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过黑鹰

平乱或利用乱

孟子曰：「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乐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 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这个就是孟子的文章。孟子的文章，同庄子的文章一样，都蛮难读的，蛮奇特的，因为文字看上去古里古怪。但是为什么写古文都要学他呢？他的余韵好，平仄非常好，一个字一个字朗诵起来，意思有转折。本来一句话，「你吃饱了没有？」很简单，但他不是那么说，他会说「如果你肚子饿了，也可以吃饭，也可以吃面」，就是那么一个味道。同样一句话，他的文章就是这样。

他说「不仁者，可与言哉」，这个时代，很多人的思想里已经没有仁义了，没有办法跟他们对话，他们不会接受的。我们现在讲就是说不会接受，他不是说不会接受，他说「可与言哉」，哪里可以跟他们对话呢？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下面他申述理由，「安其危而利其菑」，这些人唯恐天下不乱。这个很重要，这就是谋略。乱世中的一般人，所谓政客，不是政治家，都是走这个路线。我们看到当年美国的基辛格，乃至今天白宫总统以下的幕僚、智囊团，对世界的做法，都是以这句话为原则。当然他们没有读过《孟子》，但是（处于）乱世的人，对付天下之乱、（以及）制造天下乱的人，走的都是这条路线。苏秦张仪都是唯恐天下不乱，天下一乱，他们才有办法。至于天下乱了，人们痛苦，那是你们的事，同他没有关系；把你们搞乱了，他才好表现自己的才能，就是「安其危」，在最危难的时候，他自己非常平安。当然也可以讲，他不懂事，在这样危难的局面下，他自己还认为平安得很。「安其危而利其菑」，唯恐天下不乱；别的地方发生zai 难，正是他的好运，正可以利用这个zai 难，施展他的所长。这种思想这种做法，「乐其所以亡者」，看到别人危亡时，很高兴，因为可以有机会自我表现。

「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孟子说这些没有仁义思想的人，没有远大的胸襟，没有爱天下人的观念，如果可以跟他们谈国家天下的大事，那世界上、历史上就找不出亡国的事情了，也没有败家的事情了。

这本来是很直接的话，被他文学化的文章表现得非常美，可是越说越不懂了。其实他的意思是讲，要想国家不亡，家庭不衰败，只有行仁义之道，才能救亡图存，这样说就很明白了。可是中国古代的古文，同现在所有文学家一样，都是要写得文学化，一篇文章如果像讲话那么写下来，就不叫文章了，不好看。文章一定是七拐八翘、歪歪曲曲的，柳暗花明又一村，结果说了半天，原来还是这个东西。可是在文学上，那样写出来，就是好文章。实际上每一篇好文章，如果把它归纳起来，只有几句话而已。像打少林拳一样，本来一拳就**你，很简单；偏要扭两下，跳到边上逗两下，然后才把你**，表示武功好，就是这么一回事。

不会写文章的人，看许多文人只是在那个地方玩花样。不过有个好处，对聪明人，教给他这个办法写文章，他一旦钻进去，一辈子的精神都消磨在这个里头了。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

下面就有味道出来了，孟子所处的那个战国时代，他所遇到的那几位领袖，齐宣王啊，梁惠王啊，大小国家的每个领袖，他都看过之后，已经到达目中无人的状况了。他知道这个世界没有办法了，他也没有办法了，只好卷铺盖回家，收拾书箱好过年，于是他就回去了。

他引用了一个童谣，「有孺子歌曰」，他听到有小孩在唱童谣，在春秋战国时候，童谣就是民歌。注意，要想研究中国文学史的，在这个地方就要注意了。「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是春秋战国的文学，民间唱的歌。这个「沧浪」，并不是固定指哪一条江，可能是中原地带的一条江河。他说，如果是干净的水，我就拿来洗洗帽子，古代的帽子有些是竹子编的。孟子这个时候为什么拿这个歌来讲呢？到了中原，靠近北方啊，黄沙特别大，有人帽子是要洗的，草帽就可以洗。如果这个沧浪之水是脏的话，他说那就洗洗脚吧。干净水洗帽子，脏水就洗脚，就这么一个民歌。

孟子引用这个民歌来讲，说孔子当年听了民谣啊，也有感慨，孔子说，「小子」啊！年轻的同学们啊，「听之」，你们注意听啊。这个歌代表的意义，是遇到清水嘛，就洗洗头上的东西，头是比较宝贵的；遇到脏水嘛，只能够洗洗脚，就不能洗脸洗头。为什么？「自取之也」，水本身本来没有区别，洗头和洗脚是一样的，可是因为水质干净与不干净的关系，人的应用、看法、作用就不同了，这是照文字上解释。

换句话说，这就代表在时代清明时，一个人就应该出来服务；时代太混浊了，无法救了，他也只好回家。为什么孟子引用孔子的话呢？孔子当年周游列国，看到这个时代没有办法救，因此回家去了。所以孟子这段话又是个机锋，含藏的非常好，他学的也是孔子的精神。我姓孟的嘛，今天也要卷铺盖回家了，也不干了，年纪也大了。这几句话，也就是后世文学所谓「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同样的意思。

下面孟子再引申这个意思，他说：「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他又引用《诗经·太甲》里所讲，「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的道理。这里文字很明白，凡是中国人，读过中国书的，这几句话都晓得讲。一个人为什么被别人侮辱？是你自己找来的，你的作为一定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有人说，老师，我在这里，好像人家看到我都很讨厌。如果他能够反省一下，可能就会发觉，自己总有使人讨厌的地方，才会召来这个后果。所以孟子说，一个人必自侮才会被别人侮。

这就是因果律，这个因是在自己的内心，每个人自己内心思想是行为的开始，所以都是由于自己，并没有一个另外做主的，命运是操在自己的手里，就是这个观念。所以他引用《诗经·太甲》篇里的话，「天作孽」，这个「孽」代表罪恶；佛经那个「业」，包括善、恶、非善非恶的「业」。所以这篇诗里讲，上天造孽，还可以逃得掉，天灾还可以躲得过；人祸，人要自己造孽，就不可活，没有办法逃脱。

上次我们引用道家的思想，《阴符经》说天发杀机、地发杀机，还可以躲得过；人一发杀机啊，天地反复。人心最厉害，连天地对人都无可奈何。

得民心得天下

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孟子》这一篇，后代宋儒把它画一个句点圈断了，应该说是把文章切断了，这是不应该的。本来是一篇连续的文章，读书人在读的时候，常常打一个圈圈，或分一个段落，这叫章句之学，相当于现在分成一节一节的。宋儒这样一来，原来的文意反而断裂，《孟子》全篇前后连续的理论观念反而散裂不全了。

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孟子对当时的政治非常灰心，他要救世的理想没有办法实现，只好卷铺盖回家。他认为这个时代的人不怕因果，自己在造恶业，谁都救不了。

接着，他说了一个理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这就是文章了。本来一句话完毕，他一层一层用文字表达。「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你说我们读《孟子》才发现，为什么苏东坡啊，唐宋八大家啊，曾国藩，以及清朝以后桐城派，都学《孟子》、《庄子》的文章呢？这就叫做写文章。我是不大会写文章的人，不过年轻时我喜欢读也喜欢学。什么是写文章呢？本事是两个字：啰唆。你尽量把它啰唆一下，就是好文章。不啰唆叫做讲话，不过有些人讲话比写文章还要啰唆。

所以我们看《孟子》这段文章，你们注意看它的文学味啊。「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这话很合逻辑，一段一段地来，「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你看，这个就是文章。假如说，「得失天下，在得失民心」，几个字就完了嘛。得天下，失天下，在于民心得失；最多十几个字，就完了。

所以我经常提到写文章的趣事，宋代那个名儒欧阳修，要主修唐朝四百年的历史。当时很多有名的文学家是他的助手。有一天他们大家出去玩，路上看到一匹马发疯奔跑，把狗踏死了。欧阳修说，咦！好题目，要大家写一篇报导，并且要用最少的字来描写。这些都是大学者，有人写几十个字，有人写十几个字。

古人的文章简练，否则五千年的文化数据要多少地方来放啊？故宫博物院不够堆耶！所以古人要「简」，把很多的观念用文字简化拢来。

欧阳修说，如果你们这样写历史，四百年唐朝的历史要多少房间放？要多少纸来写？大家就问他，你怎么写？他说只要几个字：「马逸毙犬于途」。马疯了乱跑，就是「逸」一个字代表，也就是思想乱跑、放逸。然后，马一脚把路上的狗踏死了。只要六个字就完了嘛！这才是记历史的文章。

如果孟子的文章用欧阳修这个方法一改，就变成记史了，因为这四句啊，太啰唆了。可是在文学立场讲，为什么说他好？因为古人是读书不是看书，古人读书，三更灯火五更鸡，要念的，坐在那里一个字一个字念。所以非要这样写，音韵声音才漂亮，这里来个「也」，那里来个「也」，像唱歌一样，还有「之、乎、也、者」。有一半是口头音，就是白话的「的」、「呢」、「吗」、「呀」，所以我们就懂得文章为什么那样写了。

你懂了这个窍门以后啊，古文你就会写了，包你会写。你不要以为我说这个是笑话，真的喔，我是下了苦功来的。所以诗啊、词啊、文章啊，我都把它们悟出来了，原来如此，会了我就丢掉，不写了。

所以我二十几岁时，四川有一位老师是清朝最后一榜的探花商衍鎏老先生，我向他请教古文，然后懂了这个窍门。我有一天问：商老师啊，假设我现在这个样子写，如果退回去百年，跟大家一起考个进士，行不行啊？他说：嗯，行喔，假设在前清，你考进士大概没有问题。我说这样啊！下面我就不说了，所谓翰林学士的文章不过如此，就这么一个窍门。像欧阳修那是真功夫了，「马逸毙犬于途」，简化、明了，所以大学者有大学者的道理。现在是顺便讲到写文章的事情。

长寿富有平安享受

「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上面有一点衍文，是故意的，孟子文章的手法变化得好。下面他讲「所欲，与之，聚之」，讲政治原则。诸位年轻同学注意，现在是工商业时代，你们将来当老板，或者做官，做一个领导人，就是这个原则。下面人所需要的，你能够给他，「与之，聚之」，大家要吃饭，你能够弄来米，给大家吃饭，这就对了。「所恶」，下面人不要的，你不要给他。换句话说，当一个家长也好，一个领导人也好，一个老板也好，如果一个真正的大丈夫，要建立事业的人，天下的苦头自己来吃；好的东西都归你们，这是仁政的道理，仁恕的道理，也就是中国文化做人的道理。

我们这个旧本子上，有朱子一段小批注，我也非常同意。朱子引用《汉书·晁错传》：「人情莫不欲寿，三王生之而不伤；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节其力而不尽。」这是汉朝晁错对汉景帝讲的话，也就是政治的大原则，是古今中外人的心理。人的心理要什么呢？第一要寿命，要活得好好的，还要活得长命。第二是要钱，个个都富有，要幸福，要福利。第三要平安，天下太平。第四呢，还要享受，一共是四点。汉朝的晁错提出来，朱熹的批注上有的，不需要我再引用。

人类所需要的，其实就是每一个人的想法，我们自己想想，也是当然如此。所以我们找人算命，问能活多少岁啊？算命的说，放心，起码八十几到九十啊。这样一定多给两个钱，本来五十块也要给六十块，因为讲得好听嘛！问将来有没有钱？哎，大富。富到什么程度？这个大富，没个标准的，穷人今天得一百块钱就算大富了，反正你不给他说明就不要紧。再问老运好不好？哎，享福，平安啊，好啊，真好。反正给他说好听的，这就是人情。人，要寿命，要财富，要平安，要享受。所以呀，要读书通理才能明白。现在大家讲群众心理学啊、政治心理学啊，这种学、那种学，原则都在这里，古书上都有。不是说外国人的思想比我们特别高明一点，没有这回事；我们自己宝库里头，前辈的经验太多了，都有书写下来，只是我们自己不去研读而已。

孟子现在作结论，「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所以民怎么会归仁呢？刚才我们解释「仁」，是福利、福惠，天下哪个人不要求福利，不要求享受？所以说，孟子孔子讲仁政。仁政的道理，现在孟子自己作批注，「所欲，与之」，就是别人要的，我给他；「聚之」，我帮忙他拿到，都给他，这就是「仁」。「所恶」的，别人讨厌的，不给，我自己来承受，痛苦我来负担，这就是仁政。那样一来，当然天下都归仁啊，那还不好吗？痛苦的归你，好的归我，我当然来啊，于是天下就归仁了。

所以严格地说，照哲学的立场来讲，人性的反面就有那么可恶，那么自私。孔孟之道，是站在一个领导人的立场，站在一个君位的立场，讲付出的道理，讲仁义的道理。如果我们站在哲学的另一个立场看人类的心理，人为什么需要别人给我们仁？可见我们自己是非常自私的，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你懂得了这个道理，就可以研究哲学了，也可以读懂孔孟之道了，人性的反面也就了解了。

孟子讲的是正面，「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所以人喜欢归仁，就像水都喜欢向下汇聚一样。换句话说，人类众生的心理，也像「兽之走圹也」，就像那些野兽喜欢走到旷野一样。

獭祭诗书

孟子说了一个原则，这个就是谋略学，后来应用于心理作战、文化作战，以及各种作战谋略学中，都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则。他说，「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这个「渊」就是水潭，「驱」就是赶，用竹竿去赶鱼。譬如我们修一个养鱼池，通溪流，想从溪里赶些小鱼到我们的鱼塘。这时只要买两个水獭放到溪流中，小鱼为了躲水獭，自然游到水塘中了。因为水獭这个动物是专门吃鱼的。

中国古人相传，水獭成了精，专门在人夜睡的时候来压睡梦中的人。如果你床头放一条鱼的话，水獭精据说就不来压你，它去吃鱼去了。

关于水獭精吃鱼，有一个典故。水獭把抓到的鱼摆成一圈，它在中间到处看，好像对鱼磕头。这在文学上叫做「獭祭」，因为古人看到水獭在拜鱼，所以叫「獭祭」。实际上它要吃鱼，等它玩弄够了才吃。

为什么讲到这个呢？因为现在人写各种文章、各类书，那个形式就像是獭祭，就是这个玩意儿。譬如写文章，引据拿破仑怎么说的，叔本华怎么说的，然后列举一大堆参考书。这样的方式，在中国古人认为是丢人的，称之为「獭祭诗书」。獭祭诗书在《礼记》上叫做「记问之学」，你懂得的都是数据而已。《礼记》上讲，当老师的有个规定，「记问之学不足为人师」，因为记问之学只是知识，不是学问。可是我们现在拿学位的，要批注，就是学獭祭的本事，一篇文章一定要有个来历出处，没有出处是不行的。

我现在也变成这个习惯，因为跟现代人学会了；像我们当年写文章时，如果后面注一个出处的话，会被老辈子笑话的。为什么？因为老师会说：你认为我这个老师看不懂吗？难道你读的书我没有读过吗？

孟子讲，所以啊，要把这个鱼赶到深渊里头，不要人去赶，你只要养两个水獭，鱼怕水獭，就通通躲到这里来了。在丛林中要想养鸟，要人去赶鸟来多麻烦，你养一个专门吃鸟的鹞子，那些鸟都躲到你这个地方来了。他说历史上记载商汤与周武王时代的老百姓，为什么都向汤武这边逃呢？「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把老百姓赶到汤、武仁政的地方，就是夏桀与商纣。所以鹞子也好，水獭也好，都是坏蛋，他说你要行仁政怕没有群众吗？假定你的对手和敌人是一个坏蛋，老百姓自然都逃到你这边来了嘛！换句话说，替自己增加势力的，正是敌人这方面。

思过黑鹰

古代的人口

下面继续孟子所说的理由，「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就是说当时那些诸侯之国的领袖们，假设有一个真能够「好仁」，推行仁政，就算自己不想称王，也自然会有人拥护你坐上王位，领导世界，领导国际。再说什么叫做「仁」政？「仁」是个原则，至于「仁」的方法，每一代每个时期都不同，也就是因时因地而不同，这是大家特别要注意的。

《孟子》在文字上都是歪七扭八的，倒着去说，这就是文学，读起来非常轻巧；尤其是朗诵，通顺而舒畅。譬如我们念古诗，念到汉武帝所作《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那个「兮」字现在念「西」的音，古文所谓楚音，湖南湖北那一带，几千年前究竟怎么念，是什么音，不知道。有人考据，「兮」等于后来唱京戏所谓「啊」，「秋风起啊……」就是拉长声，后来「兮呀兮呀」，管你西也好东也好，反正这个字就是个虚字。为什么古文里头虚字多呢？为了音韵念得铿锵，所以写文章同作诗一样，文章一念出来，有些字在中间吵起来了，因为不协调，马上就要想办法换字。

再回来讲刚才孟子说的，哪一个国家的领袖能爱好推行仁政的话，其他国家的老百姓自然都跑过来了。不过这里头有一个问题，我想青年人应该有思想，有思想就有问题，什么问题？粮食不够，节育还来不及，跑来那么多人干吗？对不对？是不是会有这样想法？但是大家要知道，春秋战国的时候，人口就是财产。那个时候全中国当然无法统计，大致也不过两三千万人而已，好多地方都还没有开发。我们过去讲四万万人口，那是满族入关康熙以前的统计。四万万人口一半男一半女，成家以后两个人又生四个，或者生六个，几百年生下来不得了啊！尤其中国人，生产力特别旺盛。

现在觉得世界上粮食不够，人口过多成了问题，生怕人口跟土地不成比例。在我很笨的看法，这个问题闹了几十年，尤其外国人在闹，外国人闹闹可以，我觉得人口不会成问题。以中国来讲，大概再加一倍还能够活得下去，粮食也够分配。不过其他许多国家，像欧洲有些地方就不同，不像中国。

再说西方人拼命提倡节育，在他们某种理论上可能有道理，但是，其中还有个很秘密的大问题，就是与黄种人、与各有色人种有关的国际上一个大问题。其中涉及了种族，也就是政治理论的立国精神，是否与种族有关，这是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我先提起青年同学们注意。

这个问题很大啊！因为是与土地政策、粮食分配有关，有关人类的生存，更是一个国家人民永续存在的问题。换言之，这与农业经济、国家经济、世界人类的经济等问题，都牵连在一起。所以，我觉得盲目跟人家叫节育是不妥当的。当然站在女性生孩子痛苦的立场来讲，节育是个好事情；而站在一个立国、一个民族国家永久的大计来讲，就是四个字：值得深思，要好好考虑，因为这真是个大问题。

