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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学长老尼:出生与出家的艰辛

1932年,我十岁五个月的时候,得了童子痨病,就是肺结核,在那个年代是相当不好治的病。我的母亲带我看了好多医生,医生们除了看病之外,都会说出一个大至相同的话:得了这个病是治不好的,迟早都会死,还叫我母亲早一点准备一口棺材。
  但母亲并不把医生的话当真,心中总揣着一线希望能够治好,为我四处求医治病,但真的是无药能治,终日不见好转。无奈之下,母亲只好送我到了汉口清济寺,一方面想尽心竭力地求佛菩萨的神灵,一方面也确实是无医可治,没有办法的办法。可奇怪的是我在寺院住下来后,童子痨却不治而痊愈了。

  出家八十多年来,我常常回忆起自己出家时的种种现象,总认为得了这个病,大概就是我的出家因缘吧。

  我病好了后,就在清济寺住下来了,也打算就在这里出家,还拜了一个师父,但是这个师父当时并没有剃头。

  师父收了八个徒弟,我是最小的。师父没有剃头,没有正式出家,我们八个徒弟也都没剃头。其中二师兄是中年来庙里的,她结婚以后,生了两个儿子,都得病死了,因为这桩事她受了刺激,得了神经病。诊好了一些,她的家人就把她送到庙里来了。毕竟她是得过神经病的人,虽然好了但还是经常发病。

  那时候我只有10岁多,梳头,洗澡都不太会,又曾经生过一场大病,身体比较虚弱,而且特别矮小,师父就要她负责招呼我。二师兄正常的时候,她好我也好;她不正常的时候,就该我受罪。神经病要是发了,想起她的儿子来,就抱着我哭,把我当作她的儿子,又喊又叫;生气的时候,把我当出气筒,有时揪着我打,我吓得直喊直哭,身上常常被她揪青了。

  在清济寺住了几个月后,我拜的那个师父死了。我大姑看我没师父了,又太小了没人照顾,就到清济寺把我领出去,送到汉口六渡桥的栖隐寺,拜了当家德融师父,在栖隐寺我出家了。

  当时的栖隐寺是挂了钟板的丛林,也是武汉市比较有规模的女众寺院,常住挂单的出家师父很多,也经常有人来这里发心出家。凡是来栖隐寺发心出家的人,师父都会接收,一般都会选在菩萨圣诞吉祥日剃度。经常有人来栖隐寺出家,也经常有人剃头,看到别人剃度,我也想剃头,但师父总是不答应为我剃。

  记得我十五的那一年,来栖隐寺好几年了,功课全部学会了,师父还不为我剃度。眼看又到了菩萨的圣诞日,听说又有人要剃度,已经在客堂里交了剃头普佛钱,这一次我心里想跟着别人一起剃。

  晚上我就到师父房间去,求师父想要剃度,见师父已经睡了,就跪在师父的床头,跟师父说:师父慈悲,弟子想出家,成就弟子明天也剃度。师父听我说要剃度,就转过身向里边睡,把背心对着我,不说话。我看师父不说话,心里想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呢?

  师父也不叫我起来,我就只好一直跪在那里。不知跪了多久,师父翻过身来,问我几点钟,我说11点,师父说你这小的孩子想剃度,别做梦!起来回去睡觉,明天早上还要上殿呢……

  我看师父不答应,心里凉了;跪久了的腿趴下来,半天都起不来,好不容易起来后哭着回到房间,倒在床上睡着哭,哭到睡着了还在抽泣。

  同房住的二师兄看到我哭泣着想剃度,就拿出剃刀来跟我剃,叫我莫哭。真的把脑壳后面的头发都剃了,留下前面的头发,不敢剃光。

  就这样我的头被二师兄剃了一半,前边没有剃的头发长,挡着剃了的,不注意的时候,看不到后脑壳剃了的,但走路的时候,有时一跑一跳就露出了后面的光脑壳。有一天不小心被师父看到了,一问这是谁干的?我只好如实的回答说是二师兄。这下可不得了了,连累二师兄挨骂又挨打,师父还要二师兄到大殿去跪香。

  师父非常生气,打了骂了二师兄后,要她把我的头发接起来,说我丢人显眼。没办法,二师兄只好用墨水把我剃了的头皮都涂黑,涂上去的墨水流下来,把我的褂子也染黑了,师父看到后又打她。

