让给他。

古代的禅让并不是随便的，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而是十分慎重、非常难办的；那才是真正的选举，从千万人中精挑细选出来的。不像如今，仿照西方民主政治的投票制度。

所以孟子说：「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假如连自己的父母家人都不能感动的话，不可能做一个好大臣，去格君之非，感化一个领袖。对于父母，就要逆来顺受，先顺着父母的意思，在不着痕迹之中让父母感动，而改变他们原来不正确的主意，成为纯正的思想观念。所以顺受的感动很难，如果不顺受的话，孟子说：「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就失去了儿女的立场。自己是儿女，就应该守儿女的本分。

但是，父母也有不是的时候，所谓「天下无不是的父母」，那是宋明理学家们叫出来的口号，上古时并没有这个说法。从古书上就明明白白地看到，舜的父母就是「不是的父母」。但为人子的不敢、不忍心，绝对不能讲自己的父母不对，只有服从他们，尽到事亲之道。

所以瞽瞍——就是舜的父亲，有人认为他的眼睛失明了，其实并不是如此，这是别人骂他的绰号。等于现代说：这个老头儿，这样虐待他的大儿子，简直是瞎了眼睛，在那里瞎搞；但在舜的孝道之下，把一个瞎搞的父亲感动得改变过来了。他能够在如此困难的状况下把顽固的父母家人感化过来，所以他的道德能感化天下。

要特别注意的是，无论任何时代、任何环境，父母在子女心目中始终有若干权威感。所以父母教导子女容易，而子女欲改变父母，比登天还难；更何况舜的父母是如此之顽固。舜在逆来顺受之下，居然能把父母的心意改变过来，以至于整个天下的风气都因此而改变了，所以这是大孝。大孝的精神就在这里，这样也就叫做舜「有后」，他的精神、文化传之于千秋万世，是非常值得效法的。

《离娄篇》的上章到此为止。这篇的开始是说什么叫做聪明，古代所谓「圣上聪明」，头脑好，耳聪目明，又有仁心，是对于上面领导人的责修。现在这里，对这点作一个初步的结论：在上的真正聪明，不但是自己有头脑，大臣的帮忙更要有力，这一切都是以道德为中心，要做到仁，也要做到孝。

思过黑鹰

离娄章句

下

中国的地域观念

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 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这一节中提到的几个古代地名，大致可以考证出来，但是否百分之百的正确，则不能确定。

考据家们的说法，「诸冯」是山东的诸城县，大海环其东北，以为就是《春秋》中所写的「城冯」这个地方，那里有冯山、冯村这类地名，所以近似这里文中的「诸冯」。至于「负夏」一地，夏字读「古」字的音，也叫做「负暇」，曾有「曾子吊于负夏」一语，被指作是春秋时的鲁国地方。在汉代时设置了瑕丘县，故城在山东省滋阳县之西。《史记·五帝纪》中说「舜就时于负夏」，注为卫地。先后所属的卫、鲁虽为两国，但在一个地方。舜「卒于鸣条」，据《书序》说：「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考据家说，现在山西省安邑县北有鸣条岗，就是舜当时的鸣条，也叫高侯原。而「岐周」与「毕郢」，都在现今的陕西省境内。

中国地域广阔，依现代的地理观念，五族一家，都是中国的土地，都是中国人。但在春秋上古时代的地理观念，东、南、西、北各方，界限分得很严格，这也是中国民族性的一个大问题。以我个人的看法，这一问题存在于过去，也存在于现在，或将更存在于未来。虽然说民族文化统一，国家统一，但是千年来发生的变乱，以及人事上的纠纷，都在这个「地域观念」的范围之中，没有自觉，没有解脱。

如果游历了更多的地方，生活经验丰富，阅历深了，尤其在政治社会中生活久了，就可以发现，在某一地区，就会因「地域观念」遭遇到歧视。

例如当年抗战期间，各省的人避乱而进入四川，在当地的四川人就歧视他省人。因为在地势上四川在长江上游，于是四川人对于不论来自何处的他省人，一律称为「脚底下人」。在广东，也称他省人为「外江佬」；在台湾也有外省人、本省人之分。对于一九四九年前后从大陆来台的人，统称为「外省人」、「上海人」或「阿山」。在大陆的江苏、浙江一带，也称他省人为「外路人」。南方人看不起北方人，称北方人为「侉子」；北方人也看不起南方人，叫南方人为「蛮子」。

许多地方的人也被他省人给个绰号，如称四川人为「耗子」，称湖南人为「骡子」，称江西人为「老表」。其中虽然有的也并非轻视的谑称，如「侉」的本意为华的借声，华字也写成荂字。河北、淮南一带的人，也对山东人称「侉子」，本有「华夏人」的意思，到后世则泛称北方人为「侉子」，就成了歧视的谑称。江西人对陌生人称「老表」、「表嫂」，正如北方人之互称「老乡」，原为对人的亲切恭敬之称；他省人称之就成为含有歧视、轻视的意思了。类此歧视，各地都有，乃至一地之内，东乡看不起西乡，南村瞧不起北村。就台湾人而言，也有「草地人」、「后港人」、「内山人」之称，对于南部人或居在山区的人，好像都不足挂齿。

但我们在国家民族遇到外力入侵的时候，却都能够一致御侮，非常团结，看起来似乎这种地域观念无关宏旨，不大要紧。可是，在内部求治、求建设时，就常常由于这种「地域观念」而闹许多不必要的纠纷；甚至于整个国家的建设与进步都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而且改变了历史。

现代研究政治、历史的人，似乎还没有正视这一问题，而古人早已经注意到了，只是没有很显著的题目来具体地专门讨论而已。

其实，西洋欧美各国也都存在这种地域歧视，研究西洋欧美文化，大家都忽略了这一点，好像看起来是个小事，其实是很大的问题。例如美国人，对于自己祖先，是犹太人、日耳曼人或撒克逊人，在提到那个「根」时，对于同根与非同根的人也有观念上的差别。

所以，这也是人类的一种特性，这种「地域观念」，站在宗法社会的立场来看，是一种非常好的观念；可是站在民族国家团结的立场而言，则是一种很大的弊病。平常表现在语言、生活上，是一件非常小的事，但是小事的影响及其所引发的问题，则非常之大。

我们觉得奇怪，为什么孟子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来？可能在当时也因地域观念发生了问题事件，而且是大事件。

关于地域问题，中国以前有两部大书，一部是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另一本是顾亭林着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读者通称之为二顾全书。在《读史方舆纪要》中，介绍了各地方的人和民族性及一般通性。假使国家有事，要训练某地的人作战时，应该如何训练、领导及指挥，一切都需要了解。在唐宋的时候，山西出将、山东出相，所以将、相各有不同的产地。南方出思想家，如庄子、老子等，北方出教主，如孔子。

地区不同，气候、水土就不同，产品及人物更不同。「橘逾淮而枳」，淮河这边的橘子，到对岸种下去就变成了枳；北方的瓜到南方种，就变小一点；哈密瓜如今在台湾也已种植，但是吃起来，和地道的哈密瓜就相差很远。所以地方性不能说没有关系。

如果以地方性的观点来看历史，中国几千年来直到现在，由于宗法社会负面的流弊，以致地方派系的问题仍旧存在。我国近代文化，武的方面，军人思想没有脱离《三国演义》的范围——纵横天下，割据城池；文人则没有脱离《儒林外史》中的现象范围；社会形态没有脱离《水浒传》的范围；一般人的思想没有脱离《西游记》的范围；地方性没有脱离「他是哪里人」的范围。很可悲！这就是有关于「地缘政治」的大问题。

曾经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告诉他，我是「三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反正是中国人。孔子说：「丘乃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必问籍贯了。

地域观念是个很讨厌的问题，到了满族入关，这个问题更严重，虽然历史上说是种族问题，我倒觉得是个「头发问题」。满族入关之初，大家投降，对于异族的统治都很驯服，似乎也并没有多大关系。到了规定汉人要剃头发的时候，出了问题，「尽忠保发」的人非常多。在前几年所谓的青少年问题中，大家也热烈讨论青少年留长发的问题，令人觉得奇怪不解，头发的长短，与他们的学问道德到底有多大的关系？实在想不通其中的道理。同是一头毛发，满族入关时，许多人宁可死，不剃头发，不梳发辫。可是推FAN清朝以后，汉人收回了天下，要剪去发辫时，又有许多在清朝曾经有过功名的人宁可留着发辫，做清帝国的遗民、忠臣。这多奇怪！至于现在，头发剪短了又说不好看，留长了又认为讨厌。

像这些往事，都是大事不争，却为几根头发争得如此厉害，结果小问题影响大问题，这不是很奇怪么？满族入关剪头发，遭到大家的激烈抗拒；雍正所著的《大义觉迷录》问世，书中也引用了《孟子》这里的一段，说明都是中国人，不必分种族。《大义觉迷录》这本书，不能说没有理由，因为当时为了这个头发问题也牺牲了很多人的生命。

我们现在讲了这许多说明，都是为了推论孟子当时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来。虽然事隔几千年，但人类的思想很幼稚，几千年前谈的问题现在还是问题。

孟子说，舜是西夷之人。夷，不是外国，所谓夷、戎、蛮、狄，按当时的分法，东方为夷，西方为戎，南方为蛮，北方为狄。这种分法，是以文化水平做标准，认为四方的边疆为落后的民族，是未受中原文化教化熏育的人。孔孟思想是不谈种族思想的，而是文化水平的观念，超越了宗法思想的地域观念。所以当时指的东夷，是指中国东方边区的人，并非是像后来称日本为东夷的种族观念。

孟子说，舜是东方边区的人，文王是西方边区的人。现在我们看山东到陕西，这个东方与西方，在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下可朝发夕至，几个小时就到了，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在古代，这一千多公里的距离，走路要数月之久才能到达；即使骑马，也有个把月的路程，非常困难。舜和文王二人虽来自不同地区，相隔一千多年，但都是治理国家的大圣人。而他们的「得志」，不是做了官，当了皇帝，而是能实行他们救世济人的大志，并没有受到地理区域观念的限制。

他们二人所处的空间、时间既远且久，但是他们治理中国「若合符节」，都达到最光荣、最标准、最道德、最全面的理想。一如兵符、使节的相合，丝毫不差。可见中国的历史是以文化为中心的，不管先生、后生，政治、文化的大道理只是一个。

孟子为什么说上面这些话呢？如果将战国时代七国分疆的战争加以分析，许多仍然是基于地域观念上的纷争。例如大家都知道的一句成语：「楚才晋用」，直接的意思是南方楚国的人才给北方晋国去用了。后来，一个人为别的国家做大事业，都用「楚才晋用」来形容。深一层看，就是地域观念，为自己的人才惋惜，而有吃醋的味道了。而楚也者、晋也者，都是尊周天子的中国人，所以孟子说这一段话，也可能是因为当时由于地域观念而起了争执。

子产施小惠

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

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

子产是孟子以前的人，孔子也曾称赞过他。他是春秋时郑国——现今河南一带有名的宰相。他负责郑国政治的时候，有一天乘车马外出，看到老百姓欲渡溱河及洧河，但缺乏过河的工具。而他身为宰相，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就用自己车马把老百姓送过河去。子产的作风爱民，也很仁慈，孟子将这一件历史上的故事用来说明为政之道。

不过，孟子认为子产是一个大政治家，可是他这种做法不是一个大政治家的行为，只是让老百姓感谢的一种小恩小惠而已。如果是一个大政治家，交通不能畅通，是因河道的水利没修好，立刻要修水利，筑桥梁，畅交通。到了冬天，十一月水干涸时，赶快建筑小桥梁，使老百姓随时都可以行走。十二月农闲的时候，再征集民力，拓宽桥梁，使车子也能随时往来通过，人人都享受到交通的便利，这样才是大政治家的做法。相反的，对几个人的帮助，只是临时的、有限度的小恩惠，使人感大德而已。作为一个领导人，或校长，或厂长，都该具备一个大政治家的风范。譬如一个校长，对某几个学生特别教导、特别照顾，固然是好，到底不是一个校长的风范。如果在学校行政上见到了差错，就要整个改变过来才对。