现在再回来讲《孟子》，当时的诸侯各国需要的是人口，所以哪里推行仁政，人们就向哪里集中。那个时候人口就是财产，是最大的财富，不是现在的人口观念。

现代有许多人写文章、著书立说，常常忽略了时代背景，以及当时的地理背景。许多学者对古人批驳得一塌糊涂，但他忘记了我们跟古人相隔了几千年，历史、地理、环境统统不同。那个时候的社会，没有电灯，可能还有野兽出没，道路都不畅通。所以读书作学问，这个地方千万要留意，不然书读错了，觉得古人不对，古人睡在棺材里把牙齿都笑掉了，觉得我们这些后辈真是莫名其妙，乱讲一通，不了解那个时候的情况。

孟子的预言

孟子又评论说：「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为不畜，终身不得。」孟子最后的结论说，现在领导人的欲望，都是想领导世界、统一天下，像齐宣王、梁惠王都是这个思想；楚国及秦国秦始皇的上代，也都是这样的思想。可是他们的政治方法、用的政策，都不对。

等于说一个人生了七年的病，「求三年之艾」治自己的病。「艾」是针灸用的。针和灸是两件事。譬如出家人头上烧的戒疤，就是灸的一种遗留。灸是很麻烦的，把艾草打烂，叫艾绒，放在姜片上一小点，再放在穴道上，然后点火烧这个艾绒，叫做灸。

讲到《孟子》所谓「七年之病」，是说一个人已经病了七年，就是久病了，假定有风湿病，医生决定要用灸来治，病久了要用老艾、存放了三年的陈艾，亲戚朋友到处找，找得很辛苦。

「苟为不畜，终身不得」，他说其实啊，没有生病的时候就要做准备。所以中国人无病吃中药，在没有病的时候吃药，是预防的作用。真到病来的时候再吃药啊，有时候就来不及了。

其实每个人随时都在病中，尤其你们大家修道打坐的，自己不通医药，我可以严重地讲一句话：你们不要学修道了，没用。打坐是能够去病的，可是起码半个月以上，才去一点病。如果配合服药，两个钟头就好了。为什么你们平常把命看得那么值钱，生病却不肯吃药，又把自己看得那么贱呢？平常不上课，我不愿意讲这个道理，现在讲到孟子说「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才顺便说到病和医的问题。

所以他说药是平常要准备的。如果平常不准备不储藏，永远不会有三年的陈艾。这个道理就是说，万事要先做准备，如果天天想发财，用钱不节省，又不肯去赚钱，那个钱会掉到你身上吗？所以，「苟为不畜，终身不得」，要预先准备。

他批评当时这些诸侯们，「苟不志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他说六国的诸侯个个都想统一天下，领导国际，所用的不是仁道，而是用急功近利的政策去达到目的，用技术手段去统治、领导，而不是走基本的、政治最高道德的原则去领导。他们根本就没有立志向这一面走，反而是背道而驰。所以孟子的结论，是对当时的诸侯一竿子统统打完了，说他们「终身忧辱」，一辈子都在忧烦之中，都是自己找来的痛苦烦恼。

这句话，我们现在看了，好像孟老夫子在说大话，讲理论。如果翻开战国时候的历史，看孟子那个时代，他的话没有错。每个国家的君主几乎没有过一天舒服的日子，都在「忧辱」的状况中；而那些「忧辱」，都是自己找来的。

最后他总括的结论是「陷于死亡」。这句话，在他死后过了一段时期就应验了，六国灭亡，被秦国统一了。孟子这句话，我们现在看来是文字，拿历史哲学来看，孟子讲的话是预言，他死后没多久就兑现了。

因此，他引用《诗经·大雅》中《桑柔》这一篇来说，「‘其何能淑？载胥及溺’，此之谓也」。这一篇诗是描写农村社会的田园诗，描写春天那个桑树的枝条很柔软，等于《易经》上有一句话，「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就是说明一个非常危险的现象，在桑树很细的枝条上挂了一个大草包，像鸟笼一样挂在上面，很快就要掉下来了。也等于后世所谓命若悬丝的意思，太危险了。

这两句诗是形容一个境界，也就是说，这个时代啊，有一种现象，「其何能淑」，永远搞不好。「载胥及溺」，一般人和社会，及整个的时代趋势，都是向水里头掉，自己要跳下海去自寻死路，那有什么办法！所以孟子说，战国的这些君王们天天想平天下，但这个天下他们永远不能平，因为他们所做的事都与平天下背道而驰的。

良医的趣事

宋朝有出将入相的范仲淹，他有两句名言：「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一个人如果不能成为一个好宰相，治国平天下，起码要做一个好医生。这两种人都是对社会有贡献、救世救人的，不是读书出来只为了金钱和职业。

医学上有两句话：「人之怕，怕病多」，一般人最怕的是病多，怕病的痛苦；「医之所怕，怕道少」，医生的怕，是怕学问少，方法少，这个「怕」就是苦恼。所以病家跟医生，所怕的事、所担心的事是不一样的。

当一个时代到了衰败的时候，各种病象、稀奇古怪的毛病都出来了，整个社会是病态的。大政治家就是个良医，要有办法医好这个病态的社会。医书上记载，古代一个名医扁鹊，他的一双眼睛就像X光，一看就把你的五脏六腑都看清楚了，扁鹊就是这样的良医。其实这两句话，用之于政治哲学上也是一样。一个大政治家，治疗社会的病态，要有学问，要用心思，不能不学无术；学问不够，方法就不够。所以医之怕，就怕道少，就怕学问不够。

古代医学有很多有趣的故事，许多名医根本就不用药治病；拿现在讲，他们已经懂得心理治疗，两句话就把人的病治好了。

我常讲清朝那几个名医的笑话，相传叶天士的医案，是不是他不能肯定，因为清朝好几个医生是名医。有一次一个年轻的太太难产，家人去找叶天士，当时他正在后花园下棋。那家人站在旁边，急死了，忽然秋风吹落梧桐树的叶子，他把那个叶子拿起来说，你回去，把这片叶子熬汤给你太太喝就行了。这个人赶快跑回家，熬了汤，太太喝了还真的生下孩子了，这就叫做名医。

又有一次，他在下棋，古代都是赌铜钱，又一个难产妇人的家人来，硬拖他走，他就抓一把铜钱放在口袋，一进那个产房啊，就把铜钱抓出来，往地上哗啦这么一撒，孩子就生下来了。人家问他，他就说，人嘛，生到世界上就要钱，没有钱他怎么肯出来？（众笑）在现在医学上也说，因为产妇太紧张了，突然给她「哗啦」一惊，注意力松开了，孩子当然生下来了。

什么是自暴自弃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

「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离娄篇》开头到现在，整个的思想系统就是孟子当时对于世局、政情的一个论评。这一番话，孟子在什么地方讲的呢？从他的经历记录中看，可能是在见齐宣王、梁惠王之间所讲的。

孟子跟齐宣王和梁惠王当面所谈的话，我在《孟子旁通》里头有专门的一章，记述他在谈话完毕回到住所后，与学生朋友之间对世局的一番谈话。我们已经拖了那么久，对他的话还没有作结论。

孟子说：「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这里又开始了一个高潮。在我们后世大家都知道一句成语「自暴自弃」，这四个字就是从《孟子》这里来的。现在我们看孟子对「自暴自弃」是怎么个讲法。

这个文字，我想同学们一看都懂了，严格解释很麻烦的，因为这是韵文，有韵律。我们可以这么解释，自暴的人，就是我慢，有偏见，刚愎自用；我见很强的人「不可与有言」，不可以同他讲话提意见，其实也就是同他无话可说的意思。不过，这样解释不一定对，也不能说不对。到底应该怎么解释？值得讨论。再说「自弃」，就是有很强烈自卑感的一种人。常常听到年轻人讲，老师啊，我是没有希望的了，我不行了，我是***啊；或讲我是笨蛋啊，我永远没办法。这些都是「自弃」的话，不过这些还算是客气话，真正「自弃」的人，有些是灰心到极点，想走自杀的路，结束自己的生命。像这种人，「不可与有为也」，照文字解释，是没有办法与他共事，是不是真的应该这样解释？也是问题。关于这些，我们必须先看下文。

「言非礼义，谓之自暴」，说话不合礼义，就是「自暴」。孟子有个批注，一个人的言论，就代表了他的思想。从哲学的立场来讲，言语是表达到外面的思想；换言之，一个人的思想，就是没有发表的语言。所以思想是在里头的言语，譬如我们说，有个人一天到晚不讲话；如果拿禅宗祖师一句话形容，就是四个字——「其声如雷」。他一天到晚自己跟自己对话，打雷一样，大声得不得了。因为他在里头自问自答，自己发脾气，自己开玩笑，自己后悔；如果他自己跟自己真不讲话了，这个人连思想也没有了。世上只有两个人不讲话，一个躺在殡仪馆，一个还躺在妈妈肚子里。其他凡是生命，没有不讲话的，凡是生命就有思想。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老话：「要知心腹事，但听口中言」，要晓得这个人的思想啊，你只要听他嘴里的话就知道了。

不过人的嘴巴有时候跟头脑两样，常常头脑转得快，嘴巴来得慢，手写更慢。我想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如果一个人把每一分钟的思想字字都记出来，起码得好几张稿纸。有人常常因为思想来得太快，来不及写，自己也讨厌，恨不得能慢一点想；结果稿子不写了，反正跟不上，算了。

当然，最好一个字都不漏，那是真正的工夫了，这要真正的定力。我们测验自己一下，打坐做工夫的人更要注意，自己一天之中都在想，我假设问你，你早上醒来第一个念头想什么？一定记不得，恐怕刚刚进门的时候你的念头想什么也记不得了。所以真正的修养定力都要弄清楚。尤其是学佛的朋友们要注意，修道学佛，你以为打坐很舒服，半天没有想，以为这个叫定，哼！你这个定力也属于「自暴」与「自弃」的范围，就有这样严重。所以自暴自弃的范围是很广的。

因此孟子说：「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一个人的言语思想如果不纯正，不合于「礼义」，没有逻辑，就叫做「自暴」。这里头有个问题了，什么叫「礼」？什么叫「义」？你们诸位年轻同学，对不住，我要向你们吹牛了。我看过老一辈子读线装书出身的，那个装模作样之讨厌，他言必「礼义」，已经中了「书毒」，是中了四书五经毒的模样了。所以我们同学们都骂：假道学！其实四书五经不是这样的啊！那是书发了霉，霉被他吸进去了，他中的是这个毒。这不是真正的「礼」和「义」。

所以「礼」、「义」两个字要特别慎重。现在我们简单地讲，一个人的思想言论都合于真理，处处合乎规矩的限度，有逻辑条理，就是合于「礼义」。

譬如我有个朋友，四十多岁，在外国当教授，五六年前在我们这里教书。我经常看到他都怕，虽然他也叫我老师，不过我也称他为老师。有一天我请他来专门谈话，我说你啊能不能放轻松一点？因为他进来叫一声老师，然后坐得四平八稳，半天不动。他不是假装的，没有人看见时他也坐得四平八稳。我说你可以把腿翘一翘，再笑一笑，轻松一点嘛！他说老师啊，我从中学开始起，读四书以后，就觉得要这样做人，养成这个习惯了。我说你这个习惯倒蛮好，但是我觉得未免太枯燥了。我说《诗经》讲「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天机是活泼泼的啊，不是你这样死板板的。他说是啊老师，我在你这里听课这么久也知道，我想改，但改不了啊！不过我们当年读古书，言必中矩，循规蹈矩就是这样。我说这个是不对的啊，你这样下去叫病态心理。

当时在场的还有好几个同学，现在都还在这里，可以证明我的话。几年以后他到美国了，最近听说在美国进了精神病院。他所认为的言必「礼义」，是不懂得「自暴自弃」的含义，其实「自暴自弃」以外应该还有个病名，叫做「自梏」，或者是「自卑」，这是另一个道理。

对于「自暴」和「自弃」的第二个解释，「吾身不能居仁由义」，我的身体不能「由义」而居住在「仁」的境界里；也就是说，他的行为不是走「义」的路线，这种人叫做「自弃」。这是孟子对「自弃」的结论，下了定义。这个定义的范围，还值得我们讨论。

我们人，当情绪高涨的时候，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自我崇高，自我英雄；当情绪低落的时候，觉得自己一无所能，活不下去。所谓「壮不如人老可知」，这是古人的一句诗，年轻都不如人，现在老了，那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人啊，经常在这两种心理之间摇摆不定。借用学佛的比喻，说一个人不能得定，原因不是散乱、思想乱跑，就是昏沈、想睡眠。实际上那是讲修养工夫，是指打坐修定的一个景象，不散乱就昏沈。这是讲普通人一般的心理状况，包括身心两方面。其实我们检查自己，真做学问修养工夫时，我们每天随时随地的情绪思想也是这样，不是狂妄自我崇高，就是自卑感来了，都是在这两种状况中翻来覆去。

项羽刘邦的自暴自弃

孟子所谓的「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以历史的故事来看，汉高祖打下了天下，当时一切制度尚未建立，刘邦坐在上面当皇帝，有功劳的部将们在下面乱吵，一个读书人陆贾就告诉他，必须要建立制度。汉高祖说了一句话，那一句话就是「自暴」。他说「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就是骂那个读书人，意思是说老子的天下是打来的，你懂什么？！就是这个态度。

碰到陆贾这个书生，那是真书生，真是儒者，他说对啊，「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天下可以从马上打来，但是天下不能在马上治之。如果你这样了解《史记》上的记述，那就一点味道都没有了，因为他们当时对话不是文字。他们的对话就是：老子的天下是打来的，你吵个屁啊！那个陆贾就说：好！天下是打来的，你不能永远打下去吧？汉高祖聪明，态度马上变了，他说对啊，那怎么办？陆贾说我有办法。高祖说好！你弄个计划来，我看看。这是描写汉高祖「自暴」的一段。

再说汉高祖在「自弃」的时候，是没有起来打天下之前，整天喝酒，当个里长一样的小吏，什么都不管。朱元璋也是一样，没有饭吃当和尚，到处流浪。他们这些人，也不晓得自己后来能当皇帝，那个时候非常「自弃」。

再说「言非礼义」，我们看到历史上项羽和刘邦对立的时候，项羽当时很得意，「言非礼义」，说话狂妄。历史上记载，他年轻的时候，读书不成，去学剑。可见他功课不好，书读不好，老子不读书了，去学剑术武功。学剑又不成，可见他很没有耐性，然后就读兵书，因为学剑是一个打一个的，没有意思，他要学万人敌。看见叔叔在那里读兵书，研究军事嘛，他就想学万人敌。项羽万人敌也没有学好，历史上描写他这几句话，就是「自暴」，最后失败了，八千子弟都打光了。一个撑渡船的老头劝他过江回家去，家乡还有年轻人会跟你出来；但他说无颜见江东父老，没有脸回去。还有人说项羽晓得不能上当，只有一只船，这个老船家，你晓得是不是敌人的？万一渡江一半，把他丢下水，那就完蛋了，他宁可干脆自刎。这是后人的猜想，实际上，他到失败的时候无颜见江东父老是真话，那个心理已经低沈到「自弃」的境界了。

再看南北朝时那个苻坚，淝水之战，苻坚要来打南方，那个威风之大，有人说江不能过啊，你准备不够。他说那一条小水，隔得了什么？我的部队那么多，「投鞭断流」，每人手里的马鞭丢到江里去，水都可以截断，都可以当桥过去，怕什么？结果他被打得片甲不留。那一种话，就是「自暴」的话。

换一句话说，「自暴」就是狂妄，每人都容易犯这种心理的毛病，有时候道理上知道，但当情绪高涨修养又不够的时候，不应该讲的话就冲出来了。譬如我们看到有些人，有时候脾气一来，天不怕地不怕，老子什么都不怕；真到那个时候啊，什么都怕了，这个是修养的问题。

所以讲「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这个「身」字要注意，心理的修养到达了，生理上气质变化了，自己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行为自然都是合于「义」的修养。人的高贵气质并不是故意装的，而是学识学问和道德修养来的。所以要「居仁」，要住在那个「仁」的境界，也就是说一般讲学问修养的人要随时在这个境界，定在这个境界，「由义」起的作用那个行为自然合于义理。如果不能这样，孟子说就叫做「自弃」。

所以我们特别强调一点，希望青年同学们注意，我们一般人的心理，随时随地不是走入「自暴」就是走入「自弃」的境界。要能够既不「自暴」、又不「自弃」，非常平稳，也很平凡，那就是最大的成就，就是最高的学问。

所以孟子强调：「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他提出来传统文化中「仁」与「义」两个修养的目标，包括的意义很多，方法也很多，不过他讲的是原则。

「仁」是一般人的「安宅」，等于我们的家，我们这个身体疲劳了，回家去，到房间上床去休息，这个床是我们的「安宅」，对不对？那么，除了房子是物质的以外，我们有个精神的房子、精神的床铺，就是「仁」，随时随地心都住在「仁」的境界。

「义」，人在外面马路上走，路是物质世界的路，我们自己精神世界的修养也有一个「正路」走，就是「义」，是处处合理的意思。他说一个人读书求学问，不是求知识，中国过去读书受教育的目的是完成一个人的修养，随时随地身心性命在这个「仁」与「义」的境界之中。

所以「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他说一般人荒废了自己的房子，就是心理上那个「仁」的修养，抛弃了「仁」的境界，偏要向外面乱找。他说人生都想走一条路，但是不晓得哪一条是「正路」，走的都是歪路，抛弃了「正路」而不走，这是人生的悲哀。

由孟子这一番理论，从上面读下来，记载了他对于战国整个时代的悲哀。他所看到的，所接触的，都是自以为是的第一流的帝王人物，这个时代，这一班做领导的诸侯已无可救药，天下国家要大乱了，所以他感到非常悲哀。

思过黑鹰

孟子说的道

孟子曰：「道在尔，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他接着讨论下去。可惜文字都被后人圈断了。后世学者为了自己断章取义的方便，划分开变成了「章句之学」，实际上孟子的文字是连贯的，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离娄》这一篇首先提到尧舜，讲领导之学、帝王之道。现在这个问题连到真正的「道」，不是打坐修道的道，也不一定说治国平天下之道，这个「道」就是一个法则。政治有政治道德的法则，做人有做人道德的法则。总而言之，有个代名词叫做「道」，包括了我们现在大家要学佛修道的「道」也在内。孟子这句话到底是圣人之言，千古不易，没有办法撼动，没有办法修改。他说「道在尔」，就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有道，都在你自己那里，我们的心就是道，但是因为自己不知道「而求诸远」，拼命向外面去找，去求一个道，个个都是如此。