  看到二师兄,因为我的事被师父打骂,我吓得躲在远远的地方看、流眼泪,心里好难过,也很可怜她。从此再也不敢跟人说我想剃头的事了。

  但是在我的心中,却是非常非常想剃头,想出家。

  第二年我16岁,终于剃度出家了,想起这件事,真的是因缘不可思议。



  事情是这样的,五台山有一位老和尚,当时有84岁,他发心朝拜峨眉山,从五台山下来路过武汉。那时候太虚大师在武汉弘法,创办的佛教正信会里有很多大居士,商界政界的都有,还有的居士他们自己就是轮船公司的老板。太虚大师要求这些居士们护持佛法,老板们经济比较富裕的,就送一些船票车票给佛教正信会,供养出家人,方便他们去朝拜九华山、峨眉山,不用到车站码头去亲自买票,车票船票都放在正信会。那些上下朝山的出家人都可以到正信会去拿票。

  这位五台山来的老和尚,到了汉口后,想乘船到成都去朝拜峨眉山,听说太虚大师的正信会拿得到票,就来到正信会,船票是拿到了,但要再等三天才能走。

  正信会的居士们非常好,看老和尚84岁的年纪,老人家要在武汉等三天时间才能去朝拜,担心他的吃住,把他送到哪里去呢?

  当然也不敢贸然地请老和尚到哪里去住,首先去问他说,您老人家武汉有熟人吗?老和尚说我在五台山,一个人住了几十年的山洞,在五台山都没有一个熟人,更何况这里,哪里会有熟人呢?

  正信会的居士们对老和尚说,因为轮船来回一趟要一个星期,三天三夜后轮船才能从四川下来,离开船的时间还早,必须等几天。您老人家在这里没有熟人,就要找个地方住几天,

  老和尚说不要紧,我是个住惯了山洞的人,不怕没地方住,我到趸船上坐3天3夜,不就行了吗?

  居士们很慈悲,听老和尚说到趸船上坐3天3夜,心想那肯定不行,这么大的年纪,白天坐还不要紧,万一晚上坐着被江风吹凉了,伤风感冒的,那可就麻烦了。

  居士们就一起商量说,还是住在寺院里方便,而我们寺院跟正信会隔壁,又近又最方便……就这样大家商量了一下,就把老和尚送到我们栖隐寺来了。

  老和尚住在我们栖隐寺的这几天,我的师父要我给他当侍者,说是老和尚有什么需要的,好叫我跑跑腿。

  老和尚看到我跟前跑后的,也蛮高兴,天天告诉我打坐。我师父还叫一些小沙弥尼来跟着老和尚学打坐,几个晚上,老和尚都是打坐,不倒单。

  第二天,老和尚听说汉口唐家墩广讲寺里有一位惟宽老法师道德高尚,修行蛮好,而且还有神通,就想去拜会惟宽老法师,我师父要我陪同老和尚一起去。

  要出门的时候,我身上都没有一件好衣服穿,师父看我穿的破衣服,就说衣服太破了不行,穿出去见不得人,要正信会的居士们拿了一件桃红色旗袍来,要我穿着出门,我一看是个桃红色,马上说我才不穿红衣服哩,红衣服是女孩子穿的。师父说你不也是女孩子吗?我说我是女孩子,但我是要出家的女孩子,我就是不爱穿红色衣服的。师父看我犟着不穿,后来重新选了一件素雅色的旗袍,要我穿著出门陪老和尚到广讲寺去。

  去了唐家墩广讲寺,到客堂去顶礼,才知道那时候惟宽老法师正在闭关,说明了来意后,经护关的侍者通报,就请五台山的老和尚到关房里面去了,他们在关房里,可能谈的很投机,我记得谈话的时间很久才出来。

  陪同老和尚回来的路上,我就把自己想剃度的事情讲给老和尚听。我跟老和尚说说,我欠(想)剃头啊!但师父从来都不让我剃。如果师父真的不给我剃的话,我就跟着去您那个山上,我也去住山洞,我去了跟您做侍者。