所以一个大政治家，如果他的施政是平等的，普遍地使大家都得到利益，当自己外出的时候「辟人」也是可以的。所谓辟人，是古代皇帝出宫经过的地方百姓要回避，不许在路上。沿途百姓房屋都要关窗，不可以偷看。如被侍卫发现，一**过来，死了也活该。后来县令出来也要鸣锣开道，锣声「当」的一响，老百姓就要让路，或站在屋檐下，也不敢抬头。如果官大的，老百姓还得跪在地上不敢动，这就叫「辟人」。子产用自己的车马去给涉水的人坐了过河，人有那么多，哪里渡得完？所以，一个大政治家，如果企图让全国人人都得到个别的小恩小惠，这是做不到的。应该注重的是谋大家普遍的福利，而不是施小恩小惠。

正如清代打太平天国的中兴名臣胡林翼，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好杀？他说：「一路哭，不如一家哭。」一个坏人为害地方，使整个地方的人家家受害而啼哭，不如把他杀了，让他一家人哭，而整个地方得到安宁。也就是说，受少数人的恭维，不如得全民的爱戴。

知识与学问的区别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王曰：「礼，为旧君有服。何如斯可为服矣？」

这一段是说明一个领导人行君道的原则。

有一次孟子对齐宣王说：在上位的人，如果对下面的人看得像自己手脚一样重要，那么下面的人也就把领导人看成是自己的心腹或主宰一样。反之，上位的人把部下看成犬马，只是一种可利用的对象，出门要狗守门，要马代步，那么部下对于这样的领导人也和对普通一般人一样，没有真的感情、道义存在，只是利害关系而已。如果领导人把部下当做泥土草芥一样，平常踩在脚下，部下就看领导人像仇人一样了。这第三种情形，眼下很多，上下之间彼此都不好，社会的事故就多了。

像孟子这段文字，人人看了都会叫好，可是叫好归叫好，必须事到临头照这个道理去做才行。所以须得把这个道理会之于心，用以做人、做事，才算是读通了，才算有学问，才算是成功了。成功不一定是升官发财，并不是公司开得大，那与一个人完成学问无关。只有完成了自我教育，拯救了自己，才是真正的成功。

这一段文字很容易了解，而且很多人读来都会发生共鸣。但要注意的是，人看书时容易将好的比成自己，看《三国演义》，每把自己比成诸葛亮，绝对不自比曹操，读经书也是一样。但书中的道理是否能进入自己的心中，成为自己的精神，落实于自己的行为上，这就是真学问了。这也是大家尤其是青年朋友们要注意的地方。读书时，对书中的道理懂了，可是当实际的状况临身时，能不能依道理做到，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读书做学问的目的在此，不在于认识字，也不在于解释文字。

我曾经告诉一些听讲的青年朋友，我这里不是学校，来这里混是不行的，我并不欢迎，我没有精神跟大家做游戏；如以在一般学校混文凭的态度而来，则大可不必费这个精神。对于书上的文字解释得出来，懂得书上所说的道理，那只是知识，不是学问；真正的学问，是将所懂的道理变成自己的精神、思想、行为，而且能实行、做得到，这才是真正的学问。知识处处都有，学问却要自己去做出来。

所以，青年人将来当上或大或小的领导人，或者成为人家的干部，这方面都是要注意的。孟子这里不止是批评领导人，也告诉大家如何做干部，才能两相配合。孟子等于说，第一等人如何做，第二等人如何做，第三等人如何做，都在这几句话中。

这几句话，是孟子对齐宣王说的，再翻过来一页，如果了解战国时期的历史，这里就要对齐宣王做一番研究了。

在战国时，齐宣王这个诸侯很有福气，他的父亲齐威王是了不起的领袖，齐国之能振作起来、成为霸主之一，是由于齐威王的威武。在齐宣王的下面，他的儿子齐愍王虽然到晚年差一点，但起初也不差。齐宣王位于时代的中间，正是齐国的鼎盛时代，在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各方面的贤能才俊之士，都曾经在齐国逗留过；孟子、荀子这些名人也都去过。他养了那么多的人才，自己又一辈子享福，虽然打过几次仗，打得也不错。

所以孟子希望这样一个历史上的人王，能像武王一样成为圣人。但孟老夫子注定是要吃瘪的，因为齐宣王所领导的国家没有忧患，不曾遭遇到多大的困难；而齐宣王本人，样样好，和孟子谈话时打机锋打得很厉害。孟子要他行仁义，他说：不行呀！寡人有疾，寡人好色，最后说，你孟老夫子的话我都懂了，不过我有大欲望呢！就和孟子猛打太极拳，打得孟子没有办法。

齐宣王确是一个聪明皇帝，像孟尝君这些人，都是他的青年干部。可是，这样一位诸侯有没有缺点呢？同样有缺点。孟子上面这些话是对齐宣王而说的，齐宣王到底是太子出身，天生有当侯王的资格，这类人我名之为历史上的「职业皇帝」。这种职业皇帝都有自卑感，试看历史上那些开国的领袖，像汉高祖、唐太宗，他们都没有自卑感，而他们的子孙一定有自卑感。

多数职业皇帝对于大臣、大将，会心存畏惧——对文臣，则怕学问好过自己，而不拥护自己；对武将，怕他们仗打得好，功太高，兵权太大难于控制。所以历史上这类「职业皇帝」的毛病很大，越到后代越不懂事，国家就常常亡在他们的手里。他们自幼居住在深宫之中，成长于宫女、宦官之手，不知民间疾苦，齐宣王也是这样一个皇帝。

其次，孟子也等于暗示齐宣王：你对我不重视，我也就不理你，因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而「犬马」与「国人」、「土芥」与「寇仇」，都是相对的。也许孟子心里还有许多锦囊妙计，但都没有告诉他。

可是，齐宣王是一个聪明人，不愧为战国七雄中的名王之一。尽管孟子讲他不好，打了一拳过来，他接住马上反击：「礼，为旧君有服。何如斯可为服矣」，他是问孟子一个礼的问题。中国文化注重礼，以法治精神来看，中国一部《礼记》等于三千年来宫廷的宪法，是后代一切法律的母法，也包括了天文地理、生活规范。这里，齐宣王提出有关礼的问题来反问孟子。

齐宣王所谓的「旧君有服」，我们先要知道，到了战国时代，虽有一个周天子在上，那只是一个空架子，并无实权，后来甚至弄到几乎伙食都开不出来了。实质上，各诸侯国雄踞一方，相互侵战，所以是地方分治的形态。在当时，若有人在甲国做官，后来这人离开甲国到乙国去做官，甲国的国君仍是此人的旧君；如果这位旧君死了，这个已经离开甲国而在乙国为官的人还要为旧君戴孝，这是当时的礼制，也是非常被重视的事。

现在齐宣王就问孟子，在什么条件下要为旧君之丧戴孝？如果甲乙两国是处在敌对的形势，而敌对归敌对，个人在礼制上还是要为旧君戴孝，这是为什么？

从齐宣王的这一问题上，可见他又在和孟子打机锋。孟子讲了三等君臣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他不作正面的讨论，提出这样一个「旧君有服」的君臣关系的问题来，可谓是针锋相对，其辞锋也是相当犀利的。

从双方的对话中推断，他们这次的谈话，大概孟子是在齐宣王面前为人说情；可能齐国的某一旧部被齐宣王干掉了，请孟子去说情。孟老夫子当然不会去替他说私情，于是对齐宣王谈了三个等级的君臣相处的形态。齐宣王一听他的话，就懂了个中由来，所以提出古礼中这个「旧君有服」的问题，来和孟子谈道理。于是，孟子就说：

「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谓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今也为臣，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搏执之，又极之于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谓寇仇。寇仇何服之有？」

君臣不能相处孟子说：我们中国文化的精神，对于「旧君有服」的礼制，有一个礼法：凡是做部下的，对上面谏劝、建议，被采用实行了，则所施行的政治功在国家，利在社会，人人都能够获益。但是如果因故必须离开这个国家到别的地方去，尽管这个「故」是与国君之间不合的原故，也是「讽而去之」。

这个「讽」字，并不是挖苦，而是「微辞托意」，以婉转的话、轻描淡写的态度和方法，使对方明白自己的意见和观点；近似现代所说的「点他一下」的意思。例如，过去历代的名王，与大臣的意见不合、相处不好的时候，他们很懂礼貌，会婉转地对这个大臣说：我看你多年来也很疲倦了，是否需要休息休息？这也就是讽字的内涵。为大臣的听了这句话，明天就赶快打报告辞职。如果对大臣说：你明天写辞职报告来，那就不叫做讽了，而是「疯」了。

古代当君臣不能继续相处时，有道的名王们便「使人导之出疆」，不是由自己告诉他，而是由他人转告，要他休息一些时候，或出国考察、游历一段时间再回来；如果留在别国做事也是可以的。

「又先于其所往」，同时对于这位大臣要前往的地方，先为他做好生活上的安排，使他生活没有问题。

「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这位大臣出国以后，超过三年还不回来，然后才把他的功绩官位以及所封赠的财产收回来。例如现代由政府供给的官舍、车辆等，不是这位大臣的财产，所以应该收回。

这是上面对下面，要三度有礼，给了三次反省、改变态度的机会。首次派人告诉他，第二次他真的离开了，还安顿他在外面的生活，如果他住在外面三年还是没有改变，不回国来，这才取消他的职位待遇。

「如此则为之服矣」，在上面的君王做到了这样，君臣之间的感情就如父子一样，无微不至，虽然政治的关系不存在了，而这份感情还是存在的。所以旧君死了，自然应该服丧的。

君臣不能相处

孟子说：我们中国文化的精神，对于「旧君有服」的礼制，有一个礼法：凡是做部下的，对上面谏劝、建议，被采用实行了，则所施行的政治功在国家，利在社会，人人都能够获益。但是如果因故必须离开这个国家到别的地方去，尽管这个「故」是与国君之间不合的原故，也是「讽而去之」。

这个「讽」字，并不是挖苦，而是「微辞托意」，以婉转的话、轻描淡写的态度和方法，使对方明白自己的意见和观点；近似现代所说的「点他一下」的意思。例如，过去历代的名王，与大臣的意见不合、相处不好的时候，他们很懂礼貌，会婉转地对这个大臣说：我看你多年来也很疲倦了，是否需要休息休息？这也就是讽字的内涵。为大臣的听了这句话，明天就赶快打报告辞职。如果对大臣说：你明天写辞职报告来，那就不叫做讽了，而是「疯」了。

古代当君臣不能继续相处时，有道的名王们便「使人导之出疆」，不是由自己告诉他，而是由他人转告，要他休息一些时候，或出国考察、游历一段时间再回来；如果留在别国做事也是可以的。

「又先于其所往」，同时对于这位大臣要前往的地方，先为他做好生活上的安排，使他生活没有问题。

「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这位大臣出国以后，超过三年还不回来，然后才把他的功绩官位以及所封赠的财产收回来。例如现代由政府供给的官舍、车辆等，不是这位大臣的财产，所以应该收回。

这是上面对下面，要三度有礼，给了三次反省、改变态度的机会。首次派人告诉他，第二次他真的离开了，还安顿他在外面的生活，如果他住在外面三年还是没有改变，不回国来，这才取消他的职位待遇。

「如此则为之服矣」，在上面的君王做到了这样，君臣之间的感情就如父子一样，无微不至，虽然政治的关系不存在了，而这份感情还是存在的。所以旧君死了，自然应该服丧的。

接下来，孟子对齐宣王说的话很不客气了，他说：「今也为臣，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于民」，现在就不是这样了，部下好的建议，君主不采纳；陈述的理由，也不接受，以至于他很好的理想不能实现，老百姓得不到利益，而对国家的政治也就无法有所贡献了。

「有故而去，则君搏执之，又极之于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万一意见不合想离开，就要被抓起来、关起来，乃至被杀。如果到了别的地方，君王也要想办法让他无法生存；而且当他一离开的时候，就没收他的财产。

「此之谓寇仇。寇仇何服之有」，像这个样子，就不是君臣之间的相处了，而是冤家；像对待强盗、仇人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为部下的，离开了就离开了，已没有真感情存在，旧君死了就死了，又何必为他带孝呢？

名臣的言行

孟子曰：「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

孟子曰：「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

这几段应该是相连的，与上面一段也是相连的，可是又被宋儒给圈断了。我们还是应该一贯地讨论下去。

孟子说明了「旧君有服」的问题以后，再郑重地告诉齐宣王另一个相关的道理。

在中国古代专制时期，无所谓宪法，也无所谓「罪刑法定主义」，因为掌握生死大权的是皇帝。只凭他一句话，要某人死，某人就得死；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被处死的时候，还要「谢主隆恩」；「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种由宗法社会形成的观念，无罪而被杀的情形非常普遍。