尤其是一般人，除了「自暴」与「自弃」以外，不大相信自己的价值，喜欢求些稀奇古怪。如果有人说要传你道，叫你先在门口磕三个头，然后搞些花样，越搞得神秘，你越觉得有道。这就是因为人心里有一种空虚，所以社会上才出来这许多的花样。实际上真正的「道」并没有这些外形，「道」就在「尔」，很近；「尔」就是你，就在你那里。

这个地方我们引用禅宗六祖一句话，六祖给一个人传道以后，这个人就问，除了这个以外还有秘密没有？六祖说，秘密有啊！他问秘密是什么？六祖说在你那里，不在我这里。一般人自己都找不到，看不清自己，这就是最大的秘密。所以孟子说「道在尔」，也是这个意思。我们可以有趣地说孟子这一下也是在传密宗，这个秘密在你自己身上。

「事在易，而求诸难」，这第二句话更重要，天下没有什么难事，每件事情都很简单、很容易，都是人自己玩弄聪明把它玩成复杂困难了。但是你告诉他容易也不行，所以人的一般心理，古书上叫做人情，就是人的心理都是「重难而轻易」。越困难，他越看得贵重；越容易，他越看得没有用。我常跟年轻同学讲，我都告诉你了，你不相信；一定要等到我死后有人叫好，你才觉得我说得对、说得好吗？因为人情也「重死而轻生」，死去的都是好的，活着的并不好；人情也「重远而轻近」，远来的和尚会念经，本地的和尚不一定行；人情也「重古而轻今」，古代的就是好的，现代人都不行。现在的人是「重外而轻本」，外国来的学问都是好的，自己国家的都是狗屁，认为外国的月亮比自己本土的大又圆。

这真是一个笑话，如果我们这一堂研究《孟子》的人，照个像留下去，后世的人会说：哎哟，他们这一代人好了不起喔！算不定大家还跪在前面，向我们磕三个头呢！可是我们都看不见了，对不对？这是人情。

同样道理，这就告诉我们一个处世做人的原则。现在研究心理学、懂了心理学的人，就应用这种心理，故意弄得错综复杂一点，人们就信，成为领导群众的法门了。如果我们这个地方叫人来参观，电梯一上来就到了，是没得价值的；最好电梯不开，十楼要慢慢走上去，然后这里弄个栏杆，那里给他一个弯曲，就有味道了，人的心理就是那么一件事情。

所以啊，天下的道理，不管做人做事，或政治、社会问题，都是同样的。你把这个书读懂了，原则也就都懂了。

亲情孝道爱天下人

《孟子》这一段，是关于领导学的结论，他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换句话说，还是人的问题。他说社会上每一个人若能做到「亲其亲」，爱自己的父母子女，也爱天下人的父母子女；爱自己的兄弟，也爱天下人的兄弟。对天下任何人都像是自己的父母兄弟一样好，才是仁道。

不过这个仁道是有其逻辑性的，是由己而推及于人的。「亲亲之仁」是儒家道理，对自己的父母好，推而广之，对他人的父母也好；再行有余力，对更多人的父母好，一层一层推广开来。后世儒家和佛家各执己见的论议，也在这个地方。

宋代有人对此有争论，由于佛家说你们儒家这个「仁」啊，固然是好，但不及我们佛家的慈悲伟大。儒家则说，对啊，你们的慈悲是真好，但不及我们的仁义实际，两个观点不同而起争论。这个儒家的人说：我问你，释迦牟尼和孔子两人的妈妈都掉到河里去了，你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跳下河去先救谁的妈妈？如果先救孔子的妈妈，那是不孝，还能够当佛吗？如果先救自己的妈妈，后救孔子的妈妈，你那个慈悲就有亲疏先后了。而我们儒家，孔子「噗通」跳下水，一定先救自己的妈妈，自己妈妈救起来以后，看到你的妈妈还没有救起来，再下去将你妈妈背上来，这是我们儒家。

其实宋儒这个争吵，是因为他们没有看懂佛经，佛学的所谓大乘菩萨道，也是这个亲亲仁民之义，也是一步一步的。后世学佛的人解释大慈大悲，是笼统的说法，不是这个道理。如果说我对在座诸位一切慈悲，我没有这个力量，做不到，不可能的。虽有这样一个心，就是孟子讲的，「仁」是像精神的房子一样，心要时时住在这个「仁」的房子中。「义，人之正路也」，要照程序来，不是笼统。

孟子为什么在这篇里谈到「事在易，而求诸难」？所以用四个字告诉青年同学们，中国人读书研究学问，很简单，需要「好学深思」，深深去想，去思考其中的道理。他为什么这样讲？「道在尔，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你不要断章取义喔！从《离娄》第一句话开始到现在，他是对那些当领导的帝王们感叹，真的没得办法了，因此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可见那些上层阶级的领导人都做不到「亲其亲」，都做不到「长其长」，他们连自己家庭都做不到亲爱仁慈，如何能够要求社会？！所以那个时代的乱，每个时代的乱，并不能够责怪一个领导或一个团队，因为整个的社会都发生了问题。

所以我最近常常告诉大家，为什么孔子孟子提倡孝道，提倡仁义？可见人类对于孝道是知易行难，知行难以合一的，在仁义之道上也是一样。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孟子极力提倡，要人人能够「亲其亲，长其长」，这样天下才能平。可是啊，人不能做到，所以天下乱了。社会之乱、世界之乱，是基于人心而来的。这是这一段第三个道理。

第四个道理呢？就是我们个人基本的修养是不是真能做到「亲其亲，长其长」？很成问题。譬如讲孝道，有时候情感来了，孝很容易，也做得到；长久就难了，恒久性更难。关于这其中的道理，孟子在下面就提出来了。

人与人相处之道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

这一节不是孟子的话，是子思在《中庸》里的话。子思是孔子的孙子，他不是孟子的老师，子思的儿子叫子上，孟子是跟子上学的。另又一说，很难考据，说孟子十岁的时候去见过子思。子思跟这个童子谈了几句话，就对他非常客气非常有礼貌。有些学生的家人很不高兴，子思说：你们不要轻视他，那是将来的圣人。古书上有此一说，究竟靠不靠得住都不知道。不过，孟子的确是私淑于子思，私淑于孔子这个系统。

这一段《中庸》上的话，是孟子引用来的，不过少了引用两个字。如果现在，一定会去打官司，认为孟子侵害子思的著作权，没有加上一个「子思曰」。

说到「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这两句话，不免想到古代读书人的艰难，因为要想考功名啊！可是有些考试官是刁钻古怪的，算不定就拿这两句话当题目。突然一个题目发下来，出在哪一段有时候就想不起来，所以以前的人读书也真可怜。这个中国帝王用考试取士的方法，害了中国一千年，不但科学受害，一切思想与文化也都受害。是谁发明这个专利啊？不是唐太宗，而是隋炀帝的祖宗，发明以考试取士的方法。不过用这个方法最成功的是唐太宗，在第一期的学生考取后，唐太宗站在高台上召见，考生磕了头，再请他们吃饭。这时候，唐太宗把胡子一抹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第一流的头脑都被我收进来了。读书人一个字一个字，磨炼了几十年在书本上，你说难不难？一点背不熟，题目一出来不晓得出在哪一句，就完了。

现在我们回过来看本文。「居下位而不获于上」，问题在这个「获」字。什么叫下位呢？譬如我们当一个里干事，行政的公务员或者一个管区的警员，这是行政上最基层的，也就是下位之下位，基层的下位。下位并不是难听的话，而是最基本的那一阶层，或者是我们当一个幼儿园的老师，也是教育的基层。

讲到这里我倒也有点感慨，像幼儿园老师，我经常想去当，人家都说我没有资格，不合规定，所以我没有办法。我也很想到阿里山去弄个小学教师当当，万万想不到也不合规定，所以上位也不能居，下位也不能占，那只好变成个「无位真人」。

现在是「居下位而不获于上」，古人的解释说在下位的人没有被上面长官欣赏，不知道你这个人；或者是因为官做得小，皇帝当然不知道你。「民不可得而治也」，老百姓不可以得到治理，换句话说，老百姓治不好，政治就做不好。照文字解释是这样。两句连起来，就是因为在下位位子太小了，上面并不信任我，因此，虽有政治的天才，可以把国家天下治好，却没有机会施展我的抱负。这种解释比较合理吧！

那么怎么能「获于上」呢？我们现在先讲文字。我是个在下位的人，想使上面人知道我，除非我长高一点，排到头排，上面人过来点名就先看到我了；假使我长得矮，他点名到后面都疲倦了，我举个手他也看不见了。所以啊，想要获于上有道，把鞋跟垫高而已矣！当然这是说笑话，要想上面人知道你，是有方法的。

孟子不是那么说的，他说「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如果朋友都不相信你，上面就不会知道你。换句话说，照文字上解释，原来要拉关系就要交一个有背景的好朋友，地位高一点，反正替我吹一吹嘛，就可以得到上面的赏识了。

再看下去，拉关系也是有方法的，「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要想向朋友拉关系，先要把父母兄弟姊妹关系处好，如果家里都不和睦的话，朋友也不会相信你。这又要从道德上来讲了，对不对？那么，「悦亲有道」，在家里对父母兄弟姊妹也有办法，什么办法？「反身不诚」，就是回转来看自己对人是不是诚恳。

假设自己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姊妹友爱是手段，不是真诚，而是为了明天向爸爸要钱用，这就不是诚恳啰，「不悦于亲矣」，父母心里当然不高兴。

那么怎么做到「诚身」呢？要注意喔，不是「诚心」而是「诚身」，身体这个「身」。「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如果不明白什么是善，自己本身就做不到真诚。这个说得就很严重了。

我们小时候读书读到这里，就问老师：先生啊，这一段怎么讲呢？老师大概把文字告诉你一下；然后你再问，老师就说：背来！现在你不会懂的，以后长大了会知道。当然，老师那么讲，我现在很恭敬他，果然我年纪大了是知道了；不过我知道的不是他知道的，不是他那一套了。所以你们要注意，看几十年前那些反对旧文化的文章，反对的是哪一种形态的？现在已经把文化与文字的根都拔掉了，还有什么可反对的啊？连反对的对象都没有了。

现在我们讨论的这一段，牵涉到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就是一个「诚」的问题。

诚是基本

「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孟子引用了子思这一段以后，下面说「是故，诚者，天之道」，所以说，「诚」这个东西是天道，这是孟子下的结论，不过到我们手里又要另下结论了。什么叫做天道？是天主教那个道吗？还是回教清真寺那个道？还是大乘学舍这一道呢？都是天道啊！所以这个道也是问题，天道是什么？拿禅宗讲，这是个话头。

孟子接着又提了一个话头给我们，「思诚者，人之道也」，「诚」是天道，「思」是思想，思想达到那个至诚的境界就是人道。对不对？这个文字，假使我不提出来，青年同学们也会忽略。

什么叫「思诚」？我们研究分析这个字眼，大概就是思想的诚恳了。谁的思想不诚恳啊？譬如说我们隔壁是小美冰淇淋店，心想大概还有十分钟下课，下课以后我们去吃冰淇淋。这个时候啊，是三分心意在听《孟子》，七分心意是吃冰淇淋，当然是最诚恳的时候了。照这样说来，吃冰淇淋是人道啰！听《孟子》难道不是人道吗？这都是问题啊！这问题要做科学的分析思考，所以又是个话头了。

「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他说心念到达了「至诚」，一定有「动」，不动是不可能到至诚的。「动」什么啊？如果「至诚」都动的话，只要我们「至诚」一下，汽车就可以开动了，做得到吗？

他是强调这个「诚」，「诚」就是动能，真要动起来必须要「至诚」，「不诚」的话不可能「动」。那一「动」，在古人讲是「动情」，「至诚」就「动」。譬如我们这个菩萨摆在后面，我也很「至诚」，天天跪在那里，请他动一下，他绝不动，除非地震的时候，那不是我的「至诚」。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大，这节书的内容问题就大得很，是孟子讲的真工夫、真学问，可以说是孔孟之道的密宗。

《孟子》这一段引用了子思的话，我们做学问怎么办呢？青年同学回家去翻《中庸》，先看子思这一段。《中庸》很简单嘛，不过你们读得慢一点。子思在《中庸》里最强调的是这个「诚」，以及「诚」的境界。诸位学佛学道的朋友，《大学》和《中庸》是必读之书。《中庸》里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就是顿悟之路，类似禅宗的顿悟；后面讲修养，就是渐修做工夫之路。他一步有一步的工夫，一步有一步的境界，都是属于心行的修养。所以孟子在这里提出「动」来，属于动心忍性的修养。这是工夫啊，他特别引用子思《中庸》中的那一段，因为与他说的「动」有密切的关系。

我想这个问题啊，诸位尽可能下一次来上课以前，把《中庸》里关于「诚」字的精义先行研究一下，我们讨论起来就方便了。当然最好来上课以前看，因为如果你今天回去看了，再过一个礼拜来上课，你那个「诚」恐怕就忘记了，变成「不诚」了。

这一段与前面孟子讲的「为政不得罪于巨室」有关系。前面讲到「居下位而不获于上」，大家要注意，在这两点上面不要有这么大的误解。照文字的解释，他说我们没有出头，或者是官做得很小，居下位，而不能得到上面的信任，上面当然指各国诸侯的君王了。「民不可得而治也」，如果上面不信任，政治的推行就很难了。换句话说，我们讲土一点，一个人要想做一番大事业先要找个靠山。

就像昨天有个朋友，山上有很多地，要捐给我们，我说不要；他一定拖去看，说怎么好怎么好。结果爬山爬到上头一看，我说这个地方没得风水，不要。为什么？没得靠山，然后就在那个山头上乱谈了一番风水的道理。我说靠山很重要，做人也一样，坐椅子要找个靠背椅。这个孤伶伶的山顶，没有靠山。万一台风来的时候，八面受风，房子怎么盖啊？同样的道理，这也是「不获于上」啊，上面没有靠山，要想做事也不好做。

前几年我在警务处演讲的时候，华视正在上演包公，因为我们的朋友萧先生在华视当总经理，他就请我去讲包公。包公很好讲，但是我说包公之所以是清官，后面有个靠山支持啊，就是宋仁宗支持他嘛。如果上面不信任他的话，这个清官怎么做啊？所以包公固然是清官，但大家忘记了有了清明的皇帝宋仁宗支持，他才能做清官。

这个道理我们简单地说，不要扯远了。圣人不是叫人拍马屁以得到上面的信任。什么叫「居下位而不获于上」呢？一个人要有高见，这个上并不是讲皇帝的上位，而是讲远见。

中国古人的话，「取法乎上，仅得乎中」，一个人如果立志效法要做圣人，圣人做不到，至少会成一个有干才的贤人。如果一个人立志只要做一个有干才的贤人，万一达不到目的就等而下之什么也没有了。换句话说，你想做生意发财，发个一千万美金，弄不到的话，也可以弄到几百块钱嘛！如果说你一辈子只想三千块钱一个月，算不定一个月五百块钱都赚不到。「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仅得乎下」，所以我们读孔孟之书想做圣人，做不到的话，至少还有一个人的样子。

昨天我跟一个同学讲到发财的问题，我说前天看了一本书，明朝人作的，说有一个人读了一辈子书很穷，隔壁这一家人也不读书但有钱，实在奇怪。有一天他忍不住就问这个有钱人，你那么有钱，有秘诀没有？他说当然有啊，你回去先斋戒沐浴三天，我也一样，然后我传给你。三天后他去了，那个大富翁坐在大堂上，他说人为什么不能发财，你知不知道？因为人心中有五贼，这五个贼把你偷光了，要把这五贼赶出去，你就会发财了。哪五贼啊？仁义礼智信，你把这五贼全赶光了，我包你发财。这个读书人一听啊，算了，我读一辈子的书就想要仁义礼智信，这些赶光了我还做什么人啊？因此就回家了。

这一本书写到这里为止，下面有批，说仁义礼智信都赶出去了就会发财，那我还叫什么人啊？我也在下面批，我批的是「这样就叫做富人，有钱人」。所以「不获于上」，同样是这个意思，禅宗的话就叫见地，一个人要有高度的智慧，有远见，做人也好，做事也好，人没有远见人生已经差了一截了。

世事正须高着眼

记得很多年前有个朋友当外交官，要出国去，一定要我写一张字给他。我说几十年没有拿笔，我那两个字难看到极点，他说反正非写一张不可，结果我就写了两句元代人的诗：「世事正须高着眼，宦情不厌少低头」，世间上的事情靠你有远见，就是「高着眼」。

有一天这位外交官请客，有二十多个人，就研究我写给他的这第二句话，「宦情不厌少低头」。做官的人究竟应该多向人家低头拍马屁呢，还是说不必要太拍马屁你？这个「少」字原意究竟是哪个意思？我说我只晓得照抄，至于原意，你问那个元朝作诗的人吧。不过我也认为这个「少」字太妙了，是双关语，必要的时候你多低一点头也可以，要做文天祥就不必低头了。其实岂止宦情做官呢，你们大家在做生意也可以换一个字，「商情不厌少低头」，该赚的钱就赚，狠起心来你也赚，不该赚的钱就不要，就不低头了嘛！教书的人，教情嘛，也不厌少低头，是一样的。

「世事正须高着眼，宦情不厌少低头」，这就是说，世界上的事情，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种环境，有头脑、有智慧的人都不会被现实所困。因为透过现实看到未来，透过一点而看到整体。这就是人世间应有的「见地」－－「世事正须高着眼」。

思过黑鹰

什么是信

其实这里每一节都很有深义的。「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这很严重了，他说你获得上面的信任「有道」，是有个办法的，什么办法？要「信于友」，如果不「信于友」，你就不能「获于上」了。照这个文字解释也对啊，但是不是这样呢？这是孟子玩文字，很多古人的好文章因为玩文字玩得使后人看不懂，走错了路；不过有个好处，后人从这里去研究就可以写论文拿学位。尤其是《老子》，只写了五千言，三千年下来不晓得多少人写有关《老子》的文章，各有各的老子。如果老子看到一定笑死了，心想我不过才写了五千个字，你们写了几千万字还没有写完。《孟子》这本书也是这样，后人写得太多了。