  老和尚说我的山洞只能住一个人,你去了我就住不下了。还说你一个女孩子,还带着头发,我是个出家人,带着你住在一起,怎么样也不方便。

  我一个劲的求老和尚,要他把我带去剃度出家。我说你的山洞小,我可以跟您把山洞爬(趴)大一些,只要能剃度,可以出家就好。老和尚看我苦苦哀求,把我前额的头发趴起来看了看说:小姑娘,你可以出家,但不能住山,你不是住山的命,还说你出家了,将来一定要做大事的。

  我说要做什么大事呢?帐子应该很大的吧,昨天我给师父洗帐子,洗一床帐子,挨了三次打。

  第一次挨打,是因为我洗的时候没有打肥皂;

  第二次挨打,是因为打了肥皂,没有透干净,就晒上去,流了肥皂沫子出来,被师父看到了;

  第三次挨打,是因为把账子晒在殿堂前面,有佛菩萨的地方,是一定不应该晒的。

  我问老和尚,我以后要做什么样的大事呢?还有比帐子更大的事吗?我洗一床帐子的事,都做不了,挨了三次打,我不敢相信自己还能做什么大事。

  正好那一天是我师父俗家哥哥的生日,师父家里的人都信佛,做生日祈福,请了法师在武昌莲溪寺讲药师经,我师父也到武昌听经去了。

  我们回到寺院后,师父还没有回来,很多人都围着老和尚听开示。老和尚突然问谁有剃头刀,大家都说没有,但师父的嫂子说今天买了个新剪刀,老和尚就叫她去把剪刀拿来。接着又问说,慈学的师父回来了没?大家说已经晚上十点多钟,师父可能回来了。

  听说师父可能回来了,老和尚叫我说,慈学你去给你师父磕三个头,不说做什么。我心里想到底是要做什么呢?我自己也并不知道,白天里我跟老和尚说欠剃度,是不是我剃头的机会来了呢?

  我们一群人聚集在大殿的右边,师父的房在大殿左边,我绕了一个圈,到了师父房间,在那儿跟师父磕三个头,师父问我为什么磕头?我说老和尚叫我磕的,不知道为什么。

  磕完头起身就回到老和尚这里来,我跪在那儿,老和尚就把我的头发用剪刀剪了,剪得长短不一。还没有完全剪完,我师父来了,看到老和尚这样,没开口问可能心里也明白,老和尚这是想为我剃度,就对老和尚说,我还没打算跟她剃头,又没有钱给她做衣服呀!现今日本人来了,社会很乱,庙里没有收入,经常打饿七,她太小了,饿得直哭,等她以后大一点再剃,看你把头发剪得这样乱,怎么办呢?

  师父又说您想给慈学剃度,先要跟我说一声,哪有晚上剃度的呢?我现在拜普佛也来不及,普佛钱也没有准备……?

  老和尚没等师父说完,就说:什么也不要准备了,因为这个娃前生挡了别人出家,今生剃度出家很难。如果她今天不剃头,今生都不能剃头!12点过了就剃不成的,来不及了,明天拜普佛剃都不行!

  老和尚还说,我给她剃度不要钱!不要钱!剃了就好!

  老和尚不停地说,她前世挡了别人出家的善路,今生出家这么难,一切都是因果啊!

  听老和尚这样一说,我师父不让剃已经不行了,也就再也不作声了。眼看着老和尚硬是在十二点前把我的头剃了,我非常欢喜、非常高兴。

  剃度当天的晚上,我做了一个梦,迷迷糊糊地梦见了一个狗熊,床有多长,狗熊有多长。狗熊往床上来,压住了我的右手,我用左手去推它,不但没有推开,它反倒用口把我的无名指吸进去了,我念南无观音菩萨,念着念着念醒了。

  早上起来以后,我左手的无名指莫名其妙地就破皮流血了,慢慢地腐烂,很长时间脓和血分不清地流。

  几十年了,我这个手指头烂成这个样子,少了半节。

  三天以后,老和尚要走了,我去送老和尚。等船的时候,我把梦的情形讲给老和尚听,又把化脓流血的手指伸给老和尚看,问老和尚说这是什么因果呢?