可是后世一般人，把中国文化中丑陋的一面都加到孔、孟身上；这是不对的，孔、孟不应该负这个责任。我们在这里就找到了明证。孟子对齐宣王提出来说：「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如果一个「士」无罪而被杀，也就是随便杀了中下级干部，那么高级干部、做大官大夫级的人们都可以离开这个国家。「无罪而戮民，士可徙」，如果随便杀了无罪的老百姓，则干部们都可以离开这样的国家。这种情形，在我国历史上，乃至西方的历史上，多得是，可以写成一部可歌可泣的书。

看这段话，可见孟子正在为齐国某一人说话，可能是齐宣王准备做随便杀人的事，所以孟子站在师道的立场和他力争，因之继续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一切后果都要归之于上面的领导人。

元朝的张光祖写了一本《言行龟鉴》，列举了历代名臣的言行。后来到清朝朱桓又编了一套《历代名臣言行录》，也是依据《言行龟鉴》精神写的，其中就有不少地方说一切好坏皆归之于领导人的道理。在《言行龟鉴》中，引用宋代学者刘皋话：「毋以嗜欲杀身，毋以政事杀人，毋以货财杀子孙，毋以学术杀天下后世」。这也是秉承孔子着《春秋》责备贤者的精神，对领导人所讲的话，规劝领导人不要放任自己的爱憎欲，以免害了自己。像吃、喝、嫖、赌一类的事，乃至功名富贵，都是欲望；不要为了满足欲望，最后把自己的命送掉。

什么是「不要以政事杀人」？做官的有权力在手，假如做事不用智慧，做了错误的事，等于无形中杀了天下人，那就是以政事杀人。集聚财产给自己的儿女，实际是害了儿女，这就是「以货财杀子孙」。最后一句，也是最重要的：「毋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例如十九世纪西方传过来的一些新学说，大家不加深思熟虑随便信奉、学习，并把它们变成了学术思想和政法社会的最高指导。这就是以学术杀了天下后世，因为不知道为害天下多少年，杀了天下多少人。

这就极力说明，凡是一个领导人，有地位、有权威的人，即使是一位学校的教师，至少在上课的时候就是权威的，学生再不听话，也是受教师影响的。这就是「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

刘皋所说的话，实为千古名言。尤其在政治上、学术上居领导地位的人，以政事杀人、以学术杀天下人，贻害后世极为深远。

因之，孟子接着说：「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这句话文字上非常简单，都可看得懂。但年轻朋友注意，什么叫做「非礼之礼」？就是不合理的礼，但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礼，这就是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就是本来绝对不合理的作为，在表面上看来似乎又是一种道德的作为。

像这样的事情，具有大智慧、大仁慈的大人君子绝不会干的。不但是政治方面，天下很多事，即使是普通人所做的，看来是在做好事，实际上并不是好事。表面上做了善事，再深入地分析，正是一件坏事，而且影响很大。所以儒家主张智、仁、勇三者并重，做一件善事，要有大智慧去做，不是简单的，千万不要做似是而非的事，不要以善因而得恶果。

这个道理，引证起来数据很多。例如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是大家最熟知的两篇文章，都知道这两篇文章写得好；可是往往忘记了这两篇文章都是针对刘禅——阿斗的毛病而发的。古人说读了前后《出师表》，感于诸葛亮的忠贞，眼泪鼻涕都掉下来。我觉得这样只读到了外表，还没有真的读懂《出师表》；它的深度内涵是指出刘禅的许多缺点。

一般人骂刘禅是扶不起来的，其实是扶得起来的。他后来之所以投降，是因为他很明白，诸葛亮已经死了，再没有扶助他的人了，只有投降才能安享天年，这是绝顶聪明的做法。他如果像李后主一样，「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的话，那么这个头一定会掉下来了。

由《出师表》可以看到，刘禅万事不管。在《出师表》中有一句话说：「宫中府中，俱为一体」，这句话的后面包含了什么呢？它指出来，阿斗在宫中自己有一个小圈子，在他小圈子中的人待遇特别好，而他与小圈子以外政府的人却隔开有距离了。当然有人为此而抱怨、说闲话，诸葛亮就训导他，宫中和外面政府各部门的人是一体的，待遇、人事要平等；自己搞一个小圈子，待遇不公，弄得一塌糊涂是不对的，就会被人批评。这是诸葛亮文章的高明，只要求阿斗做到一体，可见他没有做到一体，所以诸葛亮才有此要求。

在表面上，阿斗做得非常好，一切都拜托「干爹」诸葛亮丞相，要打仗，也由你去打；不打仗，也由你决定。他这种作为，应该说是一个好领袖，但是犯了一个「非礼之礼，非义之义」的大错误，所以阿斗始终是一个小孩，不能成为大人，后世因此叫刘禅是扶不起的阿斗。

这是在上者的例子，等而下之的，在我们几千年的历史中就太多了，有许多大臣也同样犯这种错误。

我们看宋史，韩琦的曾孙韩侘冑，历史上一直说他是一个奸臣；但是我看历史上所记载他的行事，应该是个忠臣，但为什么说他是奸臣呢？当时他主张要对金人反攻，和岳飞一样，希望收回失地；不过在政治上，有些措施是错误的，确实属于「非礼之礼，非义之义」的行为。所以他上台做宰相的时候，有人送他一首诗：

收拾乾坤一担担 上肩容易下肩难

劝君高举擎天手 多少旁人冷眼看

这首诗很值得大家注意，可以说是人一生做人做事的道理。也有人说这首诗是送给贾似道的，不管送给谁，在人生哲学上是无关宏旨的，这个问题就让考据家们去研究吧。不过，主要的是诗中的道理是人生最高的哲学，尤其是青年人，应以这种人生哲学修养为基础；做生意也如此，开张固然很难，但搞垮了、收拾善后更不简单。

上面这些话，当然不是孟子一次对齐宣王说的，如果他一口气说上这许多刺耳的话，齐宣王一定受不了，不把他炖了吃掉才怪。在古代的帝王，烹人是常有的事情。孟子虽然不是在见齐宣王时一次说了这么多，不过写文章的人把孟子的这些思想编集在一起，的确是安排得很妙。

思过黑鹰

有能力的人该如何

孟子曰：「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故人乐有贤父兄也。如中也弃不中，才也弃不才，则贤不肖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寸。」

孟子继续上面的精神，延伸下去讲。这里「中也养不中」的几个「中」字，应该念「中了目标」、「中了状元」的中字音。「其间不能以寸」的「间」字与「间」通。

这几句话，文字很容易懂，仔细一想，孟子文章的逻辑分明，既慎重又恰当。

「中也养不中」这个「中」字，应作「行」字解释。「中」、「不中」，就是「行」、「不行」，能做不能做。在我国河南一带，对于有本领的人、能够把事做得好的人，平常用语就说「他中」，或者只一个「中」字。如果我们不了解中国古代中原的言语文字，那么《孟子》这部书很多地方就很难读明白，要用红笔改作「行也养不行」了。可是这只是现代语，如果在几十年前，把「行也养不行」的话拿到中原去说，中原的人也要听不懂了。例如，我们问河南的人，「这事行不行？」他说：「中」，意思就是行了，也是可以的意思。这是「中」在这里的含义。

「中也养不中」就是说，行的人要养不行的人，也就是能力强的人养能力差的人。

好了，从这句话，青年人可以作歪曲的解释：老师！您不要骂我，你行，就要养我这个不行的。或者说：董事长，你行嘛！我不行才当小工啰，这是孟子讲的，行的该养不行的，那你养我是应该的呀！这种想法似乎不错，那么「才也养不才」，有才能的该养我们这些没才能的，所以一般人希望「有贤父兄」，有好的爸爸、好的哥哥，因为他们行嘛，可以养我这个无用之徒嘛，所以尽管享受，这就成了好吃懒做的最好借口了。

孟子还说：「如中也弃不中，才也弃不才，则贤不肖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寸」，假使行的人抛弃不行的人不养，那么行的也等于不行，好的也等于不好；这样行与不行、好与不好的人都差不多了，没有多大的分别。

其实，这几句话的精神，并不是鼓励青年人依赖别人，变成好吃懒做，反而正是孟子秉承孔子责备贤者的《春秋》精神。也就是说，国家、社会、历史、政治的责任，是属于少数有能力、有学问、有思想、有权力的贤者。上天给了你聪明能力，就该替大家做事，不是让你去玩的。当然，四肢健全、五官俱备的人，也应该为社会上残障的人服务，帮助孤、寡、鳏、独的人去解决问题。如果认为那些失明的、跛腿的是活该，不去帮忙他们，那就不合乎人道的原则了。连人道都做不到，还谈什么仁义之道呢？

这一段话，孟子也是有所感而发的。如果我们把它和前面对齐宣王所说「君之视臣如手足」那段连起来看，就很有意思了。由手足与腹心、犬马与国人、土芥与寇仇三个等级的君臣关系，一路看下来，连接起来研究，就会发现，孟子这时对齐宣王说的话，意思就是你有这个责任、有这个能力，就应该为天下老百姓解决问题。所以说，一个负责任的国家领导人，不能放弃任何一个贫而无告的子民，不能抛弃任何一个愚蠢而孤独的人。

因此，就这一点来说，我们每个自认聪明的人就要反思自省了。有能力的人帮助没有能力的人是应该的，这就是儒家的思想。有才能、有学问、有聪明、有权力，不是用来对别人骄慢的，是应该用来为别人服务的；帮助那些「不行」的人解决问题，是人生的责任，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如果不负起这个责任，而抛弃那些不行的人，那么好人与坏人之间、行与不行的人之间，就没有差别了。你有能力，而对没有能力的人说：谁叫你不行呢！死了也活该！这样就是抛弃了他，你虽有能力，也是不行，也是一个坏蛋。他虽不是被你杀死，而你见死不救，也等于间接杀人；所以你与他之间就没有多大的差别了。

宗教家的精神

孟子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这是讲人格的修养，一个人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有些事是不屑为的。

现代流行的观念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有宗教家的修养，也就是有出世修养的意思。对于世界上的功名富贵、权力地位，一切都要看得很平淡，都不重要了，这就是出世宗教家的修养。这并不是说天天上教堂祷告，或者天天烧香拜菩萨；因为那样还是有所求，如同信上帝、信佛的婆婆妈妈而已。所谓宗教家，是对于世界一切都无所求；以佛家而言，是对万事都空掉了，万事对于自己没有意义了，这就是「有不为也」，一切都不在乎，并不执着。

个人的修养到了这个程度，然后才可以「有为」，可以入世做事了。做事的时候，也是大公无私，自己没有私欲，一切都是为人；所作所为，「达而兼济天下，穷而独善其身」，都不是为己，只是为人，这就是「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的道理。

一般解释这两句话，认为是一种人格的修养，有些事该做的才做，不该做的则绝对不去做。例如，个人工作辛苦换来的酬劳、薪金，是自己分内应该得的钱，分毫必取；而那些贪污赃款，不是应该得到的，虽亿万黄金、美钞也不收受，就叫做「有为」、「有不为」。这是属于狭义的解释，扩大的含义，就是一个人先具备宗教家的出世精神，世上一切自己都不在乎；然后入世所做的，是为别人、为天下而做事。

留宽前面路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

孟子曰：「仲尼不为已甚者。」

孟子指出来中国文化力戒的事。他说「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一个人随便批评别人不对的地方，有没有想到后果？这是告诫我们注意个人的基本修养。我们人常常喜欢批评他人的不善，就是背后说人，那是很平常的事；似乎生了一张嘴，背后不说人的短处，就要生锈似的。所以古谚说：「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两人相遇，必定说到第三人，如不说到第三人，好像是无话可说，这是人类的普遍心理。但是，最坏的是，只说别人不好的一面，绝对不说别人好的一面。所以中国文化的课外读物，例如《太上感应篇》等，都主张应该「隐恶扬善」，那是自幼至老毕生奉行的修养。当然，如果过分了也容易发生弊端，要做得恰当。

孟子在这里提出来，说人家的不善要考虑到这种话的后果。他只说了一个大原则，此之谓圣人之言，这个原则就如《圣经》一样，可以从各方面去看、各方面去解释，都有理，都可发挥。例如在背后随便说别人一句话，有时候会影响那个人一生前途；而说话的人造了莫大的恶业仍不自知。当然未来的报应也是不可思议的，这是后患。