那么我们就要研究了，如何「信于友」呢？第一我们先了解儒家的思想。孔孟的思想讲信，普通我们解释这个信字很容易，读古书都晓得，信者信用也，就是有信用，讲话说了算数，这叫「言而有信」。如果这样解释的话，你把《孟子》全书读完了，会感觉孟子自打耳光，因为孔子说过「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孟子自己也讲过的，「言不必信」，对不对？讲话不守信用是可以的；「行不必果」，做事情也不一定要有交代，如果一定交代、一定守信用，就是小人。所以读古书很难，上下文要连起来才会明白。

「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孔子这句话是讲某一类的事。譬如古代有个人最守信用，名叫尾生，他跟女友约在桥下相见，等的人没有来，山洪爆发，他为守信用最后抱着桥柱子被水淹死了。他守的什么信用呢？爱情的信用，不是别的大事，这一种人就是所谓「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又譬如假设我们碰到一个坏人，因大意而答应了他，后来发现他是坏人，你为了守信用也去当坏人吗？那就是「硁硁然小人哉」，孔子讲的就是信字的第一个道理。

第二个道理，什么是信呢？如果只照字面解释孔孟之学，就难怪五四运动要**孔家店了，这是几千年来照字面错解而造成的。什么叫信啊？信自己，也信任人家。所以朋友之间要有信，信任自己，能够有自信，也信任别人。「信于友」这个友，并不一定是讲一两个朋友哦，儒家所讲的友与弟就是社会的关系。友弟就代表社会，如果自己的兄弟姊妹都相处不好，是不可能对社会对朋友好的。所以「信于友」是这么一个道理。「不信于友，不获于上矣」，一个人如果不信于友，他的人品格调已经不高了，器量也不宽厚了；就像下棋、柔道一样，段数已经不高了。

「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他说人要做到兄弟之间信于友，也是有方法的，第一是事亲，就是孝顺父母。这里为什么不讲孝而讲事亲呢？事就包括侍奉，侍候奉养。侍候跟奉养是两个观念哦，孔子在《论语》里讲养亲，说孝养有个道理的，孔子讲：「色难」。什么叫色难？色是指态度，如果你给爸爸几千块钱，说拿去！这个态度我做爸爸就不接受，我就会说***，拿回去。所以我说小儿女向父母要钱用啊，是躺着来要；太太向丈夫要钱，是站着来要；如果父母向儿女要钱，是跪下来要。这个话看起来很伤心，不过，古今中外社会的演变就是这样。

说到色难两个字还有典故。明朝永乐时代有一个有名的才子叫解缙，是个神童，七岁就能够写文章，诗也作得很好。有一天永乐皇帝跟他一起走路，古人读书讲究作对子，永乐皇帝讲：《论语》上这个「色难」啊，很不好对。解缙说容易啊，永乐皇帝等了半天又问，你讲容易你怎么不对？解缙说我对了啊，「色难」对「容易」嘛！那对得非常工整，这就是才子之所以为才子也。

讲到色难，「事亲弗悦」就是色难。现在对父母的孝道问题更多，我有好几个学生都在外国，二老仍在台湾。有一个学生，媳妇也非常孝顺，要接二老去美国奉养，可是二老考虑了半天还是不去。我这个学生就把儿子抱回来，他说那二老真高兴啊，可是临走到飞机场时媳妇把孩子从婆婆手里接过来，二老眼泪掉下来了，看了很难过。所以「事亲弗悦」，太难了，孝养不是那么容易。时代到了今天，我自己早就准备好了，公公也不做，外公也不做，因为我是半个出家人，这些同我都不相干。如果当个在家人碰到这个情境，五味俱陈，事亲要悦，真讲孝道真是太困难了。

如果「事亲弗悦」的话，那就「弗信于友矣」，对于其他人就谈不到可信了。扩充些去讲，这个就是教育问题。讲到一个人的修养，都属于教育问题。所以我经常说，中国文化的教育目的，是教育一个人完成完整的人格。所以大学之道是完成为一个大人，做一个真正的人，这是教育的目的。《孟子》这一段也是说教育目的，一个人要完成真正的修养，就是刚才解释过的，要事亲有道才能信于友。

承欢膝下

第四段来了，他是一段一段地讲，「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他说想要孝养父母有道，先要回过来问自己。我们读古书出身的，对父母都很孝顺哦。说老实话，我一回家看到父亲还会发抖的哦；我父亲已经对我很客气了，可是父亲始终是有威严的。我从小养成的规矩，父亲一到前面，我赶快站起来。只有父亲躺在床上高兴的时候，问我十多年在外面都搞些什么，只有那时心情才放松一点，平常总是很严肃的。这是老的教育，你们没有看过，我生在这个时代的夹缝，受的是新旧教育，古今中外味道都尝过了。所以你要真讲孝顺，是「反身不诚」，问自己内心。

我现在回想，在抗战胜利后回到家里住了一年，我觉得这一年当中至少做到了使父母悦，是真的高兴。不过时间太短了，现在想起来都很难受，所以我经常说到黄仲则的诗，感人肺腑。开始讲《孟子》的时候我曾讲过这首诗，「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对于我自己的母亲，我经常有这个感叹，现在已九十多岁了，虽然她晓得我还活着，但是想到「此时有子不如无」，就觉得自己是个不孝的儿子，这是遭遇时代的影响，有这个儿子等于没有（编按：怀师的太夫人一九九〇年百岁仙逝）。

可是在家里的时候啊，我曾经反省过自己，我十几岁就离家，十年后回去不过相处一年，所以我再出门的时候，父亲就拍拍我的背，他说你要走了，不过我很高兴，我有个好儿子。他虽然很痛快地讲，但是我晓得此次一别就不知何年何月再见了。

再回来讲《孟子》吧！这一节中每一段、每一节都有方法的哦，不是呆板的信条，如果大家把孔孟学说当成信条那么信，你们就读错了，叫做不学无术；既然读了书，就要学而有术，术是方法，不是手段。孝顺父母，友爱之道，获于上之道都有方法的，这就要博学慎思了。学而有术不是用手段，你把术完全解释成手段就错了，所以说「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就是这个道理。

一节一节下来，这个孟子像在打鱼一样的撒网，就是现在青年同学们讲的在盖，盖得很大，从「不获于上」，一路盖下来。像我们撑的雨伞一样，撑开来很大，手抓的伞柄只有一点，那就是中心点，要到最后才会告诉你。

再说到诚，「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更严重的问题来了，诚也是有方法的，我们解释诚很简单，就是诚恳。譬如说你碰我一下，我说讨厌，你不能说我这句话不诚恳啊，不是假话，对不对？有人要借用我的东西，如果我不想借给他，但又说拿去吧，这就是不诚恳了，对不对？所以什么叫诚恳，我们研究看看，如果说对人态度好就是诚，但明明看到这个人很讨厌却说他好，这也是不诚恳。所以诚恳是很难研究的。孟子在这里下一个定义，我这一句话要注意啊，孟子在别的地方不一定是这样讲。同时还要注意《中庸》，《中庸》专讲诚，对诚字的解释又有不同，方向不同，原则一样。

《孟子》这里怎么解释呢？「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如果不明白什么是善就不会诚。先不讲什么是诚，现在为了了解这个诚字，先了解《孟子》所讲什么叫善，其次要知道什么叫明。要找出《孟子》的善在哪里，先要找《尽心篇》，孟子在这一篇中所说的善与学佛打坐一样，有工夫的，不是偶然的。《孟子·尽心篇》里说「可欲之谓善」，这是孟子学问修养的真正工夫。

谁明白善

前面在《公孙丑篇》中提到过养气，养我浩然之气，这也是真工夫，孟子有实际的经验。《尽心篇》也提到养心，不过养气与养心不同，养心是心理的修养，养气是对于身体的修练，两个则有相连的关系，所以孟子是有真实修养工夫的。

在《尽心篇》里，孟子提出来的「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这是一段一段的工夫修养，最后到成仁的境界。我们大家做工夫也是一样，乃至学佛、修道、打坐，或者练气功、练拳术。当一件事做到了可欲，舍不得离开，一天不做就不过瘾时，这样的可欲才叫做善。如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你根本连起步的境界都谈不上，善性当然没有，还谈什么修道，谈什么做学问啊！因为你没有做到可欲的境界。

可欲，不管你学佛也好，修道也好，做人也好，修养没有达到可欲的境界，没有达到废寝忘食的境界是不会成功的。也就是说，整个的身心都投进去，才是可欲的道理，可欲才叫做善。假使学问修养没有达到可欲的境界，没有变成欲望，变成习惯，永远在那里浮沈，就没有达到善。

现在再解释什么叫做诚。「诚其身」，这个里头问题还很大，第一步达到「可欲之谓善」，第二步做到「有诸己之谓信」，学打坐修道的人，工夫到身上来了，有效果来了，自己知道，叫做「有诸己」。譬如我们写毛笔字的人，我过去也练过字，练到什么程度？坐在那里跟人谈话，这个指头在写，想那个字的味道；味道够了，赶快拿笔一写，又悟到一个道理，原来这样一钩才有功力，才合于书法，这就是「有诸己」。

「有诸己」就是要上身，孟子也讲「不诚其身矣」，没有做到功夫上身，就是「不诚其身」。你是身体打坐呀，盘起腿来叫做修道啊？当工夫到你身上的时候，你找到自己了，有诸己则为信，有消息了。

由这一步到「充实之谓美」，慢慢就充实起来。「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发光了，但是这个光不是有相的光明，不是物质、物理世界的光，而是智慧之光。「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你看孟子的工夫一步一步的，是孟子的密宗。孔孟都有他的密宗，他这个密宗方法传给你了，你把浩然之气那一段配合起来就会知道，孟子的确把工夫、学问、修养的心得都告诉你了。

现在还没有讲到《尽心篇》，将来讲到这一篇的时候，恐怕要讲得很慢了，因为内容很多，问题也很多。

现在回转过来，看孟子所引用《中庸》的话，「不明乎善」，善要明，乱做善人是不明。我经常告诉一般同学，做好事那么容易吗？我们有时候要做好事、种善因，但是反而得恶果。昨天正讲一个同学，别人有病，他把这个人当成他自己一样，热心的不得了。我说你真是莫名其妙，这个病人还有家里的人啊，会有意见的。你要晓得古人说「贤不荐医」，聪明人不推荐医生，更不推荐药给人家吃，因为吃好了应该，吃不好你怎么办？别人家属会一辈子骂你，恨死你。我说你以为是做好事，而且你又是那么主观，认为非这样医不可，你凭什么？你有把握一定会医好吗？万一这样死掉呢？怎么办啊？你心是好啊，方法不是那样的，不是你一个主观可以处理的。

所以，光是一味晓得这样是善事，你也是主观，并没有明乎善，要明才对。所以《老子》所谓「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能够了解一切人，这是有智慧的人；自知者明，能够自知才叫明白人。智慧人还容易找啊，明白人找不到，因为人都不大容易自知。

所以「不明乎善」这四个字非常简单，但是明善的确很难。再说如何是一个明白的人，我们引用禅宗的话做批注，真正明白自己、明心见性的人才够得上说一个善，不明白的不算善。那么这个明白也有它的层次，什么叫做明白？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孟子》这个书看文字都好懂，非常好懂，但是你看，刚才我们随便一抓问题，已经讲了两次课、四个钟头了，还没有把它弄清楚，小的问题都已经那么多了。

他说「不明乎善」，此身不会诚。这里要注意哦，他是说此身不会诚，没有讲此心不会诚哦，问题是身要诚。这里要特别注意，不要马虎读过去，任何一个字都不能马虎。至于讲心诚，上庙子去拜拜或者上礼拜堂去忏悔，你说那个心诚不诚？绝对不诚。哪个人心诚啊？只有快死的时候，或者危险要命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祈祷跪拜绝对心诚。所以心诚已经很难，更何况《孟子》讲身诚，更难了。你如果要真做到善与诚的境界，照儒家的道理，所谓变化气质是由明乎善而影响到心理的转变，再由心理而转变心力，把整个生理都转变了，才能达到身诚。

在座许多学佛的打坐的人，搞得身体可怜兮兮的，因为你的心还不够诚，真诚的话生理为什么不能转变呢？佛学讲一切唯心，心能转物嘛，不能转就是你的心不诚，理也没有明，据我所知道的是这样。所以由心理影响到生理转变，由头发到脚趾尖，每一个细胞都是至诚的，至诚也就是学佛的修定工夫，至诚是必定的，那自然就定了。你不能定，因为你的心散乱，虽然道理说得很高，叫你心能够定，打死都做不到，那怎么叫诚呢？

《孟子》这里讲「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其中的内在意义包括了那么多，所以叫大家读书不要马虎。「不诚其身矣」，不是不诚其「心」。因为我们平常读《孟子》「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观念里头就变成诚其「心」了。更何况诚心都做不到，进一步诚身更做不到了。这一句话只能简单讲到这里，详细讨论起来就太多了。

天之道 人之道

这一段是孟子引用《中庸》的话，那么孟子自己的意见是「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点题了，作文章一样，题目中心他给我们点出来了。孟子说所以诚这个境界、这个修养，是「天之道也」，合于天道，这个天是理念的天，与精神世界形而上那个功能、那个法则是相合的。

诚的本身是天道，这个天地是至诚的，有一句话「至诚不息」，所以这个问题讨论起来很大，真到了至诚，不息就是不休息。怎么不休息呢？就是《易经》上「天行健」，这个宇宙永远在转动，地球没有一分一秒不在动、不在转，如果这个地球一秒钟不转，乾坤息矣，我们就完了。

好几年前有个大学者，当代的思想家，他说中国文化讲天地是静态的。我不好意思批评，因为我批评起来就不好听了。我说中国文化谁跟你讲天地是静态的？中国文化讲天地是动态的，「天行健」，永远都在动，所以「君子以自强不息」，叫人要效法天地，永远不断地前进。我说哪里有讲静态的文化？出在哪一部书？真是对自己文化的毁灭，对祖宗的不敬，这是不孝的子孙。

所以老子也讲：「人法地」，人要效法地，我们效法地干什么？地有什么值得学的？为什么要效法地，要跟地学呢？昨天晚上还跟一位同学谈到，你看大地生长万物，生生不已，最后你死亡了也归到大地上去。它毒药也生，好的坏的都生，大地生青菜萝卜，都是它生养给我们吃，我们还给它的是什么？大小便。它也绝不生气，这样大的厚德，这样大的精神，包容一切，所以人要效法地。

老子说地还不算伟大，地要效法天，那个天永远勤劳不息地在转，你看太阳啊，月亮啊，地球啊，风云雷雨啊，一天到晚都在转在变，而且永远不停息的。那么这个天啊，谁在推动银河系统转呢？有一个东西，西方人叫做上帝，叫做主，东方叫它菩萨，或者叫它玉皇大帝，叫它盘古老王，名词多得很，反正有个东西，这个东西叫做道，「天法道」。那么道要跟谁学呢？「道法自然」，不必跟人家学，道自己是本然的，所以叫自然，也就是道法自然。现在「自然」变成一个名词了，老子那个时候没有「自然」这个专门名词，那个时候的古文，自者自己也，然者本然也，所以叫做自然，自己本身就是道法自然。

那么道法自然是什么呢？至诚不息，真正的至诚是一念专精，没有休息。所以有些人学佛打坐做工夫，乃至于念佛，不管你信哪一个宗教，要一念万年，万年一念，那是至诚不息，叫做定。你做不做得到？「是故诚者，天之道」，要做到你就懂了。所以一切始终在恒动之中，永远的恒动，所以至诚是天之道，天之道是至诚不息。

「思诚者，人之道也」，我们现在是人，人想要回转到天道是要修养才行，所以先要做到「思诚」。孟子这一句话、这个立场，一切宗教家的祷告，乃至佛家的念佛，普通人的打坐，密宗的修观想，都是属于「思诚」，也就是思想集中统一，达到一个专一的境界。达到这个境界是人道的基本修养，也就是一般人所讲修定，不散乱不昏沉所达到的境界。所以普通学佛的说这个人会打坐，一定定好多天，其实那算什么？那只是人道而已。佛法也那么讲，修四加行得了定，叫做世第一法，是人世间最高的境界而已。至于超越人世间的境界，那要另外修过，那是天之道。虽然这样讲，但是你们不要妄自聪明，认为只要达到专一就不需要修定了，那样你们更糟糕了。所以做到了思诚还只是世第一法。

《孟子》下面再告诉我们，「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刚才我说过中国文化不是讲静态的，他们所了解的中国文化静态是死态；中国文化是活态的，绝对不是静态。同样道理，物理世界的静就在动之中。《易经系传》上有两句话，「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所以真的至诚到了，感而遂通，就是「神而通之」，也就是智慧。本体本来是寂然不动的，这个不动不是死的不动，而是寂然不动，一感就通。

有人说信上帝那么久了，拜佛也拜了那么久，怎么求怎么不通，那是什么道理啊？你把《孟子》多读几遍就知道了，因为「反身不诚」，你不诚乎心，没有从「思诚」入手，当然不会有感应。所以孟子说，真做到至诚也等于所谓定，至诚而不动者不可能，一定感通，所以「至诚之道可以前知」。

什么叫做诚？空灵也叫做诚，一念空灵到极点那也是至诚，那是真至诚。至诚之道自然就万事可以前知。所以你说中国儒家有没有神通？有神通啊，孔子神通的秘诀就是寂然不动，你做到了寂然不动就感而遂通，这是孔子传你神通的秘诀。孔子的孙子子思也讲了神通的秘诀，「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孟子也传了神通，「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有至诚一定动，感而遂通。相反的，他说如果不诚而想能有感通，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一段对于诚的研究，我说加在《孟子》这个地方是很严重的问题。在《离娄篇》的上篇，一直是讲帝王学，政治哲学，政治道德最高的一个形态，一个目标。换句话说，也就是告诉后世人如何才是王道施政最高的修养境界。孟子一直认为，战国当时这些君王、诸侯们太糟糕了，而孟子的存心是拯救民族的文化。前面所讲都是具体的辩论，中间为什么又加了这一段，专门说理论性的至诚呢？他认为一个领导人的修养必须要从内在自动自发，做到至诚的修养才行。不过，这个至诚有层次，有真实的工夫，不只是理念上的思想。