  老和尚说我前生挡别人出家的善根,结了恶缘,今生来出家,业缘找来了,流脓流血是还报受罪的。

  听了老和尚的话,想起我的剃度因缘,怪不得经历了那么多的艰难都剃不成的,幸亏这位老和尚从五台山来武汉,成就了我剃度的殊胜因缘。

  我总在想,五台山的老和尚,可能就是菩萨特地派来为我剃度的吧!

  我出家以后从小就觉得剃度难、因果狠。长大成人了,每说一句话、做一件事,都从因果上想。

  因果真实不虚啊!
我不能用圣水洗净人的罪业;也不能用手取掉人的身心之苦;
我的悟心也无法移植给别人;只能用真理进行教化使人们自解脱。
               
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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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的冬天,我在汉阳归元寺受了比丘尼菩萨大戒,得戒和尚是当时归元寺的方丈通林老和尚。
  
解放前出家人受戒,比丘和比丘尼都是同堂受戒,那一年一起受戒的共有五百多位戒兄,第一次和这么多的戒兄弟们在一起,上殿过堂,学习生活了一个月,感觉十分新鲜,特别殊胜,格外法喜!在心中留下了一辈子的印象,至今难忘。

  受戒圆满后,离开戒堂,回到栖隐寺。按照佛门的规矩,出了戒堂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向自己的剃度师父顶礼谢戒。但我的师父已经去世了,没有师父接受我谢戒,这个时候我心中好难过,特别的想念师父。

  没有师父,我就对着师父的相片,就当师父还活着,就在眼前一样。按照在戒堂里引礼师父教导的仪轨,首先在师父相前展大具,至诚地向师父顶礼三拜,感谢师父成就我剃度受戒之恩;又在师父相前长跪合掌,恭敬地捧起戒牒,顶在额头上,心中恳切地请师父查验戒牒,许久才站起身来。

  我受戒前后正是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战争的残酷,蔓延到了武汉,人民的生活极度困难,老百姓都处在水深火热当中,饿死冻死,病了没钱诊,死了无人埋的现象很多,沿路有冻死骨,都是真实的事。

  因为老百姓的生活困难,寺院里的生活就更不用说了。当时武汉一些有钱的大居士都跑到重庆躲避战争去了,我师父家里的人一直是护持我们寺院的,但师父去世久了,又遇到抗日战争,师父家里的人也慢慢少了供养,寺院里常常吃了上餐愁下餐,日子一天比一天紧张。

  由于这些内外的因缘,我们栖隐寺的生活,真的到了揭不开锅盖的时候了。没有吃的,当家师父只有叫大家打饿七念佛。日本人投降以后,遇到开不了火的时候,我们栖隐寺也是打饿七念佛。师父们以这样修行的方式应对饥饿,是希望以打饿七念佛,用佛法来安顿身心,转移心中的境界。

  我那个时候还小,不太懂事,一遇到打饿七,几天见不到粮食,感觉太苦、太难熬了。实在忍不住的时候,饿得慌,还饿得哭。记得有一次正在打饿七当中,大众师父们一起念佛,可能是我太饿了,不小心哭出声来。当家师父看到我哭,走过来就打我两巴掌,说我哭动了别人的心念,还嘱咐我说再要哭,就回房间去,在被子里躲藏着哭。有时候实在太饿了,没办法只能喝杯白开水。

  好在这样的生活不是太长,打饿七念佛,会感应到居士送一些粮食来,就可以解七,恢复到平时清淡的生活,一天两餐,至少不会饿肚子。

  旧社会出家人生活很苦。寺院主要的经济来源,是依靠经忏佛事,没有经忏佛事,就没有收入。隔壁的佛教正信会,是太虚大师在武汉创办的居士共修道场,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都打七念佛共修,我们寺院里的师父们常常去那里参加打七,赚一点钱作零用,解决手头上的暂时困难。但这样有钱赚的事,不是每一个人每次都能去参加的,寺院里要排班,轮到谁谁就去,轮到我去我总是特别高兴,有一点钱赚,手头要宽厚些,想买点什么不会发愁。

  我们栖隐寺在汉口繁华的六渡桥,一向经商的人多,汉正街更是生意人多,有钱的人也比较多。栖隐寺的经忏佛事天天都有,七个人一班,不是念经就是拜忏,有时翻排(即做两班佛事),有时晚殿还要再加一堂普佛,总有念不完的经。那时候我二十多岁,年纪轻,身体好,每天念经,声音洪亮,从不嘶哑,跟我同一班念经的其他师父们,都愿意跟我在一个班,因为我念经肯出声音,不怕吃亏。