唐代的武则天，不幸当了皇帝，她用的宰相非常好，连她自己也怕那些宰相。武则天在私生活方面，有许多人攻讦她，且不去管是非真相如何，可是在公的方面，大的方面，以及政治上，她却有很多好的作为。

她的宰相狄仁杰，就是一个很好的人；另外还有一个大臣娄师德，被人称为是「唾面自干」的人，由于他这种修养精神，和西方宗教耶稣说的「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是一样的。在狄仁杰当宰相的时候，有一天武则天召见他，商谈完政事以后，问道：「现在朝廷中，哪一个算得是最好的人才？」

狄仁杰说：「我一时还想不出来谁堪称最好的人才。」武则天说：「娄师德是人才，他最有眼光，能够识人。」

狄仁杰与娄师德曾经同在一个衙门共事，就看不惯娄师德那种唾面自干的作风，所以他对武则天说：「娄师德怎么够得上识人？」狄仁杰表示反对之后，武则天说：「他怎么还不能识人？你当宰相，就是他推荐的啊！」这一下，狄仁杰的脸色都青了，受了人家的大度包容，自己还不知道。娄师德不但从来没有对他表示过，而且他当了宰相以后，娄师德成了他的部下，看到他还要行礼。现在自己反而说娄师德不识人；真正不识人的，却正是他狄仁杰自己。所以在武则天面前，怎么能脸色不发青啊！此外，宋代的王旦与寇准之间，也有类似的故事，于此不赘。

所以说：「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历史上类似狄仁杰的故事相当多，读到武则天与狄仁杰的这段对话，突然想到《孟子》中的这句话，不禁为狄仁杰流一身冷汗，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

因此，我主张今日的青年，欲读古书、谈修养，必须经史合参，四书五经之外还要读史书。如果只读经不读史，就会迂阔得不能再迂；倘使只读史而不读经，那就根本读不懂历史。历史上这些事迹，给我们太多的经验和教训了。

孟子接着再表达孔子的修养，孔子总是留一点路给人家走的，凡事不会做绝。

大家都知道，宋朝的吴大有，程颐、程颢兄弟，以及周濂溪等理学家，还有研究《易经》有成就的邵康节。其实邵康节和苏东坡兄弟是好朋友，和程氏兄弟也是好朋友，而且是表兄弟。可是程氏兄弟以及那些讲理学的迂夫子们与苏东坡之间，相互都感到头痛，不甚融洽。当邵康节临终快断气的时候，程氏兄弟去探病；此时苏东坡也突然来了，而程氏兄弟却吩咐家人不让他进去。当时程氏兄弟问邵康节有什么遗言，邵康节见程氏兄弟学问修养如此好，而度量还是狭隘，由于邵康节已不能说话了，只举起双手来，而掌心遥遥隔空相对地比了比。可是程氏兄弟还不懂他比手势的意思，问邵康节可不可以说明白一点。邵康节到底是有修养的人，提起元气来，对他们兄弟说：「前面的路，留宽一点给别人走」，这就是人生的道理。

孟子也是以同样的道理，说了「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后，接着说：「仲尼不为已甚者」，孔子对人的做法，总是留给别人一个转圜的余地，绝不把人家逼到墙角转不了身。孔子教人不做绝、不过分，凡事都有所谓「有余不尽」之意。

以“义”为准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这一节，大家先记住，后面孟子有相反的话。这里他说，一个人说过的话，不一定要遵守，不一定要守信；在行为上，不一定要有始有终，而要唯义所在。但是，并不是像战国时那个尾生一样，为守信而死。尾生为了等爱人，约好在桥下见面，大水淹来了，为了不失信，也不离开，宁愿抱着桥柱被淹死；尾生的「守信」不是唯义所在，只是恋爱圈子里的圣人罢了。在做大事的时候，有的地方并不一定要言必信、行必果。例如曾经答应一个朋友帮他做事，后来发现他是坏人；这时如果说「言必信」，那就不是学圣人，而是学「活该受刑」。所以遇到这类情形，就是唯义所在，言不必信了，不必去守那个信诺了。

所以「言必信，行必果」，要在道义上衡量，应该不应该？合理不合理？做大事的人，言信、行果，不是没有标准，而应该是「惟义所在」。佛家也是如此，名为「方便善巧」，「方便妄语」。为了救一个人，撒谎也没有关系，不犯妄语的戒，因为这妄语的目的是为了救人。例如看见某甲将要去杀乙，而你对某甲说，我昨日刚遇见某乙，说你如何如何好。这分明是撒谎，但是为了消除甲对乙的愤恨而不去杀乙，这是救了一个人，乃是功德，这就是善巧方便。孟子的这段话，就是这个道理。

研究到这里，我们不妨就《离娄》篇作一全盘的讨论。

《离娄》下篇，孟子首先提出舜与周文王都是生在偏远地区，但得志而行于中国；他们行仁政、平天下，仁义道德都是一贯的。也就是说，千古以来，欲想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一贯地以行仁政为中心，并不因时间、空间的不同而有所改变。

其次，他又讨论到郑国的子产，这位辅弼之臣身为高级干部，究竟如何才是他应该有的做法与作风？

再进一步，又说明君臣之间、老板与伙计之间，大家相处关系的重要性。一直讨论下来，以「仲尼不为已甚者」作为结论，也就是说，做人不宜过分，不可逼人走上绝路。接下来便是「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这是首尾互相关照到全篇的文章。如果把宋代人那些分段的圈圈去掉，一直读下来，脉络相连，文气一贯，运用得非常巧妙。如果与后世的禅宗相比拟，这篇文章处处是机锋，处处点出了重点。

说到这里，要作一个小小的讨论。首先说明：孟子在这里指出，人类社会中人与人的相处是非常难的。尤其是在政治上，君臣之间的相处，在权力方面，几乎没有全始全终的；开始如何好，最后也同样好，是很难找到实例的。这就使人了解到，人的修养极为不易，举例来说，明朝的马皇后曾说过：「夫妇相保易，君臣相保难」。

君臣相处难

在这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之间，与以往的人类社会比较，女权似乎是最高涨、最吃香的时代。可是，在我国历史上，早就有一位最了不起的女性，也就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太太马皇后。朱元璋当和尚时，很穷，连饭都没得吃，想不到后来当了皇帝。

马皇后和朱元璋一样，是养女出身，嫁给了朱元璋，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当皇后，并且还是历史上有名、最了不起、达到了女性道德最高标准的仁慈皇后。

当朱元璋封她为皇后的时候，照理她应该很高兴，可是她并没有高兴的表示。当朱元璋问她时，她说并不高兴，因为「夫妇相保易，君臣相保难」。蒙封为皇后，就有了君臣关系，所以有了忧虑。如果作为平民，夫妇相守白头到老，并不太困难；而今成了君臣，自古以来的君臣之间，能相保而全始全终的非常少见。

孟子在这里，把君臣之间的相处，可借用马皇后这两句话，全部点穿了。

唐人元稹的诗中曾叹道：「贫贱夫妻百事哀」，其实，就是夫妇之间，相保也有困难。我们民间有两句俗语说：「妻共贫贱难，夫共富贵难」，一个女人如果嫁一个穷丈夫，是很难和这位穷丈夫共患难的。相反的，一个男人到了中年以上，发财以后，一有功名富贵成就，就会打主意娶小老婆或者金屋藏娇了。现代还有所谓「午妻」出现，都是「夫共富贵难」的现象，这也是人之常情。再由人情而关联到政治权力上，就成了利害祸患问题。感情、道义，一走到权力利害的关键点，往往感情与道义都崩溃了，历史上这种事例非常之多。

所以《孟子》这一篇，一路说下来，它的要点就在这种地方。假如我们依宋儒的方法把它圈断来看，就失去一贯的重心，没有多大的道理，而只是一些零零碎碎的格言而已，没有什么了不起。其实，孟子文章的编排是含有深意的，所以我们读书要能深入加以了解才行。

清人舒铁云有

《读论语诗六十首》，

其中的两首抄录如下：

其一：

管子天下方 春秋无与比 惜遇齐桓公 不过中主耳

赫赫开霸图 厥功伟且驶 若欲王齐国 将夺周天子

赖其载虚文 迁移八百祀 所以拜胙生 终胜请隧死

此岂桓能为 必是仲所使 大醇而小疵 器小不知礼

孟子论过高 五尺称羞耻 岂知微管叹 孔门有深旨

魏征田舍翁 亦类管仲似 乃百齐桓公 敌一唐太宗

其二：

书社封孔子 有人诅之竟 不应君子交 做此小人行

乃悟齐景公 委靡由天性 偶动浮慕耳 未必心尊圣

试观避席前 不过待季孟 若竟举国从 何以处崔庆

君臣父子间 难与共为政 凶终有远虑 慎始无后病

婴也再踌躇 谪谏本擅胜 阴实全所交 阳乃夺其柄

果然齐景公 倾耳能相听 有粟不得食 接淅看破甑

想当临别时 定有数语赠 平生知己言 太息久而敬

口称平仲谥 盖棺以论定

我们说到孔孟之道，再来看孔子自己所遭遇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孔子做过鲁国的宰相——我这里所说的宰相，自然不是后世官职中的宰相。在当时，孔子担任鲁国的司寇，勉强与现代我国官职比，相似现在的司法部长，而权力则较大。那时像部长级的官都称相；而相的意思是辅助，是帮忙君王的人。在家庭中，女德的所谓「相夫教子」，也是这个相。今天台湾有一个名称，太太叫做「牵手」，也就是相的意思。在春秋时代，相就是辅弼之臣，国君的助手。

但是，孔子在鲁国只做了三个月的相就离开了，这也说明君臣相处之难了。后来，齐景公也曾经想请孔子为相，可是孔子的一个好朋友齐国有名的贤相矮子晏婴是反对孔子到齐国为相的，因此齐景公后来果然没有用孔子。

以晏婴的学问道德，以及和孔子的深厚交情，为什么会反对孔子当齐国的相？这成为一则历史疑案。其实我们仔细看《史记》，晏子反对孔子当齐国的宰相，是出于非常好的心意。他是孔子的好朋友，也非常了解孔子；由于太了解齐景公的为人，深恐孔子到了齐国以后与齐景公相处会有问题，最后双方闹得没有好下场，不如不来。可是这种情形，在他当时的立场，又不便明说，所以只有冒了反对孔子的骂名，使孔子当不成齐国的宰相。

此外，如管鲍之交，管仲与鲍叔牙两人的深笃友谊，是大家都晓得的，实际上孔子与晏婴之间的交情也是一样的了不起，甚至于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在《论语》中，还可以看到孔子赞美晏婴：「晏平仲（晏婴的号）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说晏婴与人交朋友，彼此的道义都很坚固，而且越久越令人尊敬。

孔子下这个评语的道理，在前面所引舒铁云的诗中已经完全说出来了。为了节省篇幅，这里就不再为这两首诗作文字上的解释了。但可以在这里顺便说明一下的是，中国有许多好的思想、好的观念，并不一定记载在学术方面的著作上，而每每在诗、词、歌、赋等文学作品中出现。像舒铁云的两首诗，对于孔子与晏婴的事，以及管仲相齐桓公的事，就有很好的见地，说得很清楚了。

再举一个例子，说明君臣相处难全终始。范蠡说：「越王之为人，长颈鸟喙，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范蠡帮助越王复国、将吴国打败了以后，自己走了，而且还劝同事文种也该走。这也是道家老子的思想，「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一个人事业成功，历史上留了名，应该自己走了，不要再占住那个位置。以一般人最通俗的话来说：「大便好了不要占茅坑」，是一样的道理，免得别人讨厌。

范蠡劝文种的时候，就是说上面几句话：越王这个人，颈子特别长，嘴巴有如老鸦嘴特别光；只可以和他共患难，在他困难当中帮助他，他会对你很好，是共度难关的好领袖；但是在国家安定时，欲和他共享太平，这就很难了。可是文种不听，范蠡就自己走了。

后来，汉高祖平定天下以后，蒯彻也用几句话劝韩信：「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这几句话也成了后世的名言，他也是告诉韩信，天下太平了，再也用不着我们了。如果帮忙别人完成了事业，像泥水木匠替业主盖好了房子，却仍然不走，翘起二郎腿，坐在太平梯上抽香烟，优哉游哉，这成什么话？再不走，就被业主来撵了，走吧！