这个道理就要配合曾子的《大学》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里还有一句话，「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所以我强调说，中国文化几千年来的教育是有一个目标的，这个目标不是为了考试，也不是为了留学，而是为了完成人格，如何成为一个大人；够不上的都是小人，小人就是没有长大的孩子。如何够得上是一个长大的大人呢？《大学》提出来，《中庸》提出来，《孟子》这一段也提出来，不管是什么人都以修身为本，这是基本的修养。人的基础没有打好，连做一个普通人都没有资格，何况做一个非凡的人而且要领导一般普通的人呢？孟子的重点、重心在这一段话，重点在这个地方插进来，大家要特别搞清楚上下文。

二老归服仁政

孟子曰：「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归之，是天下之父归之也。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往？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矣。」

孟子前面插了一段最高的政治道德修养，也就是人生基本的修养。接着再说历史的经验，历史的证明。他说商周之间因纣王无道，那个时候「伯夷辟纣」。伯夷虽说是商朝的亲王，但他看不惯纣王这个皇帝，只好避开。中国上古的宗法社会，因为祖宗的传统，在自己家族之间不能反叛，只好自己隐去，「居北海之滨」，这个北海是哪里搞不清楚，不过晓得他避开了。换句话说，他跑到北方落伍的地区去隐居了。后来听到文王行仁政，「兴曰」，很高兴地说，「盍归乎来」，我也想到他那边去了。文王是反对纣王的哦，他是为了原则而放弃了亲属的一切关系，为中国文化传统的精神而有所作为，因为文王是走传统文化精神路线的。

「吾闻西伯」，「西伯」是文王当时的官位，「善养老者」，这个注意啊，读古书这个观念要搞清楚，不是看到养老就想到养老院。古人所讲的养老，就是当时的君王非常注重国家人民的福利，非常爱民。我们现在所常引用的《大同篇》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所有观念，都包括在养老这个名词里，这一点特别特别注意。「善养老者」是注重整个社会民生的问题，所以他认为文王是在行仁政，真正爱国爱民的，因同意他而来，并不是来投降。孟子先说明了这一条，这是一件历史的事。

「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姜太公就是吕尚，姜是他封地的名称。姜太公七十多岁才碰到文王，文王比他年纪大，周武王起来革命的时候也有八十多岁。古人是越老越是宝，现在越老越是草，时代不同了。至于姜太公居东海之滨这件事，也没有办法确定地点。由历史记载证明，姜太公原来在东海之滨，山东这一边，后来听到文王起来，就向西部走，到渭水之滨钓鱼去了。

「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重复的文字写两段，是孟子的啰唆，如果我做国文老师啊，就把它扛掉，把伯夷跟姜太公并在一起，加几句话就解决了。孟子写得太啰唆了，但是古文是为了读诵，能朗朗上口，唱歌一样念，多一番念，多一番味道，所以他写了两段。再说呢，写两段要提起你注意，加上历史的经验，加重那个语气，光写一段容易马虎过去。

他的结论，「二老者」，中国文化这个老不一定是年纪大，假使退回去一百年，年纪轻的大臣对有功于天下的大官称某老，那是表示恭敬。现代的人叫你老啊，那表示应该报销了，就是完了的代号。古人称你老是绝对恭敬的称呼。在古代那个时候人都很长寿，现在西方的文化医药进步了，活到七八十不算什么。你查周朝的历史，姜太公八九十岁才成功，周文王都活到近一百岁啊，尧啊、舜啊都差不多啊。那个时候又没有盘尼西林，又没有什么消炎的药，那又怎么讲法呢？所以历史很难讲，哪个叫进步？哪个叫退步？我是搞不清楚的。

孟子说「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归之」，结果都来拥护周文王，「是天下之父归之也」。什么叫父啊？凡是思想可以领导天下，道德可以领导天下，风气足以影响到天下的，叫做天下之父，也就是老前辈的意思。你们青年同学们注意哦，常常看到古书上的序文，写的是「某某某甫序于唐贞观三年」。序就是序，为什么来个甫序？甫者父也，父者甫也，父又代表男人，甫序就是男子大丈夫的序。这种文字蛮别扭的吧？可是古人就喜欢这样。譬如有一个人写「王大德父书」，年轻人一定以为这一篇文章是王大德的爸爸写的。错了！这是王大德本人写的，他自称父，意思是大丈夫男子汉写的。这是古人的啰唆，旧的观念，站在那个时代是必然的道理。等于现在小姐们出来穿高跟鞋，也是必然的道理。现在看起来古书序文好啰唆，有时候很想把甫字拿掉，印书也可以少一个字啊，节省一点。古人对这个很看重，所以父字的道理就是这样。

「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往」，大老们都前来拥护文王，下面的子民——就是老百姓，对老百姓有仁慈的爱才称子民，这是中国文化爱人的精神。天下的大老们都归向文王了，他们的子民去哪里啊？当然都一同归向文王了。

因此孟子的结论说，现在的诸侯，有一个国家能够真正「行文王之政」，效法文王，天下就有救了；当然不能完全跟文王学，完全跟文王学，学得像王安石一样，那就糟糕了，就是食古而不化。所以效法文王是效法那个精神。在孟子当时的估计，「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矣」，注意这个话，不是讲呆板的七年或五年，那是孟子当时的估计。以现在的观念来说，就是必定在短时间内达到最好的效果。

思过黑鹰

鸣鼓而攻之

孟子曰：「求也，为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由此观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

《孟子》一书的整个精神，都以《春秋》责备贤者的立场为出发点。因此，他效法孔子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精神，在历史的使命上，对于当时许多有权力的领导人的不当作为就负起了责备的责任。

尤其在《离娄》这一章中，大部分讲的是「君道」，就是一个领导人的基本道德修养；以及「臣道」，负有行政责任的高官厚禄者做人处世的道理；乃至「师道」，学术文化的修养以及如何担负社会人类所赋予的职责。

至于冉求的一段故事，已见诸于《论语》中。现在孟子引述了这个故事。

「求」是孔子的学生冉求，「季氏」是孔子在鲁国时的一个权臣。权臣一词，以现代语来解释，近似于所谓「当权派」的主要人物。古代权臣的权力常常很大，举例来说，像汉末献帝时代的曹操就是典型的权臣。他当时的权力实际上等于皇帝，而汉献帝不过是一个名义上的皇帝，曹操对他摆布自如。季氏在当时的鲁国也有这样的权力。孔子离开自己的故乡去周游列国，正是因为鲁国有季氏家族的原故。

当时孔子的学生非常多，散布在各处，所谓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冉求也是七十二贤人之一，是相当有名气的。但是，名气是名气，学问是学问，读书是读书，职业是职业，不可混为一谈。

「无能改于其德」这句话，已经点出来有关「臣道」的精神。尤其在古代帝王制度下，大臣对于帝王是应该有所匡正的，不该为了吃饭、为了职业只是听话而已。如果上面说「向后转」就向后转，说「退两步」就退两步，那不是儒家的臣道精神。所以，孟子说冉求「无能改于其德」，只就这么一点，说明孔子对这个学生不认可，不发毕业证书给他。

其次「赋粟倍他日」这句话，就更严重了。冉求善于理财，而他理财的方法是搜括民间的财富。古代的经济制度与现代不同，在季家这样的权臣家族中当总管，冉求等于一个小诸侯。当时的立法不像现在一样讲民主制度，他只要讲一句话就是法令。当时冉求在税捐制度方面，包括田赋、兵役，以及其他税捐制度上的措施，帮忙季家收敛民间的钱财，把老百姓搞得很苦。

孔子晓得了冉求这种做法，非常生气，告诉其他的同学说：冉求这个人不算是我的学生，「小子鸣鼓而攻之」。这里的「小子」，不是现代北方人骂人小子的意思，是指年轻同学们，可以鸣鼓而攻之，「修理」他可也！

所谓「鸣鼓而攻」，现代是看不见了。在古代，一般盛大的典礼如祭祀时，差不多都会有锣鼓助阵。至于战场上，更是以锣鼓为号令。旧小说中，我们常会看到「鸣金收兵」的用语，双方敲起锣来就是鸣金，双方便按兵不动。如敲起鼓来，部队便向前冲锋，所以鼓是进攻的号令。在国乐中，鼓也是领头的地位，试看平剧以及由各种乐器所组成的国乐团之中，鼓手就等于西乐的指挥。其他的乐器都要随鼓声而起奏，所谓抑、扬、顿、挫、起、止，都要应和鼓声，所以鼓也是最难打的。

孔子说「小子鸣鼓而攻之」，等于下攻击令。虽然其他的同学们基于同窗之谊，不见得会真的拿冉求开刀，但这就足以证明孔子对冉求发了脾气。

孟子引用冉求的这段故事，也就是「点题」了，说出了这一问题的中心所在。接下来就发挥他自己的意见：「由此观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这也就是孟子学说与思想的中心，尤其是《离娄》这一篇的重心。

孟子说，从冉求这个事实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地区，一个领导人如果不行仁政，而想要富国强兵，在孔子的心目中看来都是不值得一提的，当然更不足以效法。何况像在孟子那个时代，一般领导人只有强权，没有公理，恃兵力的雄厚不讲道理，强行发动战争。在这种思想之下，经过多年的经营，乃至激烈的战争，后来虽然达到了富强的目的，争到了权力，但在中国文化的历史哲学上，仍要以《春秋》笔法为他加一个字——「伐」。这就是说，他的富强是侵略他人而来，不是以军事道德、政治道德所获得的。

春秋笔法

所以，我们中国的历史精神，与世界各国都不一样。中国记述历史，都要效法孔子着《春秋》的精神，所谓「微言大义」，一个字写下去，万世的褒贬就在其中了。如《左传》的第一篇「郑伯克段于鄢」，郑伯就是郑庄公，春秋战国时代的第一个霸主。段是他的亲兄弟，郑庄公对这位弟弟平常不加管训，反而有意使他罪迹昭彰，然后才出兵攻击。

战争是要求胜利的，对敌人作战获得胜利，可以用这个「克」字来形容战功。但对自己的兄弟用这个「克」字，就表明了郑庄公把自己亲兄弟当成敌人来对待，这就不应该了。所以，孔子在这里用一个「克」字，等于在郑庄公的脸上抹灰，千秋万世也洗不掉。如果戏剧里演郑庄公，他的造型一定和曹操差不多，肩膀耸得平平的，象征他是极度的高傲；脸色黄黄的，鼻子白白的，表示貌似忠厚，而实际上心机诈巧，爱耍手段；眉毛长长弯弯的，姿势像打太极拳一样，含胸拔背，象征一肚子都是鬼主意。总之这种造型，表示他的霸业都是用鬼主意得来的。因此，孔子在叙述这段故事时，对于本来不该「克」亲兄弟的郑庄公，用了这个「克」字，就是后世所说的《春秋》笔法。也就是说文人运笔如刀，所以又有「刀笔」的说法，轻轻一字就把郑庄公的千古罪名定下来了。

再回到本文，看孟子对于「强战」的批评。「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说，不行仁政而富尚且要被孔子摒弃，更何况这种不讲公理、恃兵力而侵略别人土地的不义之战。结果，一场战争下来，不论是要攻取一块土地，或是攻占一座城池，总是横尸遍野。

这样侵略的战争所付出的代价，以历史的眼光、人道的眼光来衡量，就实在太大太大了。所以孟子批评说，这种为了占有别人土地所采用的战争手段，等于在吃人肉。如果以军事哲学、政治哲学立场而言，纵然判他为战犯，予以处死，都还是太轻了，「罪不容于死」，死不足抵他的罪。在这种战争中所死的人，也都是人家十月怀胎、三年辛苦哺乳的儿女，却为了他一人的私欲而牺牲了，造成了多少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惨痛悲剧。所以这样的领导人所犯下的罪是不容于死——一条命所抵偿不了的。

有人引用这类观点，认为孔、孟是反战的。其实不然。孔子写《春秋》，自某一角度看也等于写了一部军事哲学。孔、孟的主张，战或不战应该依实际情况来决定。为正义道德，可以战；为侵略他人的「强战」，则不可以。

非战思想

接下来孟子说：「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这几句话，是我国儒家、道家的传统思想，也是军事哲学的最高原则，等于我们文化最高的一个律法。

所谓「善战者服上刑」，善战就是好战；但何谓「服上刑」呢？自古迄今，最重的刑罚是死刑，而前面又说了「罪不容于死」，所以「上刑」者，除死刑之外，还受上天之刑，受果报、人世间看不见的责罚。

所谓「连诸侯」，是用政治外交手段加强自己的势力，讲究权术，罔顾仁义，也是罪过，属于次等的刑罚。

第三种受罚的是「辟草莱、任土地」，就是用手段侵占土地，像偷偷把国界的界地碑石移拓出去。虽然说是由自己辛辛苦苦开拓土地出来的，但终究是不道德的。譬如有些到山上去盗垦的人，明知土地有主，但不经过合理合法的租赁或购买手续，也不先征得土地所有人的同意，就在那里盖一间房子，先开垦出来。等到被土地所有人发现，再打官司，几年官司打下来，七搞八搞，土地还是弄到了手，这就是「辟草莱、任土地」。其实国家与国家之间，过去乃至现在，类似这种的事例都很多。例如现代的苏联（按：苏联解体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和印度，都和我国有所谓国界问题的争执，就是他们用「辟草莱、任土地」的手段而强占了我国的疆土。

当战国的时候，国与国之间除了军事战争之外，还有层出不穷的外交战、政治战、心理战。有些以鲸吞，有些则慢慢对邻国蚕食。总之，都是无所不用其极地扩张自己的势力。这些行为，在孔、孟眼中，都认为不是人君之道，不是大丈夫所应为的。

如果以「非战」的立场来看这段《孟子》，发挥起来，后世这类的思想就很多了，见诸文学作品上的，例如唐人诗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是人人皆知的名句。又如：

泽国河山若战图 生民何计乐樵苏

凭君莫问封侯事 一将功成万骨枯

这也是唐代有名非战的诗，也可以说包含了非常浓厚的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又如现代名人易君左的父亲易实甫老先生，是清末民初的大家，也有两句脍炙人口的名句：「江山只合生名士，莫遣英雄作帝王」。意思是说，天地间最好多生些洒脱的旷达之士，千万不要去生些逐鹿中原的豪杰英雄。这也可以说是孔、孟非战思想的另一种表达。像这一类思想的文学作品，历代以来都很多。

现在我们看出来，孟子在《离娄》这一篇中说出了他的道理。对于当时的那些诸侯们，他是如此的不同意，因此尽管诸侯们那样诚恳请他，他都不肯干，他的着眼点不外乎此。

哲学相法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了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

这里一个高潮来了，也是孟子看尽了各国的王、侯、将、相各式人等所作的结论。在文字上，这段书非常明白，不必多作解释。

孟子是说，观察一个人，只要看他的眼神就八九不离十地了解他了，因为眼神非常清楚地反映了人的心理状态。大家都知道，傲慢的人和人谈话时，他的眼睛总是向上看；而眼睛老是往下看的人，往往是在打鬼主意。当小偷的人，走在路上，眼睛就斜向两边瞟，心中在想：什么东西可以偷？这是由眼神观人的几个简单原则，一般人大致都懂的。所以最能反映人的思想状态的就是眼神，想逃也逃不掉的。当然，详细地说也不容易，眼睛大，大到什么程度？小，又小到什么程度？眼神亮的，又亮到什么程度？有些人没有眼神，但是，没有眼神的也可能是第一等的好相，那叫做「神不外露」，他心中是喜是怒都看不出来。这样的人，更难捉摸。总之，眼神对于看一个人的性格、品德，非常重要。一个人内在的思想如何，大体可以从他的眼神中看出来。

当然，现在戴眼镜的人那么多，把眼睛罩了起来，要透过一层玻璃来看，就更难看得出了。现在我们要研究，孟子为什么突然在这里挂起「哲学看相」的招牌，谈起相法来了？这是很妙的事。

孟子一路下来谈的都是大道理，在这里他为什么说到眼神的事情？而且说得蛮有道理。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个道理。我国有一部道书《阴符经》，是道家一本很古老的经典。其中有两句话：「机在目，机在心」，人类精神思想的关键就在眼睛。当然总的开关、枢纽是在心。

大自然的现象，阳气旺的时候就是晴天，日月光明普照大地；如果阴气重，则是阴雨，而日月都昏暗了。在人的身上，不论善念、恶念，只要他心里念头一动，虽然还没有采取行动，他的眼神中就显露出来了。如果是个大的好念头，他的眼神特别好，特别清明；如果心里有鬼主意、歪念头，那么他的眼神就呈现出黯浊闪烁的现象。

我常对年轻朋友们提到两句老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以广益知识，增加人生经验；除此之外，我认为还要加上一句：「交万个友」。朋友交多了以后，对于一个人的思想、个性、品德、性向等，不必做心理测验，一望而知。眼神的确与心理、思想有极密切的关系，再配合看相的原则，就很清楚了。看相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只是人类一种生活的体验，根据此一长远累积的经验，对于一个人的过去，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都可以从形貌、举止、神态上看得清清楚楚。

还有，在诊断疾病上也可以了解人的心态。现在生病了，花钱到医院去检查，还要经过几天，用许多仪器、药物，以物理的、化学的各种方法检查才查得出来。我们过去不是这样，我国古代的医学，只要把个脉，再看看人的眼睛，对五脏六腑中何处有疾病，立刻就诊断得出来。至于古代的兽医就更妙了，拉着牛、马的耳朵一看，就知道生了什么病。这是我国过去的医学，现在是否有人能够这样诊断就不知道了。不过已经有耳诊，从病人的耳朵上诊断出疾病来。

眼神的确有许多作用，这也就是所谓「机在目，机在心」。

孟子的这一段话，当然是他学生记载下来的，是实在的。至于他为什么讲这一段话，我们无法考据，只能推理研究，估计他是有所感而发的，大概不是对齐宣王说的，也不是对梁惠王说的，可能是对梁惠王的儿子说的。在《梁惠王》上章中就有记载，当梁惠王死后，他的儿子梁襄王上台，孟子只好离开魏国了。因为他看了梁襄王后，出来曾经对人说过一句话：「望之不似人君」，看他的样子不像一个国家领导人。至于如何不像呢？大概孟子看了他的相，认为他的眼神不够。

宦情不厌少低头

再从另一方面来看，孟子在这里说到看相、看一个人的眼神的道理，我们可以借用佛家禅宗的道理再做一点发挥。禅宗有一个术语「见地」，所谓见地，前面我们曾经引用过元人的两句诗：「世事正须高着眼，宦情不厌少低头」。这就是说，世界上的事情，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种环境，有头脑、有智慧的人都不会被现实所困。因为透过现实可以看到未来，透过一点而看到整体。这就是人世间应有的「见地」——「世事正须高着眼」。