  在栖隐寺的旁边,有一个殡仪馆,是抗日战争前,太虚大师来武汉弘法,在汉口创建佛教正信会的时候,正信会的第一届会长王森甫负责修建的,汉口的居民去世了都在这里火化。有些佛教徒的亲人眷属去世了,送来这里火化,就会来请我们寺院里的师父们去,在死人跟前念佛诵经,按惯例给寺院一些钱,这一桩事也是栖隐寺的经济来源之一。

  我当时有一件最苦恼、蛮想不通的事:如果遇到当天的佛事是那一位官家的,或是有特殊关系的人家,寺院里派人去念佛诵经,只是结缘,不收钱的,只要类似这样没有钱的事,师父们就会叫上我;有时晚上半夜三更,突然发生的事,无论多晚,睡得好好的,都一定会有人来叫:慈学快起来。听到这叫声要我去,那就一定要起来,去为死人守夜念佛。

  提起这桩事来,我感到最悲惨的有一件事:那是49年的春节,48年腊月三十的晚上,栖隐寺的每一个人都沉浸在过年的喜悦当中,守岁、吃普茶,大家都高高兴兴的。不幸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当家师父派人来叫我,说有佛事,要我去殡仪馆参加念佛诵经。想到要去殡仪馆熬夜,要去守死尸,我心中过年的喜悦一下子冲散了。

  这个死人,是上海的一个大老板,到武汉来收钱的,跟欠钱的人家起了冲突,一时激动脑溢血而去世。因为客死在武汉,没有家可以回,又不能运回上海,只好送到殡仪馆里来停几天。他的家人从上海赶来武汉后,因为有钱,就请我们出家人去念佛诵经。

  那时候我在栖隐寺当维那师。一般初一十五,特别是春节,寺院里都要举行重大的佛事活动。明天既是初一,又是春节,特别重要的一天。

  佛门中所有的佛事活动,都是以维那师为主,今天晚上叫我去熬一个夜,明天凌晨三点早殿的普佛我要做维那,怎么办呢?

  我怕自己熬一夜到时候真的吃不消,误了常住过年普佛的大事,就去跟当家师父说明因为这些原因,我今晚不能去守夜念佛。还没等我说完,她就说不去不行。我说要去念佛,明早普佛谁来领众呢?当家师父说先去念佛,到了上殿的时候再来领众上殿,青年人未必这点苦也不能吃?我说换个人行吗?主要是早殿我要领众上殿做维那,过年的普佛又不能误了。当家师父说,你不去谁去呢?换了别人还不是跟你一样,不想去没理由找个理由来说不能去。

  听当家师父这么一说,我只好带着一肚子的委屈,大年三十的晚上,到殡仪馆去参加守夜念佛。

  我们一共有七个人,到了殡仪馆,分两条长板凳坐下来念佛,实际上就是为死人守尸。我坐的这一条板凳坐三个人,正好旁边有个空位置,还可以再坐一个人。上海大老板家里来了一个儿子,人称三少爷,看我旁边还可以坐下一个人,就坐下来了。刚开始坐下来随着我们一起念佛,念了一会儿,坐不住了就往我身上倒。看他这样,我是个出家人,不习惯他这样,就去推他,他没有防备,也可能是我推的太重了,没想到把他推倒摔到地下去了。

  三少爷爬起来后,心里有点生气,说你们武汉的师姑胆子好大,力气也大,可以推倒我;还说这么封建,我跟你坐一下有什么关系呢?在我们上海,哪个尼姑庵,我都去过,那些师姑都不像你这样,我想坐哪就坐哪,你把我推倒了,这个账看你怎么算?