自春秋战国以下，后世的历史所记载的君臣利害之间的相处，几乎没有离开过这个原则的。所以，孔孟之学、圣人之言，始终成为帝王、英雄所惧怕的言语学问；因为，圣人们将人类的弱点说得既明白又透彻。事实看到的是，越王勾践确实如此，后来文种果然没有好的下场；到汉朝，汉高祖也是杀掉了功臣韩信，这些史迹都是一样的。甚至于唐太宗，那么英明的皇帝，到后来年老，要把帝位传给儿子高宗时，对于老臣大将李绩还不放心，怕老臣不会服从继位的少主。于是做一个试探考验李绩，下一个命令，把这位大元帅调到一个边远地方做一个城防官，等于警察局长。李绩在半路接到这个命令，连家都不回去，立刻高高兴兴直奔新的任所。唐太宗接到情报，这才告诉高宗放心，李绩还是会拥护他的。幸亏李绩深知个中奥妙，否则也是要落到「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的下场了。

不管是「家天下」的帝王政体，还是现在人所称的民主政体，其实原理都是一样的。为君王的这样做，有时也是不得已的。汉高祖的杀功臣，也是不得已的，所以他杀韩信的时候，自己下不了手，只好借故避开，自己不在首都，由吕后去动手。所以宋初钱昆有诗题淮阴庙说：登坛拜将恩虽重 蹑足封时虑已深隆准由来同鸟喙 将军应起五湖心

我们读一首诗、一篇文章、一本着作，不止要了解文章的文义，还要了解所述事情的时代背景、地域情况，以及作者的身世、写作的立场，才能真正了解作者的深义。

这首诗的作者钱昆，是五代十国之一的吴越王钱镠的曾孙。在宋朝赵匡胤起来时，钱镠的孙子钱俶首向宋朝投降，所以还保留了一时的荣华；到了曾孙这一代，再也没有昔日的风光了。所以当他到了淮阴侯韩信的庙中，未免有所感慨，因而有了这样一首诗。他说韩信当年，从一个老百姓提升为大元帅，在登坛拜相的时候，恩惠是多么的厚！可是在拥有重兵要封三齐王的时候，刘邦的忧虑就已经深了。

关于这一件事，后世往往只看到一面，以为韩信此时是挟重兵向刘邦要挟。所以，读历史殊不容易，要读得细、读得深，才能了解到真相。事实上，因为韩信所指挥的部队已有相当力量，项羽曾经派人去游说韩信，建议项羽、刘邦、韩信三人各自称帝，瓜分中国。可是韩信回答说，汉王对我有恩，我不能这样做。可见韩信并无背叛刘邦之心，否则他答应下来，刘邦及项羽对他也没有办法。他之所以请刘邦封他为三齐王，而且只要一个假王，是由于谋略上的原因，便于指挥友军对付项羽的。可是，刘邦一听到韩信派人来请封王，大为震怒，开口就要骂。这时候张良在桌底下轻踢他一脚，刘邦到底聪明，立即把话转过来：「要当就当真王，何必当什么假王」，于是就封韩信为三齐王。所以这首诗里说「蹑足封时虑已深」，在他请封为王的时候，已经种下了祸根，埋伏了杀机。如果知道刘邦的丰满鼻梁并非平常人的相貌，也和越王勾践的尖嘴一样，只可以共患难，不能共富贵，那就早该和范蠡一样，赶快辞职，退下来归隐去了。

我们转过头来，应多看《春秋》，多看《战国策》，尤其处身在这个世界纷扰的时代，国家前途多难，大家应该坐下来多读这两部书。至少对于楚汉之间的历史，多读多用心去想，将启发很多的道理。

思过黑鹰

大少爷功业难成

再看项羽这位大少爷起来图谋霸业，处处表现出他的公子少爷脾气；正如小姐们有小姐脾气一样。这类公子少爷脾气，永远不能成事；纵然偶尔开花，但也无法结果。

所谓公子少爷脾气，并不一定易怒，而是冲动，没有中心思想，性格不稳定，可是有时又很仁慈。项羽在鸿门宴上不杀刘邦，表示自己是大丈夫，这样做是他的仁慈，这也是公子少爷脾气。

项羽这种脾气，当他从事于大功业用人时，就会产生问题。他的军师是范增，年纪六七十岁，也是项羽的老师，项羽尊称他为亚父。后来范增被项羽的少爷脾气气得离他而去，背上长一个痈，等于现代医学说癌症，结果在路上死了。

曾经在台北市延平北路看到一座庙，门口的匾额是「福佑宫」，里面供了一尊神，鬓发皆白，这个老头子就是范增。范增为什么成了福佑宫的神？据中国研究宗教思想的说法之一，是说一个人是会突然变成神的。这是中国民间文化、民间的哲学思想，其中有很多奇妙的故事，表现了民间的一种观念、一种感情或一种期望。

在湖北还有一个地方，有一座项羽的庙，船只经过庙前时，一定要烧纸钱祝拜，否则船会被浪打翻。后来有一个读书人经过那里，作了一首诗，诗中说，天下都被你丢掉了，你现在却在这里与可怜的船家们计较几张纸钱。这一说把项羽说得再也不兴风作浪了。

范增居然也做了神，在庙里受香火了，在读书人看来觉得很有趣，所以就作起诗来，评论一番。宋代王淮的诗说：

关中失鹿人争逐 一去鸿门不可寻

千古英雄死遗恨 封侯庙食更何心

楚汉相争正在紧要关头，你和项羽君臣两个人没有好好配合，失去了杀刘邦的机会，以致落得全部失败。这种事情过去就算了，到今日你还有什么心情在这里为神为鬼，受人间的香火供养？这首诗就把范增这样说了一顿。

宋元之间，像赵孟頫之流，还有一个人叫钱选（钱舜举），他也有一首说项羽范增的诗：

暴羽天资本不仁 岂堪亚父作谋臣

鸿门若遂尊前计 又一商君又一秦

这首诗说：项羽本来就是一个喜怒无常的家伙，怎么可以再加上你这老奸巨滑的老头子做他的军师？假使你鸿门宴上刺杀刘邦的计谋实行了，刘邦被刺死了，历史就不是如今这样的写法。只不过，如果项羽成为帝王，那是消灭了一个秦国，又产生了一个新的秦始皇，你范增也不过是商鞅之流。

另有元代诗人陈孚的诗则说：

七十衰翁两鬓霜 西来一火笑咸阳

生平奇计无他事 只劝鸿门杀汉王

范增这个头发都白了的糟老头儿，人家都说你学问好，可是翻遍了历史，都看不见你曾经有过什么好的计谋。充其量在鸿门宴上，你老头儿在旁边拿着一把锁钥做切菜状，暗地里告诉项羽去杀掉刘邦，偏偏项羽又装作看不见，不理睬你。更可笑的，你老头儿的馊主意，赶到西边把刘邦已经拿下来的咸阳放上一把火，使得许多文化典籍都被烧光了。

所以同是宋代的欧阳修，写唐代送公主和番的诗也说：「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曾为国谋」，一个女孩子容貌美丽，就被送去和番，美丽反而是一种身累，红颜薄命，为自己找来麻烦。但就此也可看到，那些做大臣的肉食者流，并没有几个人真正为天下国家的兴旺而计划的。这是他对唐末五代人物的看法。

现在，看过了古人这些前言后语的资料，我们再研究，孟子在对齐宣王说到君臣之间、手足与心腹、犬马与国人、土芥与寇仇的关系以后，为什么接上去就是孟子「无罪而杀士」及「无罪而戮民」的一段话呢？

这先要了解，汉代以下直到清末，中国帝王历史，几乎都是在仁慈宽厚的一代之后，下一代必然就是利用法治严饬肃整的一代。形势上也非如此不可，是一种必然的、过渡的法则。政治就是如此，要松一段、紧一段，否则，空谈政治理论，都是徒然，社会一定会紊乱，乃至于灭亡。

历史上在严谨的一段时期，起用了法治人才，而这类人才被人给了一个专称，名为「酷吏」。他们言行残酷，用法定罪则周文深纳。政策的趋向，多半角成苛严的程度，这也是中国政治哲学史上的一个大秘密。

所以孟子说「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正是看到战国时代，各国诸侯在自然的政治趋势之下渐渐走上了「酷吏」的路子。因此，许多通儒达士看通了这个道理，多半挂冠而去，飘然远引的事例也很多。

例如，元朝有一位廉访使密兰沙，他是一个蒙古人。元代的廉访使，不只是现代的监察委员而已，其权力相当于清代的钦差大臣，手执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包括了对官吏以及民间的侦查、审理、判罪，乃至于执行生死大权。这位廉访使有一次到了福建，穿便衣深入民间调查，走进一个庙里，看见里面正在扶乩。

当时降到乩坛的神为紫姑神，所谓紫姑神，就是管厕所的一位女神。过去中国信仰多神的，灶有灶神，床有床神，有米桶神，有酒窖神。以前结婚时，新郎新娘就寝前还要先拜床神。这位紫姑神很受妇女们的崇敬，舅妈、姑妈、姨妈、表姊妹们在打牌押花金赌博时，拜拜紫姑神，就往往会赢钱，好像颇为灵验。现在赌博的人，每逢输了，就往厕所转一下，再坐下来赌，便认为会转输为赢，这都是由以前拜紫姑神演变下来的。

这位廉访使看到扶乩，听人说灵验，于是也上去请这位紫姑神对他的前程作一个指示。在乩笔下，竟写出以下一首诗：

刀笔相从四十年 非非是是万千千

一家富贵千家怨 半世功名百世愆

牙笏紫袍今已矣 芒鞋竹杖任悠然

有人问我蓬莱事 云在青山月在天

这个紫姑神似乎已经知道这位廉访使的心事了，他不想做官，因为他权力太大，接触的事情也太多，觉得人生的一切太可怕了。可是他这番心事并没有讲出来，不料紫姑神很妙，就作这样一首诗，指明他的心事，也成为中国通俗文学史中一首名诗了。在元代很多读书人的家庭中，都把这首诗作为教导子弟做官的格言了。

在讲君臣关系后，孟子又说到「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以及「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这些道理，也是说明君臣之间政治运用的重要。其中的道理，苏东坡有一篇《战国任侠论》，将几千年历史上的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也是人才分类的问题。在他看来，社会上有智、勇、辩、力四种人，这些人都靠别人养，自己不大肯努力。也就是说，有头脑的人很懒，多半希望别人来养他，如果到机构里上班，最好一天只工作一两小时，待遇优厚；以现在来说，十万元的月薪，还有车子用。但他有多大本事呢？其实一无所长，只是会乱想。所以人，天然靠人养，不愿养人。有力的人也如此，不一定愿意去码头当劳工。这四类的人，一定要由社会国家去养，用得恰当，是国家社会的人才；如果用得不恰当，捣乱的也是他们。

所以苏东坡这篇文章，把千古以来的社会问题重点都说出来了。他这篇文章，如以现代的写作方法来处理，又可以成为一部巨著了。不过，千古文章一大偷，他也是根据《孟子》这里「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的观念而来的。因为他读懂了《孟子》这一段，所以才能加以发挥，这也可以说，苏东坡的这篇文章是学孟子学通了。事实上，苏东坡对《孟子》一书最熟，他的文章是学《孟子》、《庄子》的。

赤子之心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这是孟子提出来的另一个重点。

大人不一定是皇帝，也不一定是大臣；大人可以当皇帝，可以做大臣，也可以做一个最平凡的老百姓，大人是超然的。唯大人可以入圣境，当皇帝则是入圣境为圣王，做宰相则为良相，做老百姓则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圣人。所谓「赤子」，在前面已经解说过，就是婴儿，「赤子之心」，一般人说是童心，但不是幼稚，是形容人的天真、天良之心。