下一句诗「宦情不厌少低头」，对于正在求学的青年人来说，暂时没有必要；如果将来到社会上做事，尤其是做官，则不妨参考参考。不过，做事、做官太讲骨气的话，甚至桀骜不驯，那就不太好了，有时候需要稍稍低头时，不妨稍稍低头，只要不是做坏事，没有关系，自然可以受益。

有一个大家很熟悉的故事：清朝统治中国，有他的一套办法。当时各省的行政首长称为巡抚，只能管行政，不得管军事；管理军事的，则是军门提督。而这文武两位首长，也一定一个是汉人，另一个是满人。如果要调动部队用兵时，必须要两个人会同签署盖印，以收到相互制衡的效果；同时也牵制地方将领，不能造反。

在距今一百多年前，太平天国起来的时候，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等为国家招兵、练兵、作战，处处要钱，但是筹饷、调兵在当时那种制度之下，处处受牵制，弄得非常为难。后来曾国藩他们终于成功了，其中关键所在就是一个年轻的胡林翼，器量大、有见地，发挥了作用，克服了困难。

当时湖广的总督是一个满人，姓官名文。有一次，官文的一个姨太太做寿。在清朝的官场中，姨太太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位，但这一个做生日的姨太太是官文所宠爱的。这一天大家只知道总督府中有个姨太太做寿，可不知道是第几位姨太太的生日。但总督以下的大小官员，都坐轿子到总督府拜寿了。

据说，曾国藩觉得大家都去了，自己不去也不好，于是也坐轿子去了。到了总督府一问，乃是排行第五的一个年轻小姑娘生日，曾国藩心想，何必去献这个媚，于是上轿走了。在他正要离开的时候，刚好胡林翼也来了。在当时，胡林翼的地位高于曾国藩、左宗棠，他们都还要靠胡林翼栽培。

于是胡林翼问，前面那顶轿子到了门口又不进去，到底是谁？下面的人告诉他，是曾国藩。胡林翼听了以后，连声赞好，说这是读书人，有气节，不低头。

可是胡林翼自己问到是官文的五姨太做生日，仍然递上名片，要进去拜寿。那时的阶级观念非常重，这一来，那位五姨太太听说胡林翼如此大官要来向自己拜寿，当然高兴得很，简直是受宠若惊；但顾于礼法，一再恳辞，不敢承当，而胡林翼更是要当面行礼。拜寿之后，官文的五姨太太万分感谢，问胡林翼可不可以第二天去回拜，见见胡林翼的老太太。胡也就爽快地答应，说：「好好！夫人请明天移莲驾来舍下」，请她明天去看胡太夫人。他也不管她是第几姨太太，干脆就称起夫人来了。

胡林翼回去后，就对母亲说明，请老太太帮一个忙。胡老太太也很高明，第二天官文这位五姨太来回拜时，老太太对她表现得十分体恤、疼爱。这位小女人就对胡老太太说：「我出身很苦啊！不知道您老人家肯不肯认我做干女儿」，老太太当然立刻认下了这个干女儿。

从此以后好了，胡林翼要调兵就调兵；甚至请调兵的公文还没有到达总督府，五姨太太就已经在催促官文：「胡大哥要你出兵，你还拖拖拉拉不出兵啊」。要钱当然就给钱，这就叫做「宦情不厌少低头」。做官有时候是要低头的，像曾国藩那样翘头翘脑，事情可就难办了，要钱没钱，要兵没兵，只好找胡林翼。胡要他去找那位干妹妹五姨太，红包一送，就行了。

但是胡林翼的目的并不是为私，而是为国家天下。如果为私就糟了，为国家天下则无话可说。这就是「世事正须高着眼，宦情不厌少低头」。

年轻人如果将来说孟子，可也不要说得太过了，太过了也不行，要恰到好处，那眼睛就得放亮一点，这也就是孟子说到眼神而引申出来的结论。读下面的《孟子》，也要眼睛放亮一点，才能够一节一节地连贯起来。

思过黑鹰

恭俭之道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侮夺人之君，惟恐不顺焉，恶得为恭俭？恭俭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

这些都是中国文化从《礼记》上几千年下来的教条，也可以从《书经》上看到，尧、舜、禹、汤他们都是恭俭之君。在古书上几个好皇帝，真的都是如此。

什么是「恭」？我们现在看到，哈个腰，驼个背，作个揖；或者和日本人一样，行一个九十度的礼，就认为是恭。事实上这些姿态都是外在的恭，不是真正的恭。作为一个人，能够不欺骗任何人，处处为人设想，也是孟子前面所说的至诚，这才是真正的恭。

什么是「俭」？从文字上看，依文释义，一个钱不花，口渴了连汽水也舍不得喝，棒冰都舍不得吃，似乎是俭了；其实错了，这些是狭义的俭。「俭者不夺人」，俭的德性应该更扩而充之，我舍不得的，想到别人也舍不得。譬如说，我口干了，正需要喝一杯茶，可是不舍得买，看见别人这里有一杯茶，认为这样正好，自己不必花钱，就拿来喝了。像这样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侵犯别人，就是「夺人」，不是俭。

真正的俭是，我要自由，想到他也要自由；我的自由绝不妨碍别人的自由。当我要满足我的需要时，如果妨碍了别人的需要，为了顾及他人，自己的这个需要就必须牺牲才对。这才是真正的俭。即使出来当一个老板，开一间工厂，对下面也要厚道，也要恭俭，不能只想要赚钱而节省。你办厂，你要赚钱，也应该想到人家在那里辛苦做工，也是要赚钱。大家都需要钱，要讲一个公道，彼此顾及对方，能够让步，这才是真正的俭。

在中国文化来说，一个政治领导人，如果欺骗别人，只想侵略别人，从别人那里得到好处，唯恐人家不服从他，而要人家拼命，这就不对了。孟子说，像这样的居心，尽管满口仁义道德，表现出礼贤下士的风度，哪里能算是恭俭的人呢？！不论恭敬、俭约，乃至其他德性，都要配合实际的作为，有处处为人设想的居心才是。光在嘴巴上说说，或者表面上做做，是不相干的。譬如说，老远看见人就满脸堆上笑容说：「啊！你好！好久不见了，你没有吃饭？转弯的地方有卖面的。」尽管如此客气，对于恭、俭两种德性是没有实际作用的。声音笑貌是靠不住的，那是表面功夫，而应该以诚恳待人。一个单位主管不问部下是两人、三人，或百人、千人、万人，都要以诚恳相待。光是好听的话，好看的笑容，那是假的。

《孟子》怎么凭空又来了这么一段呢？如果我们把上面读过的《孟子》回想、联贯一下，就可豁然贯通了。从这段话的内容来看，大概是孟老夫子的学生们或者其他人对孟子的行径提出疑问。既然出来辛辛苦苦像跑江湖郎中似的游说诸侯，一心一意要帮他们施行仁政，而诸侯们对他也不错，一会儿送他钱，一会儿封他客卿，一会儿又要请他主持教化，但孟子却都不中意，不肯好好在一个地方待下去。这是什么原因呢？

当然，主要原因是他看出当时几个有影响力的诸侯没有一个肯彻底施行仁政的，道不同当然就不可以为谋。再其次，他这里又说出一个理由，当时那些诸侯们尽管对他打恭作揖，譬如齐宣王说「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但孟子自知在齐王心目中的地位，再加齐王并无行仁政的见地，久处下去必将受谗言而不欢离去，与其如此，何不在表面上仍然恭敬时就知趣地自动引退呢？

许多人看孟子，都以为他是一个只会吹仁义、卖王道的迂夫子；不管对方爱听不爱听，反正就像山西人拉胡琴似的，自顾自地唱。这实在冤枉了他。这只是从《孟子》文章正面来看，故而有所误解。其实我们只要略微用心，就会发现孟子对人情世故是非常通达的。他抱着悲天悯人的心情，尽其在我地把该说的话都说出来之后，尽管对方表面还很恭敬，甚而封他爵禄，或者拨出教育经费，但他很清楚，是该走的时候了。他绝不恋栈，当然更不会自我陶醉地认为别人很看重他。所以我一再提醒大家，要别具只眼，透过文字的正面推敲它的侧面，更要透视它的背面，去找出它暗示些什么，隐含了些什么。

所以，我绝不是因为讲《孟子》故意替他辩解，诸位不妨看看下一章，恰好就是这章的一个补充说明。

常礼与权变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

孟子曰：「礼也。」

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

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离娄》章到这里，又另起一个高潮，进入另外一个境界。

淳于髡是齐国有名的滑稽大师，「滑」古音读「骨」，现在一般人读「划」，所谓滑稽，现代叫做幽默。历史上有好几位具有滑稽禀赋的大臣，不过在历史的规格中，没有把他们放在「大臣」之列，而把他们别立一格。例如战国时代的淳于髡，他是齐国的赘婿，就是入赘女家的女婿。在古代，人们对赘婿是不大看得起的。可是这个淳于髡，自齐威王时代就在宫廷中供职，继而在齐宣王、齐愍王的时代，一直做了三代的官。君王都离不开他，因为君王看到他就会发笑，感到愉快。

他对于君王的责备，不像一般大臣的直言，说得君王很不是味道，他从不来这一套。他如果要向君王进言，差不多都先说上一段笑话，引得君王哈哈一笑，而在他的笑话中，往往含有深意。当君王哈哈一笑之后，发现了他所说的笑话有严肃一面的含义，并且确有道理，就因而改变了主意，原来要杀的人，也不杀了。所以君王生气要杀人的时候，只有找他，只要不是罪大恶极的，他总有办法说到君王不杀此人为止。

历史上有好几个这样的人，例如汉武帝，是一个非常威严的人，可是他遇到东方朔，则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每当汉武帝大发雷霆要杀人的时候，大家没有办法，只好找东方朔去。东方朔到了汉武帝面前，先不说正题，而东说西说的，像济癫和尚一样，装癫卖傻地扯一些笑话，然后就没有事了。

例如有一次，汉武帝请大臣们吃饭，那是一次非常严肃而隆重的宴会。汉武帝是喜欢用兵的，他这次请吃饭，等于一次重要的御前会议，又要下达命令去攻击邻国了。可是正在吃饭的时候，东方朔割了一块肉下来，偷偷放到自己的袍袖里去了。虽说是偷偷地，可是他又故意让汉武帝看到。于是，汉武帝说：你怎么搞的？也不找一张油纸包起来，这样不是把袍袖弄油污了吗？你割一块肉放到袍袖中，是为了什么呢？东方朔说：我内人就喜欢吃这种肉，尤其没有吃过宫廷中烹调得如此好的肉，所以我带一块回去，给我内人吃。汉武帝听了哈哈大笑，然后说：你怎么不早说呢？何必这样干？叫御厨多做一桌，送到你家里就是了嘛！

东方朔在汉武帝面前，常干这一类的事情。难道东方朔的太太真的喜欢吃这样的肉吗？他又真的这样怕太太吗？反正，他是逗得汉武帝开心了，然后，顺着这笑话的含义，劝汉武帝不必出兵去攻击邻国。于是汉武帝把他所说严肃一面的道理也听进去了，认为他说得对，就不出兵了。

淳于髡也是这样的人，现代人的新名词叫「幽默」。淳于髡可称得上是幽默祖师爷，当时，他可是齐宣王面前的红人。假如那时也有大学，年轻人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只要能找到淳于髡，就有办法了。他只要在齐宣王面前说一声，问题就解决了。

淳于髡与孟老夫子当然很熟识。淳于髡有一天去看孟老夫子，他的滑稽作风来了，对孟子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与」。中国古代的礼仪是很严谨的，男女间的界限很严，即使是兄弟姊妹，到了八岁以上，就男女分开，不能同席，更不能同睡在一个房间里。姐姐如果拿一个东西给弟弟，也只能把东西放在桌子上，弟弟再从桌子上把东西拿去，不能亲手递接。不像现在的青年男女们，走在街上就像以前被绑去杀头的罪犯一样的五花大绑，男女揽腰、搭背、挽胳膊那副样子，所以我叫它「五花大绑」。

孟子答复说：男女授受不亲，这当然是古代传统的礼仪规范啊！淳于髡说：那么，嫂嫂掉到河里去，做小叔子的是不是可以伸手去把嫂子拉出来呢？孟子说：嫂嫂掉到河里去了，小叔当然应该伸手把她拉上岸来；别说是用手拉她，如果必要，纵然是抱住嫂嫂的身子，也应当把她从水里抱上岸来。如果不去把嫂嫂救上来，那还是人吗？简直是禽兽了。所以孟子说：男女授受不亲是常礼；把掉下河的嫂嫂拉上来，这是权变，不是常礼。在灾变急难的时候，就不能死守常礼，要从权宜，溺水如此，其他也一样。在登山的时候，如果一位小姐身处危崖将掉下去，而你说要守礼，不敢去拉她，这样的守礼，等于见死不救，太残忍了。所以这时要权宜、权变，也就是采取最适宜的变通措施。

孟子正面答复了他，可是，淳于髡就是淳于髡，原来他把问题转了一个大弯。因为孟子是尊孔的，他先用有关古礼的问题，套出了孟子「从权」的这句话，于是正题来了。他说：现在全天下的人，都陷溺在苦海里，你怎么不伸手去拉一把？他希望孟子出来救世，希望他能从权变通，即使齐王对他不怎么尊重，一般权臣对他也不大以为然，但是百姓处在水深火热的危急苦难中，他就不应该死守个人的风格操守，不妨委屈求全，以天下百姓为念。所以不管齐王给他什么职位，都该接受，然后想办法施展他的抱负。

这一段大概是孟子辞了齐卿的位子，准备回家去的时候，淳于髡着急了，跑来看他，希望能有转圜的余地。从这里，我们又可见淳于髡不止是个会逗笑的大臣，也不止是替人说话的好好先生，他的确是有识之士，有心之士。同时他也善于察言观色，他了解孟子和齐王之间的微妙心理，所以他就在这一点上制造一个风趣的问题来做开场白，想让孟子回心转意。

而孟子对淳于髡呢，当然也是相当看重。我们从孟子的答话就可看出。在《公孙丑》下篇中，曾经也有人为了孟子要离开齐国而去挽留的，结果我们这位孟老夫子「不应，隐几而卧」。在被责难之下，孟子又很坦率地对此人举例解说，最后结论直言「子为长者虑，而不及子思，子绝长者乎？长者绝子乎？」

但是他对淳于髡则不然，可以说是棋逢对手，快人快语地就点出关键所在。短短几句话中，不但巧用了逻辑辩证之妙，同时一语双关地道出内心的沈痛，以及整个局面的不可为。因为那个局面是只手难以回天、中流无法砥柱的。

孟子说：你说得对，天下的人固然全都陷在战乱的苦海中，但是，「天下溺，援之以道」，天下人的苦难，是要以文化道德配合政治基础才能挽救回来的。嫂嫂一个人掉下河里去了，可以不必用文化道德、政治基础去拉她，只要伸出手去拉她起来就好了。你老兄来做说客，希望说动我，那么我伸出一只手去，就能够挽回天下人类的劫运吗？挽不回来的呀！

我们曾经说到两句古人的诗：「莫言利涉因风便，始信中流立足难」，挽回劫运，这个志向是对的，但不是个人的力量可以做到，需要整个的文化力量去挽回的。常看到人们说「中流砥柱」，这个形容词很好，可是「砥」不了的。不要说整个时代的巨潮大浪，就拿台湾桃园的石门水库来说，放水的时候，你在水道上站站看，别说砥柱，到时候冲到哪里都不知道了，如果小命还活着，那真是老天保佑。

所以正如这两句诗说的，一个人的人生，要中流立足，在时代中不摇不曳，不随社会风气转变，在时代潮流中站得住，那是硬要建立一种风格，那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至于说要藉一个人的力量，挽回那个时代，究竟又有谁真的能够做到？我们看看孔子和孟子两位老夫子，他们又挽回了当时的什么？所以孟子答复淳于髡，说他的话不合逻辑，救天下不同于救掉到河里的嫂嫂，这是两回事。

说得更清楚点，要挽回时代，文化思想的精神建设是第一件重要的工作。时代精神虽然是看不见的，但却是最重要的。

至于孟子这句答话的另外一重言外之意，则是说齐王对我个人的尊重与否，还是小事；主要的是齐王没有仁政王道的见地，而当政的权臣们又都各管己利。像这样的政治环境，怎么可能施行仁政？！齐国如此，其他诸侯国也差不多。如此天下，你叫我从哪里插手，又在哪里立足呢？

你们看，孟子多会说话！短短几个字，包含了这么多的意思。所以年轻同学们注意，不要以为孟子总是啰啰唆唆地讲上一大串，好像明明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怎么到他嘴里，就啰唆个好半天。他这是和孔子一样的「因才施教」，碰到了头脑不够的君主，或者反应迟钝的学生们，他就不得不尽量说详细一点。如今碰到慧黠的淳于髡，他当然乐得来一招类似禅宗大师们的机锋转语，也就是一语多关地答复了淳于髡。

说到这里，必须作个补充声明，我上课总是啰里啰唆地扯上一大堆，那是我自己爱说话，并不是认为诸位不高明啊。

儿女的教育

公孙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孟子曰：「势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则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则恶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

孟子的学生公孙丑有一天问老师：依照古礼，父亲不自己教儿女，这是什么道理？青年朋友们要注意，将来自己有了儿女时，要怎样教育他们才比较妥当？儿女不由自己教，交给谁去教？

有一位现代名人，很有钱，也颇有地位，只可惜脑子有点胡涂。他有一个儿子，大概也和他父亲一样胡涂。不久前这位阔佬告诉朋友，他的儿子不见了，到哪里也不知道。可是另一位朋友，后来因事到一所孤儿院中，看到一名院童，长得特别清秀，很面善，不像一般的院童。问到院方，得悉是一个不知来处的孤儿。问他家住哪里，爸爸妈妈叫什么，他都不知道。这位朋友一听，马上想起那位朋友走失的孩子，于是上前询问他的姓名家世，父亲是否某公司董事长某某。这孩子在询问之下，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姓名身世，于是才由这位友人通知这位现代名人，将儿子认领回家。世界上就有如此的父子，顺便想到，说来供大家一笑。