  哎呀!就跟我扯皮,不依不饶的,闹了半个晚上。

  天亮了,是1949年的正月初一,寺院里来了好多拜年的香客,个个都是欢欢喜喜的,每个人的脸上都有过年的笑容,唯独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想起晚上发生的事,心里好难过。

  按照栖隐寺为殡仪馆守夜念佛的惯例,这一个晚上,上海人应该给我们十块钱,就因为我推倒了他家的三少爷,他们只给五块钱。我一听说只给五块钱,就跑去跟他们评理,找他们要钱。三少爷一看是我来要钱,生气地说,我在你旁边坐一下,有什么关系,你不要我坐,还把我推倒了,想要钱,一分也不给你。

  守了一晚上的夜,没有拿到钱,我们一起守夜念佛的几个师父都着急,一起来帮忙找上海人要钱。最后三少爷说,叫我们7个人跟他一起合影留念后再给钱,我说我们只念经,不照相,他说不照相就不给钱。我听他这样说,就回栖隐寺去,想请当家师父来要钱。

  为死人守了一夜,还念了一晚上的佛,我疲倦了;上海人蛮不讲理,仗势欺人,我很生气;想到出家人,就是这样被人欺负,心里也很难过。

  栖隐寺那时的规矩,熬一个夜念佛的人,常住可以下面条吃,赏劳大家。按人算,一个人二两面,总共有一斤半。但大家都觉得太少了,不够吃,去库房领面条的时候,库房师父本来称好了面,又抓了一点下来。面条实在太少了,大家一看这样,有两个小师父就把常住的包菜偷了一把,洗干净丢到锅里,正要煮好的时候,三少爷来了,他把锅盖一揭开,看了看说,你们武汉的师姑好大的肚子,要吃这么多;又提起昨天晚上的事,说我推倒了他,说我好凶,不像一个出家人……

  看三少爷这样,我怕又惹出祸来,不敢做声。师父们都跟他说,我们七个人为你家念了一晚上的佛,我们都念得口干舌燥,我们都饿了,吃得下去;还说吃饭是我们自己的事,不跟你相干,他一听这话,就说怎么不相干呢?你们刚才不是找我要钱吗?

  说到要钱了,我们心中都不安。这祸是因为我引起的,我只好去跟当家师父顶礼说,上海人不给钱,是因为我们不跟他照相,不敢说把三少爷推到地上去了的事。

  当家师父听了我说守夜没有钱,叫我赶快去找上海人要,我说人家就是不给钱,我要不来,你们大人去要可能要得来的。她听到我说,钱要不来,就打我,打得很厉害。

  我伤心地哭了,从当家师父那里哭泣着跑出来,找到三少爷要钱,说你不给钱,害我挨了打,赶快给念佛守夜的钱给我啊!

  三少爷看我哭了,说给钱可以,应该给你们10块的,你把我推倒了,赔偿我5块,那就给你5块吧,说时掏出5块钱递给我。我当时好生气,心想有钱的人这么蛮横不讲道理,太欺负出家人了……接到5块钱,就愤怒地把钱撕了,一边撕一边说,不要你的臭钱,不要你的臭钱……撕完了把钱丢在地上,转身就跑回栖隐寺,到自己的房间,关上门,大哭了一场。

  上海人真的再也不给钱了,无论当家师父怎么说,他们就是不给钱。三少爷不给钱,还跟当家师父说,你们这个小师父太坏了,胆子好大。我说了给钱,照个相就给钱,有什么关系呢?她说出家人只念经,不照相。如果跟我照了相,我就一定给钱,她不干;我在她身边坐了一下,她不让我坐,把我推倒了,我说你推倒了我,只给5元钱,送到她手上,她不要,还把钱撕了丢到地上,还叫我怎么给钱呢?难道要我给两次钱吗?

  当家师父听上海人这么一说了,钱真的没有了。叫人把我从房间里喊到客堂来,她拿出供桌上清规的香板,在我身上上下打,浑身腿子膀子都打青了。许多师父看她打我,都不敢过来扯,只有老纠察师父,看她那样打我打了好半天,跑来转弯,叫我跪下来求忏悔。当家师父说,不要她忏悔,叫她拿10块钱出来,赔给常住。还说要迁单,赶我离开栖隐寺。

  听到当家师父说这样的话,要赔10块钱给常住,还要迁单。大年初一我能到哪里去呢?