曾子着《大学》，就是所谓的大人之学，最后才「止于至善」，首在「明德」、「亲民」，然后「止于至善」。而普通一个人，能够永远保持他的天真童心，没有机心，就是至善，就是「赤子之心」。明人洪自诚的《菜根谭》中说：「涉世浅，点染亦浅；历世深，机械亦深。故君子与其练达，不若朴鲁；与其曲谨，不若疏狂。」他这几句话很有道理，一个人对人情世故知道得少，自己心理上的污染也比较浅。所以年轻人做事，看来是个冒失鬼，但他心理染污少，不知道别人可能心存不正。年纪大了，经历的事情也太多了，看人就不同，办法也多了。因此他主张「故君子与其练达，不若朴鲁」，似乎一个人深通人情世故，面面圆融，处处通达；倒不如老实一点，笨一点，保持那分天真比较好。人纯厚，则能保持天真。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最不愿看的一副对联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虽然贾宝玉走的路子不同，也不一定对，但在这一点上，他还是保持了赤子之心。

如果以现代的观念来看，「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似乎讲这个人永远长不大，什么事都不懂，等于半个**，像这样的人还有什么用？事实上，所谓「赤子之心」并不是指长得大或长不大，而是指永远保持干净、纯洁、诚恳、少爱憎、少恩怨、仁慈、爱物的心理。

真正修养的境界，如学佛学道，明心见性，初步都是为了恢复赤子之心。古代有一位女神仙曹文逸，她的两句话说得很好：「无心心即是真心，动静两忘为离欲」，这就是赤子之心的境界。孟子说，只有这样的人，才够得上中国文化所标榜的「大人」，可以做圣君、贤相。

养生送死

孟子曰：「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

孟子说，人活着，并不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只有「送死」这件事，如长辈、祖父母、父母逝世的时候，才是一件大事。

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过去家里有人去世时，在门口贴上「当大事」三个黑字的大白纸，就是根据《孟子》这句话来的。

他为什么说生不足以当大事，死了才是一件大事呢？如果以佛家禅宗的观点来看，这的确是一件大事。禅宗有一个话头：「生从何处来，死向何处去」；庄子也说：「生死事大」，这是说我在未生以前，是在什么地方？死了以后，又到哪里去？死了究竟另外有没有一个生命？人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

那么孟子这里所说「惟送死可以当大事」，是不是和佛家禅宗及庄子的观念相同呢？我想这是不相同的，而是与孝道有关。一个人，如果他的长辈或父母过世了，不当做大事去办，这个人已丧失了赤子之心。

这是什么道理呢？大家知道，只有小孩子看见一个人或者动物死了，容易掉眼泪。问他为什么哭，也说不出理由，这就是他仁慈、悲悯心理的表现，也是人性的当然现象。而一般年纪大的人，看见别人死亡，哭也哭不出，有时候虽哭，也就一半哭死者、一半哭自己，因为有许多复杂的心理。

我这样解释养生送死，或者有故意将孟子这一句话提高其含义的嫌疑。也许真是那么回事吧！近两年来，做过几件有趣的事，讲一部《论语》，替孔子当了一次辩护律师；为《关帝大传》写了一篇序，又替关羽当了一次辩护律师；现在讨论《孟子》，又在替他辩护了。

但是，有一点需要强调的，就是养生不是大事。一个人的出生，世界上又多了一个人，固然是一件可喜的事，但这个人将来如何都是未知数，所以「不足以当大事」。但是一个人死后，所谓盖棺论定时，才可以当大事。因此，我们想到《论语》中的记载，曾子在临终手足已不能动的时候，告诉他的学生：「启予手，启予足。《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曾子这些话是说，替我把手足放好，我这一生凡事都小心翼翼的，但从今以后，我不再亏欠这个世界了，很对得起这个世界了。年轻人，你们一生为人处世要注意呀！

所以送死可以当大事，道理是盖棺论定了。

由博而约的教育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

孟子说，人的修养，是要恢复到「赤子之心」的境界，要怎样才能达到呢？不能以填鸭式的教育硬塞，要以启发式的教育使其自得，这和后世禅宗的教育相同。我们知道，禅宗祖师的教育方法、所走的路线都是这样，也就是「深造之以道」，才能达到「道」的境界。

什么是道的境界？在这里暂以孟子的观念来解释，就是恢复到「赤子之心」的境界，也就是由后天修养回复到先天的境界。

要怎样才做得到呢？要他「自得」，也就是自悟。假使不是「自得」而是被教的，就不能活用。例如现在有许多人学修道，学打坐，一开口就说：老师教我这样打坐的，好像是为老师而修道、打坐的。老师教了重点，教了方法，自己就要能够活用；自己不去体会，不去活用，这就是不能够自得，而是拿到鸡毛当令箭了。

禅宗有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悬崖撒手自肯承当，绝后方苏欺君不得」，意思就是学问修养要自得，自己启发自己的灵智，就是道的境界；不是从老师那里填塞进来的，也不是接受的。否则就变成了宗教的教条式信仰，那并不是道。

只有自得的，则能「居之安」；而「居之安」并不是指房子住得好，是指平常都在自己所得的本位中。「居之安则资之深」，这个「资之深」，不是现代语老资格的意思，「资」是资用，也就是说，平常处世可以应用你的道。因此出世、入世都在道中行，则「取之左右逢其原」，出家也好，隐居也好，不出家也好，为官也好，都处在道中。所以学问之道要「自得」。

过去圣人的言教，都是要我们能够求其自得，这也是从「赤子之心」来的。学问的修养、道的修养，都是这个原则，要「自得」。而学问以外的培养，则要学识。严格说来，学问就是道，而其他各方面的知识、写文章等，那只是学识。

孟子说：「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学问之道，必须知识渊博，不走渊博的路线不行。要在渊博以后，再求专精；就是各种知识都懂了，然后再在专门的学识上做深入的研究。

现在医学院的教育方式很不错，最初一两年，对于医学上每一科每一部门都要学习；最后才专门深研一科，或内科，或外科，或牙科，或耳鼻喉科等，分科越来越细越专门。但社会上一般教育很糟，越专门则越不通。现代的「博士」，实际上并不博，只是专家的代号。现在所谓的专家，是独门深入到牛角尖中的学问，除了他所专的以外，对于别的知识就完全茫然。这种只求专门的求学方式，在目前这个时代，也许觉得是好的；但可以预见的是，五十年后将成为人类的大害，到时可能后悔，才要改变目前的教育方式。

过去中国教育，学生并不是专学作文；现代的青年误认为过去的读书人只是读国文而已，这真是笑话。我国古代的教育，当然是以国文为主，但是仅以一部《礼记》来说，几乎天文、地理无所不谈，熟读了这些书之后，样样都通达了，那是从博而后约的。现代的教育，目的在求专，开始那一点点的博只是作为陪衬。这种情形，将来会使人类文化出大问题，这又是一个专题，牵涉太大，只好暂且不谈。这里我们只了解孟子的主张，是由「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最后归纳而进入专。

这一段谈博与专，上一段谈自得，两段连起来看，自得的是「道」，恢复「赤子之心」，就是人类天然本性的修养，不被后天物欲环境所污染。对于知识，则先求渊博，再求专门，与道的修养并不违背。

根本智与差别智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言无实不详。不详之实，蔽贤者当之。」

这一段，还是根据「赤子之心」的中心思想而来，还在讲君与相的问题，就是帝王与宰相之学。孟子这个政治哲学的理论，我们要特别注意了。

历史上的圣君贤相，才够得上称为大人；在道家来讲，称这种人为「真人」。由道家这一名称看，我们这些没有得道的，都是假人；要得了道的，才是真人。庄子的观念，有道的是真人；儒家观念中的大人，就是道家观念中的真人。古代拍马屁也称皇帝为真人，其实皇帝不一定是真人，能够称得上真人的皇帝很少。

《孟子》中讲君相之学的政治哲学，以赤子之心为中心思想。但是，赤子之心如何得到？只有自悟、自肯、自得，才是真正得了道。但是得了道以后如何？答案最好借用佛学来解释。

佛学对于得道，名为「根本智」，明心见性所获得的「赤子之心」就是根本智。但得道以后，并不就是一通百通，也就是说，不是只要打坐一悟了道，什么都会知道——电机工程也懂了，或者制造**也懂了，一切就像制造咸鸭蛋一样制造出来。事实并非如此。

这些人世间的各门各类知识，名为「差别智」。不过得到了根本智，学起差别智来会更快学会，可以说能到达一闻千悟。对同一件事，普通人要听一百句话才能懂的，而有了根本智的人，只要听一句话就全部懂了。如果说连一句话也不听就懂，是不可能的。但在宗教界，往往产生这种错误的观念，尤其学佛学道的年轻人常会有这种幻想，以为打坐悟了道，宇宙间的任何事都会知道。其实一切仍然是要学的，孟子后来讲的「博学而详说之」，就是指差别智而言。

这里又回来说到政治哲学上圣君贤相的大原则。大家平日讲孔孟之学，讲中国政治哲学思想史，但在这方面的许多著作都忘记了《孟子》这里所说的圣君贤相的大原则。

「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纵然是再仁慈、再行仁政，以一个「善」去服人，已经是第二流，差一级了。因为你是以仁慈作为手段，这善就不是真善。要「以善养人」，就是自己心中没有存一个为「善」的观念，而是自然而然地去养人。或者，我们将这个抽象的「善」字，改用一个具体的名词，就容易了解了。例如说「以米饱人者，未能饱之」，用米去给人吃，人不但吃不饱，反而会生病；「以饭饱人者，然后而能饱人也」，用饭去给人吃，人家自然吃饱了。

善行而没有善的形迹，也就是《庄子》「不落形迹」的观念。不落形迹地行仁政，「然后能服天下」，所以天下心悦而诚服，然后王天下。王道的政治就在这里，后世都以仁慈、仁义做手段，那就更糟了，就不是中国文化中王道政治哲学的道理。

所以孟子接着说：「言无实不详。不详之实，蔽贤者当之」，这也是后世王阳明所主张「知行合一」的道理，任何理论，假如没有真实的内容，说出来的话是不吉利的。这种不吉利的空谈、吹牛、乱说的话，「蔽贤者」，只有冒充的贤者才会去说。

思过黑鹰

水的哲学

徐子曰：「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

徐子，也可以说是孟子的一个学生，有一次问孟子说：孔子经常赞叹水，水呀水呀！水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孔子这么喜欢说水？

其实不但孔子喜欢水，老子也喜欢水。如果彻底研究起水与哲人圣人来，也是一个专题。佛也喜欢水，经常以大海来比喻水。中国的诸子百家也有很多人都喜欢水。把古今中外的人对水的观念集合起来，大可以写一本《水的哲学》。

于是孟子替孔子作了解释：水从源头不绝地滚滚而来，白天也流，夜晚也流，永远不断地流，千秋流到万世，永远都在流。它流呀流，流到了一处洼地，成潭、成泽、成湖，流满了以后，才又会向下冲过去。正如人之求学，慢慢地学，在学的时候不要出风头，等到力量充实了，一冲就过去了，这就是水的哲学。冲出去了，放之于四海，成为浩瀚的局面，源远而流长。所以人要效法水的源远流长，有所本，有根源，永远用不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就是孔子赞赏水的精神所在。

这是孟子替孔子作的解说。实际上，孟子说了这许多话，文章也写得好，话也讲得厉害。俗话说：「满罐水都不响，半罐水响叮当」，孟子接下去也是说半罐水响叮当的人和事。他说，孔子喜欢水，是教我们要有本，「有本者如是」，要源远而流长。人如无本，就如夏季七八月间干旱得厉害，但一会儿下一阵大雨，水便来得很多，连水沟里都满了；可是没有多久，水就干了。所以一个人，没有很好的学问，虚名超过了真本事，那就是半罐水响叮当了。就如一个人不是百万富翁，而一般人却说他是千万富翁，虚名超过了他实有的财富。当他亏本要向人借钱时，借不到就倒闭了。这就是「声闻过情」，虚名超过了常情或实情，也是上面说过的「不虞之誉」。

有时别人所恭维出来的「名」是假的，恭维你的人常会突然之间说出来连影子也没有的恭维话。但是到了自己倒霉的时候，恭维你的人也会连影子也没有的事都骂了出来。所以一般的人都是声闻过人。古谚说：「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在乡下就可看到这种情形。村子里有一条狗，看到一个小小的影子，就叫了起来；村子里其他的狗，连影子也没有看见，只听到一声狗叫，于是都跟着乱叫起来，结果全村的狗都在乱吠。