依照古礼，父亲不教自己的儿女；但是为了子女日后的立身处世，社会上有些坏事情是应该让儿女知道的。反观我们中国的父母们，有几个敢把社会上的坏事，或者某些人的丑事叫儿女了解？从前我有一个朋友就很难得，对于烟、酒、嫖、赌等不良嗜好，都带儿女去看。可不是由自己带，而是转托朋友带他的儿女到这些场合去，好让他们认清楚什么是坏事，对自己有害无益的都不能做。这是教育的一种方法。

现在的年轻人真可怜！家长们拼命要他们读课本，不许看小说，结果读得一个个呆头呆脑，念到大学、研究所都毕业了，而对于人情世故一点都不懂。所以我常常鼓励他们看小说，我对自己的孩子也是如此，我不喜欢他们读死书，有时候我带着他们看小说，武侠小说、传奇小说，无论什么小说都看。不过他们自己找来的小说要告诉我一声，因为有一部分小说，如果还没有到一定年龄，则不必看，看早了，不见得有好处。小说看多了，会懂得做人，也会通晓人情世故。小说上的那些人，差不多都是假的，而所描写的事情，却往往都是真的，在社会上就真的有那些事情。至于历史上那些人都是真的，但有些事情，你没有经验就无法了解；没有做过大官，就不知道大官的味道，那就只有看小说才能通晓。

孟子在这里说，对儿女的教育，由父母亲自来教，在情势上是行不通的，因为父母望女成凤、望子成龙的心态，正面的教育很难。孩子想看个电视，父母就摆出威严的态度，用命令的口吻禁止；而朋友较为客观、理智，就不至于过分严肃。实际上儿女已经很累了，看一点电视轻松轻松，并不过分。

孟子说：对于子女，我们当然要以正道教导他们。子女如果不听，就「继之以怒」，发脾气了，不是打就是骂，于是反效果出来了。据我所知，许多家庭教育，所得的都是反效果。一些青年男女出了问题，都是家庭教育有问题，而不一定是问题家庭所造成的。父母太方正了，教育出来的儿女多半是死死板板；这样的儿子，再教出来的孙子，就板板死死，更糟糕了。另有一种是反效果，方正、严厉的教育下，激起了叛逆的心性，那就更麻烦了。这样看下来，我非常同意孟子这个观点。

而且在子女的眼中，认为父母教我不可以说谎，而他们自己却一天到晚说谎。像有人要去午睡了，怕被人打扰，于是交代孩子，如果有客人来，就告诉客人说我不在。果然来了客人，孩子便说：爸爸在睡觉，爸爸说告诉客人他不在。像这样的孩子，能责备他吗？他绝对的对，因为他不说谎。为父母的平常也是教孩子不可以说谎，孩子没有说谎，怎么能责怪他呢？

父母不许孩子说谎，而孩子看见父母随时都在说谎，这是一个事实。父母要求孩子要这样那样，而自己所做的又与所教的恰恰相反。像孔子、孟子，常常教别人要守信，而他们自己有时却不守信，这又怎么解释？这就有层次上的差别，程度上的不同。就如刚说过的淳于髡那一节中，「嫂溺援之以手」是可以的。教育也是如此，有时候需要权宜变通，但是子女还小的时候，是不会了解的。

所以教子女正，子女如果不正，就生气责罚他们，子女心里已经不满了。子女再看看父母所做的，正与他们教自己的相反，于是就更愤愤不平了。因此，父子之间的代沟，相互的不满，早在子女幼儿时期就已经播下了种子。所以孝道是很难讲的。父母子女之间，如果有了芥蒂、嫌隙，那就太不幸了。

现在许多青年人都不满现实，其实不止是现在，无论古今中外，青年人都是不满现实的。纵然是最好的时代，一切都上轨道的社会，在青年人的心目中看来，也是不满的、要挑剔的。中年以上的人都曾经走过青年时期，多少可以体会现代青年人的心理；只要从年轻人的一些小动作，就可以看到他们不满现状的心态。例如一堵墙壁，装修得蛮漂亮，他却要画上一条痕迹；一个好好的瓷瓶，他却要用东西去敲敲似乎才过瘾。他们这样做有理由吗？没有理由，这是潜意识的反叛性和破坏性作怪。所以青年人之不满现实，是当然的。作为一个领导人，在教育上、领导方法上，就要懂得这个道理。

古人易子而教，两个互敬的朋友，往往相互教育对方的子女，因为父母有不方便亲教之故。像现在的青年，几乎没有不犯自渎毛病的，但父母们对于这种事都不教，因为不好意思开口。直到最近，教育界才开始正视和讨论有关「性教育」方面。但在有些偏僻的地方，老师们碰到这一部分的教材就避而不谈。

其实在六七十年前，也有这种教育，聪明的父母们就想出变通的办法。其中之一，就是易子而教的原则，由朋友来教；或者用讲故事的方式，引用某些因此受害的现实例子，做启发性、暗示性的诱导。这是为了孩子一生健康所系，不得不教。

“不责善”的真义

孟子所说的「父子之间不责善」这句话，千万要记住。父子之间不可要求过多。这个「责善」的「责」，就是责备求全的意思，「不责善」也就是不要过分求好。例如子女升学，参加联考，为父母的就要采取「考得取最好，考不取也没关系」的态度。现代的学生们，为了应付联考，被老师、家长逼得拼命死背，什么历史、地理，一概死背，「浙江！浙江！福建！福建！」背是背熟了，联考是考取了，结果到了金门他还不知道已经到了福建，也不知道马祖是福建省连江县的一个岛屿。

许多眼前的例子，都证明孟子这句话的道理。但也有许多为人父母者，犯了这个「责善」、过分要求的错误。犯得还很深，这千万要注意。

父子之间如果责善，就会破坏感情，就会有嫌隙。孝道要建立在真感情上才会稳固。父子之间能像好朋友般相处的很少；试看生物界，飞禽也好，走兽也好，子女长大了以后，就各走各的。人为生物之一，本性上也是如此。由此可知，父母对于子女的责任，只是把子女教育成人，使他们能够站得起来，有了自己的前途，父母也就完成教育的责任了。至于子女以后对父母怎样报答，那是子女自己的事情，也不必存什么希望。再见吧！人生本来就是如此的。

孟子为什么推崇舜？舜的家庭状况是「父顽，母嚣，弟傲」。父顽：这个「顽」不是顽皮，是非常固执成见、贪婪，像土匪一样。母嚣：嚣就是泼辣，十足的泼妇。假如有人在她门口弄脏了一点，她可以拿把菜刀，到人家门前骂上十天半月。弟傲：对于父母的坏处，他都遗传了，对哥哥舜，视如眼中钉，常想对付哥哥，是一个现代所谓「太保」型的人物。舜就出自这样的家庭，有这样的父母。

父子之间一责善，问题就大了，这是一方面；在另一方面，万一遇到坏的父母呢？也同样的，子女不可以对父母责善，不可过分要求父母。

这个道理是根据生理学而来。例如一个好人，他的行为绝对是好的，可是这个好人是勉强做的，其实他对人恨透了，想发怒又不敢发，于是许多情绪都压制下去了。这种被压制的愤恨怨气，潜伏在下意识里，遗传给了下一代，于是这孩子将来又凶、又坏、又狠，充分表现了上代内心中坏的一面。至于一个坏人，也有大好心思的时候，他的这一面刚好遗传到子女身上，这个幸运儿将来就会孜孜为善。舜就是这样一个人，再配合他自己的先天禀赋，以及后天努力，于是成为圣人。

总之，父子之间应该不责善，宋明以后的理学家们有一句话，「天下无不是之父母」。我反对这句话！天下确有「不是之父母」。我们现在也为人父母，反问一下，我们样样都对吗？随时都有做错的可能，也有教错的时候。但是，身为儿女的，应该有「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的精神，以之来对待父母。父母有时要宽恕子女，而子女尤其要孝敬、体谅、了解父母，为了孝道，更要设法婉转改变这个「不是」的父母。这样并不是和父母对立，也不是反叛，所以「父子之间不责善」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双方面相互的。

扩而充之，不但父子之间如此，师生之间也是如此，长官部属之间也是如此，都不能责善。过分地要求，终究会发生问题的。明太祖朱元璋，读《孟子》时读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才肯承认孟子是圣人；而我，在读到《孟子》这一节时，最赞成孟子被称为圣人。孟子如此通达人性心理，而处理方法又如此之适当、清楚，真让人拍案叫好。

许多人把孩子宠坏，也是这个道理。由于过分爱护，反而把孩子的身体弄坏了。孩子不经锻炼，则失去了应有的抵抗力，假如所有的孩子都是如此，一旦国家有事，还能够去报国为民吗？这也可以说是父母对孩子「责善」的错误。

这一段话，是公孙丑提出来问孟子的。那么我们要研究了，公孙丑为什么会向孟子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当然不是师生之间吃饱了饭没事做，在这里闲磕牙。闲磕牙的话，也不会把它记录下来传诸后世了。或许是有问题家庭向公孙丑请教，公孙丑没办法作答，只好来请教老师了。

我们要知道，在孟子那个时代，贵族的子弟们非常骄纵，孟子也说「富岁，子弟多赖」。像我们这个时代，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国民富强康乐，而后代子弟，每易堕落。所以看到今天社会的繁荣，不禁为之担心。所谓「多难兴邦」，现代青年要多加警惕，不要一代不如一代。

孟子说：「责善，朋友之道也」，责善是朋友之间的相处之道。我也经常说，中国社会讲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前面的四伦是国家体制、血脉骨肉之间的关系，当然在人伦之列。但最后加上朋友这一伦，是为了什么？有什么理由？其实，朋友这一伦，比前面四伦都更重要。人生有许多事情，上不可以对父母讲，下不可以对妻子、兄弟讲，至于君臣之间，更不敢讲了。如果自己做错了事，或做了坏事，简直没有人可讲可商量的时候，只有在知己朋友之间可谈。所以朋友之道可责善，何以故？中国朋友之道的定义在「规过劝善」，也有「通财之义」，所以师生也包括在朋友这一伦之内。古人写信给学生，每称「友生」，包括了师生、朋友的关系。父子之间若责善，骨肉之间的感情就受到伤害了。所以古人易子而教，自己的子女请别人想办法教才比较好。

曾国藩笔记——《英雄诫子弟》

因为谈到父子之间的教育问题，让我们看看曾国藩介绍的有关父亲教子弟的一则笔记，他搜集得非常好，不需要我们再整理了。他并为这一笔记安了一个题目叫「英雄诫子弟」，内容如下：

古之英雄，意量恢拓，规模宏远，而其训诫子弟，恒有恭、谨、敛、退之象。

刘先主临终敕太子曰：「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西凉李嵩，手令诫诸子：「以为从政者，当审慎赏罚，勿任爱憎，近忠正，远佞谀，勿使左右窃弄威福。毁誉之来，当研核真伪。听讼折狱，必和颜任理，慎勿逆诈亿必，轻加声色，务广咨询，勿自专用。吾莅事五年，虽未能息民，然含垢匿瑕，朝为寇仇，夕委心膂，粗无负于新旧。事任公平，坦然无类，初不容怀有所损益。计近则如不足，经远乃为有余。庶亦无愧前人也。」

宋文帝，以弟江夏王义恭，都督荆湘等八州造军事，为书诫之曰：

「天下艰难，国家事重，虽曰守成，实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营耳！岂可不感寻工业大惧负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滞，其欲必行，意所不存，从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卫青遇士大夫以礼，与小人有恩。西门安于矫性齐美，关羽、张飞，任褊同弊。行已举事，深宜鉴此！苦事异今日，嗣子幼蒙，司徒当周公之事，汝不可不尽抚顺之理。尔时天下安危，决汝二人耳。汝一月自用钱，不可过三十万。若能省此，益美西楚，府舍略所，请究计当，不须改作，目求新异。凡讯狱多决，当时难可逆虑，此实为难。至讯日，虚怀博尽，慎无以喜怒加人。能择善者而从之，美自归已，不可专意自决，以矜独断之明也。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赐，尤应裁量。吾于左右，虽为少恩，如闻外论，不以为非也。以贵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厌，此易达事耳。声乐嬉游，不宜令过，蒱酒渔猎，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又宜数引见佐史，相见不数，则彼我不亲，不亲，无因得尽人情，人情不尽，复何由知众事也。」

数君者，皆雄才大略，有经营四海之志，而其教诫子弟，则约旨卑思，敛抑已甚。

伏波将军马援，亦旷代英杰，而其诫兄子书曰：

「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子孙有此行也。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敬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

此亦谦谨自将，敛其高远之怀，即于卑迩之道。盖不如是，则不足以自致于久大。藏之不密，则放之不准。苏轼诗：「始知真放本精微」，即此义也。

曾国藩说，历史上的英雄们，思想、意境、度量都特别宽大，就是所谓的「意量恢拓」。我觉得现代的家庭、学校，培养这一代的年轻人，特别需要注意这四个字。现代的青年人，差不多都胸襟狭隘、眼光短浅，薪水两万块一月就可以了，如果能够赚钱盖一栋十二层楼，那就更好。他们没有志在天下，也没有志在千秋万世，所以今天的青年看起来大多不可爱。

曾国藩说，古代的英雄，他们虽然自己有那么大的器度，那么高的成就，可是在教育自己的子弟上，却都流露出恭谨、谦退的修养。于是他列举出几位前辈英雄教育子弟的实例来。

刘备病危，在快断气的时候，当着诸葛亮告诉他的儿子阿斗——刘禅，「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他说，你要好好地努力啊！不要因为一件坏事是小的就去做；也不要因为一件好事是小的，而不去做。这是刘备吩咐儿子的话。

有些人往往看见一件东西很可爱，譬如上餐厅时，见到桌上一个搁筷子的竹型小陶器，认为这不值几文钱，没有多大关系，顺手把它带走，这就不对了。

刘备又告诉阿斗：一个人唯有自己有道德才能使人家敬服，你可不要跟我学，我一辈子都不行，我的道德修养还不够，你要好好跟丞相诸葛亮学，你对丞相要像对我一样。所以阿斗称诸葛亮为尚父，二人就是义父义子的名分了。

刘备临死这几句话，是真心话，也很厉害，好像是一根绳子，一下子就把诸葛亮套住了。历史上还有记载，他对儿子说完以后，再对诸葛亮说的一番话，那又更厉害了。他说：「君才十倍曹丕，……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意思是说，你的学问能力，比曹操大儿子曹丕高了十倍，你看着办，我这个孩子，如果能够帮助他站起来，你就帮助他；如果你帮助了他，而他仍然站不起来，那么你就自己干吧！刘备这几句话一出口，诸葛亮立刻跪下去，表明绝无取而代之的意思，自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就是说，你放心地去吧，我绝对不会坐这个皇帝位置，而且我到死为止绝不变心。

这两条绳子把诸葛亮一套，他只好六出祁山了。诸葛亮也的确履行了他的诺言，一直做到死为止。

但话说回来，刘备教他儿子的这段话和他对诸葛亮说的话，也的确都是真话，「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儿子是一块什么料，也非常清楚诸葛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古人说的「知子莫若父」，了解孩子最清楚的是父母。家长对子女做的事，常会处理不当，那是由于他们偏爱、溺爱的结果，父母就被自己的偏爱、溺爱心理蒙蔽了。

刘备教出来的儿子，也是第一流好手，尽管往昔对刘禅有许多责备批评，但我认为，他应该是第一等聪明人。当诸葛亮死后，他一看辅佐无人，已经不可为了，不如投降司马昭，方为上策。当他做了安乐公以后，司马昭还测验过他，问他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不顺心的地方？他立刻说：「此间乐，不思蜀」。历史上依据他这句话，批评他没有出息；事实上，他是第一等的高明，他如果不这样说，性命都会丢掉，所以刘禅到底是刘备的儿子，真有一套。

读历史，要懂得当时的时代、环境，再设身处地地去思考研究，否则就会被历史骗过。如果自己执着一种成见去读历史，就更容易陷于主观的错误，得不到客观的事理与真相。

再从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中，也可以看出刘禅的聪明，他玩弄了这位义父，诸葛亮对他毫无办法。而且他擅于辞令，很会说话，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他「引喻失义」，没有理由的事情，在他嘴里都可以说出一套理由来，而且更用种种的譬喻来说动人，就像淳于髡想用嫂溺的比喻，来说动孟子出来为齐国做事，以拯救天下一样。阿斗说的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非常好听，歪理千条，可以把正理唬住。这是诸葛亮最痛心的事。

读《出师表》，不要只欣赏它的文学价值，不要只看到诸葛亮的忠诚，这不能算是读懂了《出师表》。事实上里面大多是他最痛心的话，诸葛亮等于说，你父亲这样诚恳地把你托付给我，而我也对你付出了这么多的心血，可是你这个干儿子却是如此的不争气，有这么多毛病。

再回到曾国藩的《英雄诫子弟》的本文，他第二个引用西凉李嵩的训子故事。所谓西凉，时代上是三国吴、蜀、魏相继灭亡之后，所谓三国归于晋，由司马家立国为晋。西晋、东晋共有两三百年，天下非常纷乱，成为军阀割据的局面。此一时期，历史上称作「南北朝」，而南方有东晋、宋、齐、梁、陈、隋等所谓六朝。

李嵩便是在西晋与刘（裕）宋之间，在边区西凉称王的。历史上描写他「秉性沉重」，很少说话，看起来很老实，头脑非常聪明，气度宽大，学通经史，并熟兵法。如果以现代的地域文化观念来衡量，或许要奇怪，远在甘肃以外的边区地方，怎么会培养出这样饱学的人才来？要知道，在那个时代，现在文化发达的江苏、浙江、福建等地，还是没有完全开发的地区。中国的文化，是由西北发源，经中原而慢慢发展到东南区域来的。所以在那个时候，西北地区的文化水平还是很高的。

最初，李嵩是在那里做地方行政首长。当天下大乱中央政府失去控制力的时候，他就自己在西凉称王了。李嵩下手令告诫他的好几个儿子当领袖的原则，他在手令中的意思是：一个当领导的人，对于部队的奖励或惩罚，要非常小心谨慎。不可以凭自己的好恶，对所喜欢的人多给奖金，或升他的官；对所讨厌的人，就不重用；这都不是用人之道。要亲近忠正的人，疏远那些唯唯诺诺专拍马屁的小人，不要使左右的人「窃弄威福」。这一点很难做到，因为左右的得力干部，往往在大老板不知不觉间掌握了许多权力。越是精明的领袖，越容易被左右的大臣专权玩弄，这是做领导人要特别注意的。