所以社会群众心理有时候也是盲目的，只有大智慧、大修养的人才看透了这些人生的道理，他们会像孟子说的「声闻过情，君子耻之」那样，不会虚而不实。

说到这里，想起几十年前，我在四川大学哲学研讨会上课讲佛学的时候。那时的大学生和现在的不同，他们很会问难。那一次是在成都的望江楼，和那些年轻学生们一起谈禅宗的问题。我告诉他们，如果真了解禅宗的道理，「别无一法」。其中有一位同学问「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道理。我说：「当然，任何一法，都可以说尽三藏十二部。」那位同学一指望江楼外的水说：「你说此法。」我说：「水也包括了小乘道、大乘道、三藏十二部、六度」。他说：「请详述之。」

几十年前的大学生，穿一件长袍，冬天颈上围一条围巾，手往口袋里一放，说起话来偶尔还会摇头晃脑一下；所用的语汇，往往离不开「之乎也者」。他们高兴的时候，会大叫「快哉快哉」，不像现在的大学生说「好棒啊」。

我说：你看那个流水，「到江送客棹，出岳润民田」，这就是布施波罗密；流水不受死尸，不接受脏的东西，死猫、死狗、死老鼠，丢到流水中，一定把它浮起来，就是持戒波罗密；放一块石头在流水中间，水不生气，只转一个弯，还是往前流去，这是忍辱波罗密；水永远不断地向前流，是精进波罗密；流水到一个地方，清澈见底，此为禅定波罗密；但每一个浪头，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却不同的，不断不常，就是般若（智慧）波罗密。所以当然具足六德。他们听了，热烈鼓掌。

我这是用佛法来解释孔子为什么欣赏水，其实用道家或其他各家都可以来解释。孟子替孔子解释水，是站在孔子的立场，说水是仁慈的、正义的这个观点。

如果站在道家的立场，老子的解释又不一样。老子教我们学水，他教我们学下流。怎么个学下流？就是学大海一样，一切水流下来进入大海，海也就容纳一切；能容纳一切，才能成其伟大。所以老子教我们学下流，不要学上流，上流源头最高处只有一滴水；学下流即是谦虚，人一谦虚，就越来越伟大。如果站在高处，就好比只是一滴水，很容易就干涸了。所以老子讲水又不同。

谁是万物之灵

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

这一段，孟子又回过头来说人性了。对于最后两句话「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要特别注意。所以读《孟子》不能马虎，因为孟子的文章写得好，有许多人，包括我的老师们，那些前清的进士、举人、翰林公，在欣赏美好的文学境界中都被骗过去，把书读错了。不过，我们对老师们还是很恭敬的，发现老师读错时，不像现在的同学不敢讲，也不敢问；而是用方法轻轻地点醒他一下，他就懂了。这里的两句话，过去的老先生们往往有读错的。

大家读这节书，会觉得奇怪。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人就是禽兽之一种，现在说得好听一点，人也是动物之一种，所以我们不必看不起禽兽。以哲学的眼光看，对中国文化中的一句话「人为万物之灵」，我第一个反对，不承认人为万物之灵。站在万物公平的立场上看，人类是万物之中最坏最坏的一种动物，什么东西都吃，什么东西都杀，什么东西都用。假使站在猪、牛的地位看人类，若说人为万物之灵，那就更是奇怪了。

我觉得牛才是万物之灵。世界上的人搞什么动物保护会，但除了印度人和中华民国重视牛之外，没有人去建一所牛庙对牛表示恭敬。而牛对于人类的贡献，是多么了不起啊！它活着的时候，吃的是青草，又替人耕田、拉车、推磨，做最苦的工，还供给人们营养丰富的牛奶，从不偷懒，毫无怨尤。一旦老了，力弱难为，人又把它杀了，牛毛可以织毡，牛角为装饰品，或做印章材料；皮的用途更广，皮帽、皮衣、皮鞋、皮带、皮包，简直处处都用得着牛皮。而牛肉、内脏、脂肪，乃至骨髓、脑子，都被人视做补品，大吃特吃。牛骨也可以做饰品用具，熬胶做黏剂，乃至于磨粉当肥料用，丝毫没有浪费，全部贡献出来。万古千秋，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动物像牛这样伟大的。所以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几希就是「太少了」，这还是客气话。

其实中国文化，儒道不分，在上古时期的文化，非常清楚，人与禽兽是不分的。那时人的名称为「倮虫」，就是一只虫，现在我们叫老虎为大虫，人也是一个大虫。而且人这个虫，还不如别的虫，是光光而来的，什么都没有，靠杀别的生物，以其皮为衣，吃别的生物的肉为食。所以人的本身的确是一个「倮虫」，为万千生物中之一而已。所谓「万物之灵」只是人类的自我标榜罢了。

孟子接着说：「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对于这两句话，千古以来，大家的解释都是说，一般人对于人性，越离越远了，「庶民」就是一般人。「君子」，只有受过好的教育、讲究修养的人，才能保存人性的仁慈。

对不起，这种解释，我表示反对，这种解释未免牵强附会。我们看《四库全书》，读《十三经》，看到古人那些解释令人头脑发胀。就只这两句话，几千年之中就有许多人的批注，越看越伤心，越看越心烦，觉得浪费了许多纸张。

其实本文就很明白，是与一般批注相反的观念。上面说人与禽兽差不多是一样的，倒是一般人向一般生物的路上发展去了，是随自然的天性发展。「君子存之」，存些什么呢？我认为孟子在骂人，他说假君子比一般人更不好；真君子，还保持天机的自然。这是什么道理呢？答案就在本经的下一句中，不必像古人那样作牵强附会的解释了。下面就说得很明白。

「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舜是圣人，他的思想、修养的来由，是随时随地留意万物，去了解宇宙万物的物理原则，然后回转来观察人道。换言之，他先了解了人性与鸟兽的心理，发现有许多地方都是一样的；待观察清楚了，再回头来观察建立人伦的社会文化。人伦是人为的，不是由天性而来的；人类的天性，几乎与禽兽一样。

尧舜时代建立了人文文化的人伦以后，一直到孟子的时代，才有孟子「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这句话，这也就是孟子的大心得。所以尽管讲究仁义，我们学会了「仁义」这个观念；教育思想接受了仁义，而去行仁义；但这种仁义是假的，因为本性上并无仁义，而只是一种形式主义的仁义。真正的仁义，是仁义心，是自然而有的，也就是赤子之心。这就是「由仁义行」。

我们再看禽兽，禽兽有时的确有仁慈之心。禽兽除了要吃饱以外，没有什么大的坏心肠；人可不然，除了求得吃饱以外，坏心眼很多。人与禽兽不同的是，饥饿时反而驯良，吃饱后，坏心眼特别多。所谓「饱暖思淫欲」，这是一定的；而「饥寒起盗心」，但有的人在饥寒时未必敢发盗心，只是自怨命苦而已。

师道是什么

孟子曰：「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汤执中，立贤无方。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前面所讲的是「君道」和「臣道」，现在讲到「师道」了。依照中国文化，人生的大路差不多就是这三种。第一种，是领导社会、领导国家的「君道」。第二种，是认清自己不是坐轿子的，只好抬别人的轿子，干脆走「臣道」的路；如何帮助别人把社会国家领导得好，也就是「臣道」。第三种，既不走君道，也不走臣道，而走「师道」的路，以传承文化的精神为任务；大而言之，即所谓「王者之师」；小而言之，可以当学校老师，都属于师道。

师道也包括了人生哲学中的友道之义。古代对于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常称做师友之间，是以朋友相处的。可是，现代的年轻人，对于师生的关系大多弄不清楚。例如有同学写信给我时，就写一个「南老师或南老：」，在礼貌上，对平辈以上的人，是不可以直称其姓的，应称师长的「字」。同时，姓南而教书的不只我一人，怎么知道这信是写给我的？后面跟着再点上两点，说不定会错认为是写给「南老二」的。所以这种来信不必回。又如有人在信末自称「愚生」，看来好像谦虚，殊不知长辈对晚辈谦称才用这个「愚」字，像母舅给外甥写信，才自称「愚舅」。

另有一型恰恰相反，例如有人写道：「南公怀瑾夫子大人老师尊鉴」，迭床架屋地来一大堆，我称他是墓志铭的写法。古时一个有过功名的人死了，像前清的墓碑上，每有「某科两榜进士出身翰林院编修庶吉士大司马……」什么什么的，官职官衔一路写下来，有的长达五六十字，然后才是某公某某老大人之墓。实在太过！有些人将「老师」等头衔，写在信封上，其实大可不必。因为信封上的字是告诉邮差的，你写信给你的老师，可是邮差不必也称你的老师为老师。反过来，父亲写信给儿子，信封上也只是写某某先生收，这是对邮差说的，可不能写某某儿子收，这样就成大笑话了。

这是讲到师生之间的关系，顺便一提现代社会上所常见的一些不合礼现象，希望有所改正。《孟子》这一段，阐述师道与友道之间，同时也讨论到君道、臣道，以及师道、友道之间的关系；是告诉大家，师生之间，情如父子，亦如手足。在五六十年前，老师写给学生的信，往往自称「愚兄」；许多人因为对于这种谦称不懂，反而误认有所开罪于老师，致使老师有意「冲」自己一下。

然而，此中另有深意。我们从宗教方面去看，大部分的宗教，对于杀、盗、淫、妄、酒，都列入戒条，在禁止之列。佛家原来并不戒酒，在释迦牟尼佛时代，因为发生了问题才戒酒。当时有一个弟子喝酒醉了，看见一只鸡就抓来煮吃了，醉后又非礼一个女子，结果杀、盗、淫的戒都犯了。因此释迦牟尼佛宣布戒酒，这是佛家戒酒的由来。

然而，此中另有深意。我们从宗教方面去看，大部分的宗教，对于杀、盗、淫、妄、酒，都列入戒条，在禁止之列。佛家原来并不戒酒，在释迦牟尼佛时代，因为发生了问题才戒酒。当时有一个弟子喝酒醉了，看见一只鸡就抓来煮吃了，醉后又非礼一个女子，结果杀、盗、淫的戒都犯了。因此释迦牟尼佛宣布戒酒，这是佛家戒酒的由来。

「禹恶旨酒」，因为酒容易使人迷醉，而夏禹不嗜酒，所以他头脑不昏愦。人如果不够明朗清醒，常常都会如在醉梦中。

不过有一点，我却喜欢郑板桥的路线。他说：「酒能乱性，故佛家戒之」；道家和密宗则主张喝酒，喝到微醺的时候，正是养生之道。所以他又说：「酒能养生，仙家喝之」，而他说他自己：「有酒则学仙，无酒则学佛」，这个态度也算很洒脱了。

「恶旨酒而好善言」，这是禹一生行为最重要处，不好饮酒，但喜听善言；至于汤，有两点：「执中」与「立贤无方」。

「汤执中」，执一个什么中？这很难作确切而具体的形容。以哲学观点而论，世界上没有「中」；以两端而论，在两端之间的一半处是中间，但这只是相对的中，不是绝对的中。如果把执一端的手移到中点，中又成了边。上下、纵横、内外的中，都是假设的中。内外之中的中心点，则是虚位，在中处加上一物，则中又成为边际了。这是哲学的、逻辑的关于中的观念，可以说永远不会有一个绝对的、真实的中。只有佛家的《中论》、儒家的《中庸》，全世界只有这两部讨论「中」的书，但内涵太精密，暂不多作讨论。

那个汤执的是什么中？是中庸之道吗？而《中庸》这本书里，对中并未作具体的解释，只解释到一个人心修养上的「中和」境界。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里只有这么几句话而已。

后世宋代的理学家解释《中庸》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但什么叫做不偏呢？在哲学观点上，世界上没有一个偏与不偏的分别；「不易之谓庸」，而世界上也找不出不变易的东西，所以宋儒的这些话都成问题。那么，这里对于「汤执中」这句话，我们只能解释说，汤是当皇帝的，在他左右的人对事情每每有不同的意见而他能够「执中」，也就是调和，致其中庸而用之。

这句话，看起来很容易，但凡是当过主管的人就会知道，听别人不同的意见而从中去调和，是一件很痛苦也很困难的事。即使是放弃自己的意见，改听部下的意见，「照你的办」这句话也是很难讲出来的。尤其放弃自己的意见，又要调和各方意见，这正是民主政治最高的精神，也是一个明君最重要的原则。中国从前的帝王制度，不一定就是专制；一个高明的帝王，他就常常是以「执中」这种精神来领导的，这也就是真正的民主。不过，这也是很难做到的，所以后世的历史恭维唐太宗，说他在历史上比较算得上是个明君了。