对于毁誉的处理态度，对于别人批评自己的话，听到时要能做到像不曾听见一样；但并不是胡涂，而是情绪不受影响。对于批评的话，是真是假，有理无理，要心里明白。至于恭维的话，差不多都是靠不住的，所以对于毁誉不要轻易受影响，应该自我反省，去了解这些批评或恭维究竟是真是假。至于听到对其他人的批评或赞许，同样要留心，究竟是真的，还是别有用意，都要辨别清楚才是。

但有时候，甲乙两人本来意见不合，而丙对甲说，「乙某说你很好」，这句话虽然是假的，却可以促进他们之间的和睦，是善意的妄语。反过来，如果老老实实地说「乙某对你有意见」，那事情的发展可就会更坏了。

扩而大之，在处理人事是非的争执，在听取部下双方或多方不同意见时，一定要用客观并且和平的方式处理。比如说，总务非要增加某一设施不可，而会计说没有预算一定不办。这和打官司一样，各有各的理由。身为领导人的，听了双方的意见，到底该办不该办，就非做判断、下决定不可。这时，一定要和颜悦色地来处理这件事。即使某一方面有欺上瞒下，或者犯了什么严重的过失，必须加以处分，但在言辞态度上要尽量和蔼恳切，使对方知道忏悔、改过。甚而听了假话，虽然明知道是假话，也要注意听取，也许其中一两句是真话，同时假话也会反映出真相来。假话如有矛盾，更是找寻真相的线索。所以不可以先有成见，认为说话的人是坏蛋，非判他死刑不可，这就容易冤枉了人。更进一步，能让人尽量说出他想说的话来；在问话或听话时，还要态度轻松，声音温和，每件事务必听取多方面的意见，正反不同的意见，千万不可自认绝顶聪明而独断独行。如果自己想到怎样办就一意孤行地办了，那就不得了。

他继续告诉他的儿子说，他莅事五年——实际上他的从政经验当然不止五年，这是以他自己挂牌称王算起，虽然没有做到使老百姓绝对平安，但「含垢匿瑕」。一个做领导的人，首先就必须做到「含垢」，对于一些脏的事情，不但要包容，甚至要去挑起来；有时冤枉还是替别人承担的，部下错了，宁可让人责备自己。为了培植部下，爱护部下的才具，给他有再努力的机会，领导人就要「含垢」。这种修养可真不容易，谁都爱脸上有光彩，「含垢」则是将灰泥抹到自己的脸上，这就要气度恢弘才能够做到。「匿瑕」就是包容部下的缺点。天下人谁都有缺点，做领导人的，要包容部下的缺点。如对部下人人求全，则将无人可用。

由于李嵩有上述的种种优点，所以他能做到「朝为寇仇，夕委心膂」，这种本事实在难得。尽管早上还是他的死对头，但是在李嵩道德的感化下，到了下午就成为知心的好朋友，什么都可以坦诚相告了。李嵩待人，就有这样的本领，而且不是故意做作，是自然流露，以诚待人，不论新旧，一律公平，坦然无任何区别；既不偏袒，也不会对某方面有所屈抑。

最后他告诫子弟，宽厚处世，在当时看来，好像没什么出息，显不出作用；但是长远下去，定会得到好处。也就是凡事不要计较目前，眼光、胸襟要放远大，学我这样的处世道理去做，将来或许可以接我的位子，这才不至于愧对历史上的先贤了。

曾国藩所引用的第三个例子是宋文帝。前面说过，这个宋，不是唐以后赵匡胤所建立的赵宋，而是南北朝时代的东晋、宋、齐、梁、陈中刘裕所建立的「刘宋」。

在那个时候，佛教已经传入中国，而且很盛行了。刘裕出生以后，父母怕他不能长大成人，送他到庙子，请一位比丘尼抚养，所以他的小名叫「寄奴」，也叫「佛奴」。后来他当了皇帝，继承他王位的是宋文帝，在当时，宋的版图为全国土地的三分之一以上。

宋文帝封他的弟弟义恭为江夏王，就是现在湖北、湖南等地，兼领荆、湘等八州的都督，掌握了这些地方的兵权，等于现代南方的总督。长江两岸几省的军政大权，都在他弟弟的掌握中。

宋文帝写信告诫这位亲弟弟：天下的大事多么艰难，国家的责任又多么的重，我们这个天下，是父亲从艰危中打出来的，我们不过是守现成；可是守现成和创业一样，也是不容易的。将来到底是兴隆或衰败，安稳巩固或危险，都是我们兄弟的作为所决定。你要特别注意体认到父亲留下来的责任如此之重，我们随时都要有戒慎恐惧的心理，努力去做。

他又进一步训他的弟弟说：你的胸襟太狭窄了，性子又急躁，想要做一件事的话，不管有否困难，不管是否行得通，非做不可；结果做到一半，意兴阑珊，不想做了，于是又改变计划。这是最要不得的，对于你这种个性，一定要设法控制。

他又引用历史上的大人物给弟弟做榜样。他说：汉代的卫青，虽然是一位大英雄，身为大元帅，但是他有两个长处，一个是对于知识分子，非常有礼貌，肯向人请教。其次，对于低阶层的人也非常体恤、照顾。

这里再引用西门，因为没有明确名字，不易考证。大概是指战国时的一个名臣西门豹，有关他治西河的故事。原来在黄河口的人有一种迷信，每年要以一对童男童女丢到河里去祭河神，经过西门豹设法，才纠正过来。但是他的个性有些矫枉过正，遇事要做得漂亮，显示给众人看，这就是矫情，并不好。

他又举关羽、张飞两个名将，说他们两人同样是任性褊见，不听别人的意见，要别人都听他们的意见去做，所以后果都不好。

他举了这几个实例后，告诉江夏王，在个人修养以及处理事务上，要以历史上这些人物的优缺点作为借鉴。

他最后举出周公的例子，这是皇帝的手段拿出来了。刘裕的这个儿子，到底不错，所以历史上对他的评价，给了一个「文帝」的谥号。要在政治上有相当成就，学问、修养、为人都不错，才够得上「文帝」的美称。有「文帝」谥号的皇帝，说得好听是很聪明，反面的看法，也可说是蛮有手段的。

他说，假如有一天，情势有了变化，我不幸死了，接帝位的是我的长子，也是你的侄子。但是这孩子年龄还小，什么事都还不懂。到了那个时候，你以司徒，相当于汉代太师的身份去辅助他，就得要像周公辅助周成王一样，凡事依师道、臣道加以辅助。

这是他对江夏王的警告。在古代，皇帝死了，由长子继位，如果长子年幼，就要靠叔父来辅助。但有的叔父就乘这个机会，自己坐到皇帝的位子上去了。历史上这种例子是很多的，所以宋文帝就在这里预先放下这一颗棋子，希望他弟弟将来不要跋扈僭替。一方面也是说，到了那个时候，刘宋的天下是安是危、能不能够延续下去，就要看你们叔侄两个人了。

宋文帝这许多话，等于警告江夏王说，我现在还在观察你，这些毛病你如果改不好，再过几个月，我就要你下来了。下面是兄弟之间说私话了，私生活方面的一些劝告。

他说，你每个月用的钱不要超过三十万，政府的预算虽给了你这么多，假如你能省下一些来更好。你省下的钱，可以为你楚西地方的老百姓做些有益的事。至于你住的房子，已经够漂亮，也够用了，不需要又去改造新的，翻新花样了。

虽然这只是兄弟之间的家信，表面上好像是闲话家常，而所谈的都是重点。可见，在政治上，皇帝仍有许多情报，他对弟弟的劝勉，都是根据情报、针对事实而言的。

接着，他又告诉江夏王说，处理司法案件时，往往会碰到一些疑难重重的案子，实在难以判决。这时候就要格外注意了，开庭的时候一定要心平气和地多听，千万不可以先入为主，认为被告就一定是犯罪的，更不可以嫌烦、动意气而草草断案。

而且不仅是司法的审判，扩而充之，在行政处理方面，开会听取报告的时候，心里都不可先有成见，让别人尽量说出他们的意见，要采纳大家的意见，集思广益。当然也不可以凭自己的情绪下决定，不高兴的时候就杀人，高兴的时候就赦免人。

对于他人的好意见，好的主张，好的计划，就应该照着去做，放弃自己原来并不成熟的构想。这样一来，成功的美誉自然也会落到自己的头上来。不可以凡事一意孤行，只照自己的意思做，不听取他人的意见，而自满自夸，认为自己有独到的见解，比他人高明。这样不但遮断言路，人家也要骂你独cai了。

国家的官位，不可以随便拿来做人情，越是亲近你的人，奖赏起来越要慎重地考虑。

古代常见以国家官位做人情的事，这是不可以的；现在民主时代，也是一样。一个人如果当选以后，要儿子来当秘书，助选有功的人来当科长，这都是不应该的。官位是国家的名器，不是私人口袋里的红包，所以不可以送人。为了自己将来做出好政绩来，也该选贤与能，适才适用。

宋文帝更以自己为例说，我对于左右的人，较少给他们恩惠，外面也因此而批评我，我都听到了，但我以为并没有错。因为我对身边的人和不在身边的人，要一视同仁，不应该因为他们在我身边就常给他们赏赐。

接着，他又说出一番道理，也就是他当皇帝的秘诀，虽然不是什么传统的大道理，可也算是一种道理。因为当时的南北朝，社会非常紊乱，为政就不得不严谨，所以他对当时的那种情境，有他的一套政治哲学。他的理论是，不能以自己的高贵去欺压别人，但是也不能没有威严，所以不可随便。这是很容易懂的事，你应该知道的。

随后他又在私生活上规劝说，为了不随便，所以对于声色娱乐等事，相当于现代的唱歌、跳舞等，偶尔消遣消遣可以，但是不能太过分。至于赌博、酗酒、打猎、钓鱼这些事，你一个身居王位的人是不可以玩的。你平常生活的日用所需也要有一定的限度，不要奢侈浪费，才可以做老百姓的榜样。至于穿奇装异服，收集珍奇的古玩，这类萎靡心志的习气，都不要养成。

他又教育弟弟要多接近部下，约他们吃便饭，聊聊天，而且要「数见」，就是多接见，否则便与部下的距离越来越远；与部下远了就无法知道下面与外面的情形，情况不明瞭，政事就无法处理妥善。

曾国藩引用了这些人的故事以后，提出自己的意见，告诫他的子弟说，像刘备、李嵩、宋文帝他们，都是雄才大略，有经营四海、统一天下大志的人，而他们在教育子弟的时候，却都从最基本的做人处世上说起，谨言慎行，充分流露出谦冲的德性。

又像汉代的伏波将军马援，奉命平交趾，就是现在越南北部一带。当他平乱的时候，写信回来训诫他两个侄子马严、马敦。他的信上说：我希望你们两兄弟在听到别人有什么过错的时候，要像听到人家说你们父母的名字一样，只可以听，而不可以从你们口里说出来。我国文化最重孝道，对父母应有恭敬之心。在礼仪上，面对父母，只能口称爸爸或妈妈；再恭敬一点，还要加上一句「您老人家」。亲热一点，则叫爸或妈。在文字上则要加上「大人」两个字，如「父亲大人」、「母亲大人」。对别人提到自己的父母亲，则要称「家父」、「家母」；父母过世了，也只能称「先父」、「先母」；绝对不可以在任何场合直呼父母的名讳。否则的话，就犯了严重的错误，是为不孝，小则被人批驳、轻视，更严重的，甚至影响事业前途，无人敢与你交往了。所以马援教训侄子们，不可去传播别人的过失，他引用这个比喻，是有非常严重的意义。

他又说：评论别人的好坏，或随意批评国家的法令与行政，都是我最不喜欢的；我宁愿死，也不愿意我马家的子孙有这样的行为。但是你们两兄弟却犯了这个毛病，这是我最不喜欢的。现在，我虽然远在外地，但却记挂着你们，所以又写信回来，对你们说这些话。我并不是啰唆，而是你们都已经长大了，又不在我的身边，该是自主的时候了。我只是像对出嫁的女儿一样，在替她系上佩带、挂上香囊时对她叮咛，再一次将父执的教训详细告诉你们，希望你们终此一生都不要忘记。

于是，他又举出近在京兆的两个名人来做实例说：就像现今正在京兆的山都长龙述（字伯高。据说马援的这封信后来被光武帝刘秀看到，就升龙述当了零陵的太守），对人敦行厚道，处事周密谨慎，从来不说谁对或谁错，立身恭顺，自己知所约束，生活节制而俭朴，清廉公正并有威严。我非常喜欢他，敬重他，希望你们能以他为榜样。

有一个人的作风是另外一型，那是越骑校尉杜季良。他豪情侠骨，急公好义，为人家的忧患而忧愁，因人家高兴之事而快乐；无论是好人或坏人，他都交往做朋友。当他父亲去世的时候，远近好几郡的人都来吊丧，这个人我也很喜欢、很敬重，但是却并不希望你们学他的样子。

两个人同样都是我所敬爱尊重的，为什么我希望你们学这一个而不学另一个呢？因为学龙伯高这种修养，纵然学不到和他一样，也错不到哪里去。而学杜季良就不同了，因为学杜季良的作风，必须具备许多条件，要有财富，又要有武功，或者勉强可以学他。更重要的，要恰到好处，把握得住，不偏倚，也不过分。因为稍一不对，就会出大毛病。打个比方，如果学龙伯高，就像是学雕刻家雕刻一只在云霄的天鹅，纵然雕不好，也还可以像一只野鸭子；而学杜季良学不好的话，那就好比画虎不成反类犬了。

而且杜季良将来的下场会如何，现在还不知道。就目前的情形，有些地方的军官们都不喜欢他，常常初到不久，就有咬牙切齿恨他的样子；而一般人也往往把他的行径当做谈话资料。我虽敬重他，也同时为他捏把冷汗。后来果然有人在汉光武帝面前打报告，说他行为浮滑轻薄，扰乱社会秩序，妖言惑众，结果丢了官。也许马援这封信说过敬重他的话，无形中也帮了他的忙；否则这样的罪名，他连脑袋也可能丢掉的。所以马援不愿他的子孙们学他。

曾国藩最后的结论说，这位马援大将军也是谦虚地约束住自己，把高远的志向蕴藏含蓄在内心之中，而从日常言行上多做修养。因为不这样就不足以成大事。苏轼的诗「始知真放本精微」，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关于「父子之间不责善」所引发的有关于古人训导子弟的文章。

对于「不责善」一词的含义，前面也曾经解说过，并不是教子弟不做善事，而是对子弟不做过分的要求。同时，「不责善」是对双方而言，孩子们也不应该对父母做过分的要求。扩而充之，师生、兄弟、夫妇、朋友之间，也应该相互的不责善，而要适度地包容、体谅。

在《论语·里仁篇》中，孔子的学生子游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就是说，对朋友的劝告，或者要求朋友帮忙，次数太多太过分了，就会疏远。对于领导人，尽管是非常忠诚的劝谏，而当他个性倔强、执拗不听的时候，就不要再多说了，多说反招来屈辱。在古代专制政体下，忠臣往往因而招来杀身之祸。

我们的文化，是佩服赞叹忠臣的。忠臣固然好，但我们不希望每个时代都有忠臣，因为自古的忠臣都是产生在国家动乱、社会不安，乃至于危亡的时代。如岳飞、文天祥，都是这样。从历史的观点看，这是历史的痛苦与悲哀，而我们所希望的，是永远天下太平。同时也希望家庭没有孝子，这句话是说，在一个和睦安乐的好家庭中，永远显示不出孝子来。例如一个贫苦的家庭中，父母抱病无法就医，做儿子的牺牲自己，设法给父母就医，奉养父母，这才显示出他的孝道，所以孝子是这样产生的。

在忠臣、孝子这两个美善名词的背面，包含了多少牺牲、多少辛酸、多少血泪！因此老子也说过：「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这话说得最彻底了，儒道两家可以说是同一个论点。

回到前面所说的古人「易子而教之」的教育方法，可知我国的文化是多么精深博大。现在从大学教育系毕业出来的同学，乃至于在外国得了教育博士的人，谈起教育理论来，道尔顿制、杜威制，这个制，那个制，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好像头头是道；但往往忘记自己的文化宝库中，有如此珍贵的、永恒不变的教育原理。

现代人写学术论文，花上两年时间找资料，有关无关的一起找来，瓜棚搭到柳树上，写下几百万字，煌煌然的一本巨著。可是读了半天，很难看见著作者本身的真知灼见，全是抄来的数据。这怎么叫学术？只能算是记文字的技术罢了。

我们再研究，当时孟子为什么说这些话？是为了答复公孙丑的问题。而公孙丑又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我们知道，当战国期间，齐国是齐宣王当政，后由齐愍王接位。在大梁建都立国的魏国，是梁惠王当政，后由梁襄王接位。在这种政权转移之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悲惨的画面。一个家庭内，父子、兄弟、姊妹之间，在权力、利害的冲突下，就失去了亲情，甚而互相嫉妒、伤害。所以「家贫出孝子，乱世见忠臣」，由这个观点看到的是人性美好面，因为在艰难困苦中，人性的善良面显露了；但是在富贵权势中，却暴露出人性的丑陋面。这是从历史上看人事，所看到的是一种非常妙也非常矛盾的现象。

所以在佛家、道家的心目中，人类都是愚蠢的，做了许多愚蠢的事。这种种的愚蠢构成了历史，以此推论，历史只是许多错误经验的累积而已。

孟子说这一段话，是因为在当时的战国时代，家庭的悲剧太多了，简直不可数计。更早的春秋时代，孔子研究《易经》时，就曾在坤卦的系辞中说：「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这种臣子杀君王、儿子杀父母、兄弟家人互杀的情形，追究原因，不是一朝一夕的突发事件，而是整个历史文化、社会的悲剧，其来龙去脉，早就有了前因，才有这样的后果。一直到孟子这个阶段，也是如此；再到后世，直至如今，还是如此。这是很可悲的。

例如汉高祖，被项羽追得紧迫的时候，他把父亲丢掉了不管。后来在更危急的时候，把儿子也推下车去，减轻重量，才能逃得快。所以英雄人物，无法以常情揣想。也因此，我们正史以外的史书，如历史小说《木皮散客的鼓词》、《杨升庵二十五史弹词》、《桃花扇·哀江南》的词牌等，除了对于历史哲学的批判与感叹，也描绘出人性的可怕。

这种历史背景，在《孟子》这类经书上，不大看得出来。要读《战国策》等史书，其中有关魏、齐等国的历史，才知道当时宫廷中所发生的种种家庭问题。由于这个时代背景，才有公孙丑的这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