当然，唐太宗也刚好有一个好宰相魏征。有一次，魏征几次上同一个奏议给唐太宗，主张某一件事要怎样去办。唐太宗看了，大为生气，把他的报告撕成碎片，丢到地上，不予采用，并且大骂一顿。魏征挨了骂，一声不响，将那些碎片拾起来，回去再补贴起来，又向唐太宗提出。唐太宗一看，又骂：「你这个老头儿，一定要这样才行吗？」魏征说：「这也不是为我，是为了朝廷，为了天下。」唐太宗被感动了，说：「照办，照办。」他的这个批准，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这种事情，我们读历史时，几十个字的记载，很容易就读过去了。但是，把书合起来想一想，要将自己的意见取消，而去听取一个部下的意见，付诸实行，当你身为一个主管时，为了颜面，为了威信，为了自认高明以及许多观念上的、感情上的原因，这的确是很难办到的。

又有一次，唐太宗和魏征激烈地争辩，待魏征离开时，唐太宗对着魏征的背影说：「我非要杀了你不可」，然后悻悻然回到后宫。皇后见他脸色不对，尚有怒容，问起原因，唐太宗说：「又是那个田舍翁（乡巴佬）给我气受」。幸而这位贤德的长孙皇后，听了以后，回到房里穿上皇后的官服出来，跪下对唐太宗行君臣之礼说：「恭喜陛下」。唐太宗问她什么事情，值得她如此穿起大礼服来道喜的？皇后说：「有你这样英明睿智、器量宽宏的好皇帝，才有魏征这样一个忠贞爱国的好大臣；这是尧舜禹汤文武以后所未曾有的盛事，正是天下国家之福，所以我向陛下道贺。」

这一来，唐太宗也不生气了，不杀魏征了，叫皇后赶快去换便服吧！当然，他内心还是有过不去之处。

所以，年轻朋友们要注意，当你做主管的时候，你的部下就是大臣；乃至于你是一家之长的时候，你的太太就是你的大臣。如果意见不合的时候，恐怕大家只会吵架，所以，作为一个明君是非常难的，因为「执中」这两个字的确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才、德、学兼备

汤的另一个长处是「立贤无方」，他左右所用的人都是贤能的人，这不只是指人才，最重要的是道德。古代的贤才，包括了才、德、学三样具备，三者不能缺一。但有才不一定有德，聪明的人才高，但因为他聪明，什么人都见过，也许在言辞、态度上表现得很谦虚，实际上内心看不起人，所以在德的方面就大有缺欠了，品性就差了。有才又有德，才是第一等人，但是还要加上学，如果没有学问还是不行。有才德的人如果没有学问，等于树根缺乏肥料，无从长成巨木。所以古代的贤者，是具备了才、德、学三项德性的。

而汤是「立贤无方」，这「无方」两个字，曾有多种的解释，有的说是方位，有的说是岗位，有的认为，汤距离孟子已经有数百年之久，在汤那个时候，各地是分封的，而各地区言语不统一，文字不统一，经济形态不统一，甚至政令也不统一。这时仍有浓厚的区域观念，而这个「方」就是区域的观念，也就是说，汤的用人，无区域、方所的观念。

另一种解释「方」是方法，说汤用人没有固定的方法。这个说法有历史证明，汤当时有一位「师相」名叫傅说，所谓「师相」就是老师，也是宰相。傅说这个人的出身，以现代名词来说，好听一点是土木工程，说得不好听则是木匠水泥匠。他为了建筑房子，有一个机会和汤接近，汤发现他是人才，便平步登天，请他当首卫，就是首府之卫。所以说，汤不是用呆板的方法，制定程序、制度；不像现代一定要什么学历，任命什么官阶，然后一步步上升。因为普通的人才，可以依呆板的制度升迁，真正的人才并不一定要走呆定的路线。

孟子紧接着说到历史上的第三个圣王，就是文王，他看到国内的老百姓都「如伤」，依照字面解释，好像是负伤或者伤心，其实都不是。这是说，看每个老百姓都有困难，都有伤痛不快乐的地方，所以要替老百姓解决伤痛、解决困难、解决痛苦。套用佛家的观念，这是大慈悲，看一切众生都很可怜，所以他时时想到要去解除老百姓的困苦，因为那是他的责任。

其次「望道而未之见」，照古人对这句话的解释，因为文王得了道，这个道当然不是学佛得定、参禅开悟的道。所以文王能够批注《易经》，由于《易经》是阐述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可以弥纶天地的大道。但是他自己不认为得了道，好像没有道一样。这是古人对这句话的解释。

我们仍然依照古人的解释，来作一简单明了的说明，就是说，文王爱民如子，他自己很有道德，别人问到他时，他非常谦虚，自己觉得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孟子又提到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就是说不轻视浅近的事、浅近的话；对于很平常的事，他都在做，同时更不忘记高深远大的见解和计划。例如我们常说的为政之道——订一个施政计划，要为国家老百姓着想；订百年大计，眼光要看到一百年以后的发展，因为一个政策付诸实施，对国家、对百姓能有五十年的利益还只算是马马虎虎的。古代认为，对于长远以后的利弊都要看得很清楚，不像现在，往往一个计划，在两三年以后又需改变了。

最后，孟子说到周公，他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是一个不得了的人。

周公在道德、学问、修养方面，想兼具三王之所长，三王的好处、善行他都想做到。因此，周公很用心，很辛苦，如果做出来不能与三王所做的相符合时，他就「仰而思之」，就是躺着去寻思。人躺下去，全身放松，思想就灵光；低头沈思太久了，眼睛易成近视，思路愈加迟滞。

古人的教育，看书不低头，看书的姿势颇似关羽读《春秋》的绘像，人端坐，直腰，挺胸，头也是正直的。以书本就目，从不低头看书，更没有躺在床上歪着身子看书的姿势。看任何书都如此，写字也是如此，一定要「端容正坐」，不但是仪表风度的问题，更有其生理上维护健康的原因。千万不可如现在一般人，写起字来，纸一定要放得歪歪的，坐得也歪，身体如虾子，头又偏又斜又歪，扭曲得像一个被孩子弄坏了的洋娃娃。这也许就是现代的艺术化，可惜很不卫生。

周公的研究精神更是可佩，对于一个问题，「夜以继日」，白天想了一天，如果还没有想到答案，晚上继续想，昼夜都在研究、寻思。「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如果想到半夜得到了答案，他就不睡觉，坐在那里等待天亮，立刻付诸实行，这是周公的精神。

孟子所以会写文章，说了半天，道出四个帝王的长处，捧了一个周公；当然不是捧周公去睡觉，那是误解了「孔子梦周公」这个典故。现在年轻人说见周公，认为就是睡觉，那真是大错特错了。

《孟子》这里阐扬了周公的伟大。事实上，三千年来的中国文化，整理的人就是周公，而编释的人则是孔子。孔子是效法周公的，所以他才处处梦见周公。孔子以前的圣人就是周公；孔子以后，大家才又推崇孔子为圣人。周公的伟大，是他兼备了历代圣王之长，而他贤相辅政的精神，正是最高尚的师道精神。

孟子是以暗示的手法，点出他是继承周公、孔子的文化精神，也就是一脉相承了中国文化。

孟子说，中国文化的王道精神，到了战国时候，只像炭火所剩的一点余烬一样，快要完了；「诗」的教化精神，已经没有了。此处所说的「诗」，不是后世的诗，而是《诗经》。所谓「诗礼传家」，这是文学的、文化的、历史的、生活的、社会的、经济的，是最高艺术的诗歌。《论语》中曾讨论过，《诗经》之前也有诗，诗以声音语言表达就是歌，文字简单而有韵律。就像来自印度的佛经，其原文的梵文都是可以唱的歌。佛家有「赞叹」一词，在佛的面前要「赞叹」就是唱，唱诗歌一样。当一个人看到美丽的风景时，禁不住会喊「啊！好漂亮的景致」；看到美好的事物，也都会有这种「美的呼唤」，这就是赞叹。人一高兴、一喜悦就赞叹歌咏，那就是诗。所以中国古代有「诗教」，文化以诗来传播、延续。其实，每一个民族的文学起源，都是以诗歌为首，然后才演变为文。

中国历史的公平精神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这一段，其实是与上面意旨相连贯的。

孟子说，中国文化的王道精神，到了战国时候，只像炭火所剩的一点余烬一样，快要完了；「诗」的教化精神，已经没有了。此处所说的「诗」，不是后世的诗，而是《诗经》。所谓「诗礼传家」，这是文学的、文化的、历史的、生活的、社会的、经济的，是最高艺术的诗歌。《论语》中曾讨论过，《诗经》之前也有诗，诗以声音语言表达就是歌，文字简单而有韵律。就像来自印度的佛经，其原文的梵文都是可以唱的歌。佛家有「赞叹」一词，在佛的面前要「赞叹」就是唱，唱诗歌一样。当一个人看到美丽的风景时，禁不住会喊「啊！好漂亮的景致」；看到美好的事物，也都会有这种「美的呼唤」，这就是赞叹。人一高兴、一喜悦就赞叹歌咏，那就是诗。所以中国古代有「诗教」，文化以诗来传播、延续。其实，每一个民族的文学起源，都是以诗歌为首，然后才演变为文。

《春秋》是中国历史学的一个代名词。为什么不名为「冬夏」？印度的夏季，出家人有结夏安居，因为印度夏天太热，没有办法做工夫、化缘，因此结夏避暑，大家集中在一起，过了这个阶段才出来活动。在北印度又不同。在中国的气候，二月中旬与八月中旬，是春、秋两季的中间，昼夜的时间是一样长的。而夏天白昼长，夜晚短；冬天白昼短，黑夜长。在气候上，春秋两季是温和的，既不如夏天的炎热，也不像冬天的酷寒。所以《春秋》的精神就表示了「平」、「平衡」。历史的记载就是要求平；而历史的事迹，都是不平的多。但是历史文化的记载，就等于一个天秤，一定在精神上求其平。对就是对，不对的就是不对，并不因权势威力而有所改变；尽管贵为皇帝，有不对时，历史上就记载他的不对。一个做得不对的皇帝，在世的时候有他的权势，可逞一时的威风，可是在历史上，则永远留下一个污点。只有中国历史才有这种求平的历史精神，这是中华文化可贵之处。

孟子说，现在诗教的精神已经过去了，历史文化是由《春秋》延续下来。孔子着了《春秋》，左丘明着《左传》叙述《春秋》的内容；《春秋》像是报纸上的新闻标题，而《左传》则是新闻的内容。还有《谷梁传》、《公羊传》，并称春秋三传。

中国的历史发源得最早，印度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可是直到公元十七世纪以后，才靠别人写下印度的历史。其他各国的历史，也都是后来才有的。

中国历史的记载，是公平精神的表现，即使后世也是尽量保持这种精神。如晋国的「董狐笔」，董狐是史官，负责记载历史，皇帝要他改，他宁被杀也不改。有些史官，在被杀以后，由其弟继承职位，也是和哥哥一样，照样是以真实来记载。

晋国的历史名为「乘」，所以后世称史书为「史乘」，家谱也名为「家乘」。楚国的史书名为「梼杌」。书的名称虽各国不同，而记载历史的公平精神则是一样的。

这是孟子讨论中国文化的演变史，感叹诗教的时代已经过去，而以历史的著作来担任文化兴亡盛衰的责任。但是孔子所著的《春秋》，所述的事实已经没有王道的精神，只是霸道的精神，如齐桓公、晋文公这些霸主的事迹。但孔子的立场和原则，则表达了历史的持平精神。

严格地说，孔子所著的《春秋》应该称作「孔氏春秋」。在孔子以前，晏婴也作了《晏氏春秋》，是史论，不记史实。孔子《春秋》，则有左丘明的《左传》记实。有人说他是孔子的学生，有的说是师友之间的关系。左丘明眼睛失明以后，是口述由学生记录而成《左传》。孔子说，《春秋》的历史持平精神，就是所谓的「义」，这是我内心著作这部《春秋》的原意。

这里引用孔子的话，他自称自己的名字为「丘」，可是以前读书人，为了尊敬圣人，读到这里的时候，不可以读作「丘」，只可以读「某」，因为直呼圣人的名字就是不敬圣人，要被老师责打的。后来在演义之类的书中，对关羽也只可以称「关某」了。这是以前尊敬圣人的诚恳，也是崇尚道德的一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