  实在想不起来能到哪里去,没有办法,最后就想到死,心想人总是要死的,死了就了了……啊!我一下子晕倒了。

  等我醒来的时候,客堂里有好多人,我的师叔、师伯们都来转弯求情,叫我跪香求忏悔。

  那样的年代,10块钱我是拿不出来的,在师叔师伯们的帮助下,凑足10块钱,我赔给了常住。

  为了不被迁单,能在栖隐寺留下来,大年初一,我委曲地在大雄宝殿释迦牟尼佛前跪香。跪了很久很久,一双腿跪直了,站起来的时候,都不会走路了。

  跪香的时候,我伤心地哭了。在佛前一边哭一边想,我在栖隐寺出家二十多年了,出家一天到晚以做佛事为主,出家就是靠佛事赚钱混口吃饭。有钱的人那样轻视出家人,欺负出家人,觉得自己做一个应付僧好苦啊……!

  想到这一些,我跪在佛前就发愿:佛啊!您在经中说:出家修行可以解脱生死,可以离苦得乐,我要修行,我要离苦得乐,以后宁坐蒲团饥饿死,不做人间应付僧。

  1949年的春节,我经历了一次生死痛苦的选择,可以说旧社会出家人生活好苦啊!苦不堪言!现在想起来,历历在目,点点在心,几十年来从来都没有忘记过。
我不能用圣水洗净人的罪业;也不能用手取掉人的身心之苦;
我的悟心也无法移植给别人;只能用真理进行教化使人们自解脱。
               
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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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年,也就是1931年,武汉发了大洪水,三镇都被水淹了。

  老百姓在旧社会的生活,基本上是靠天吃饭,所谓是“天养人,人享福;天不养人,人人哭”。武汉三镇的人在这个大天灾面前,一点办法也没有,家家过荒年,人人饿肚子;满街上都是要饭的,街边上、巷子里经常有饿死了的人,无人收尸。

  我家祖辈都是经商的,到了祖父手上经营的时候,生意做得还蛮好的。特别好的时候,武汉三镇都开了店铺,还开了一个工厂。

  我的父亲有兄弟二人,各自成家以后,祖父给他们分了祖业,各自经营养家糊口。我的父亲得到了祖父在汉口开的一个小粮店,这个粮店养活了我们一家人。家里平时的生活比一般人家要过得好一些,经济上也宽裕一些。遇到大天灾,虽然日子过得不是那么好,但比起那些穷苦人家,生活也还算是不错的,起码不用去讨饭。

  我祖父还在武昌开了一个扣子厂,做高压扣子,规模还蛮大的,将近有100台车子。厂里有一百几十号工人,在当时的武汉三镇,要算蛮大的了。

  祖父似乎有一点偏心,比较喜欢我的叔叔,所以把武昌的大扣子厂给了我的叔叔。当然叔叔家里,比我们家要富裕得多,日子过得蛮幸福的。

  叔叔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女儿大我两岁,当时有十二岁了;儿子小我九岁,当时只有一岁。

  因为我祖父喜欢叔叔,当然也就住在叔叔家,跟叔叔一家人一起过生活。祖父偶尔也过江来,到我们家走走,但总是吃餐饭就回去,从来是不过夜的。

  祖父身体很好,闲不住的时候,经常到厂里去走走转转,回到家里还帮叔叔看管一下两个孩子。

  叔叔的厂很大,生意也做得好,算得上是三镇的小富人了,厂里和家里都请了人,帮忙料理一些事务。虽然叔叔家里很富有,我的祖父跟随叔叔一起过,但我父亲每个月还要送钱到叔叔家,说是给祖父的赡养费。父亲说亲兄弟要明算账,养老人各人尽自己的一份心。

  1931年春节,要过年的头两天傍晚的时候,我祖父带着我叔叔的两个孩子,一手牵一个,一手抱一个,突然来到了我家。我母亲看到他们来了蛮高兴,迎上前去说:爹爹!您们回来好,老大这两天叫身上不舒服;要过年了,犟着在粮店里打阳尘,上午还说了的,弄完了干干净净的,准备明天过江去接您,这下您回来了蛮好!蛮好!

  我母亲一边说着话,一边把祖父三人迎进了屋里,招呼祖父坐下来,倒了一杯热开水递上去,发现祖父接开水时,身子直发抖。母亲以为寒冬腊月的,祖父在外面受了风寒,进厨房去弄了个火盆来,放在祖父的身边,但是祖父仍然还是不停地在发抖……

  看到祖父他们来了,又看到祖父不停地发抖,母亲急了,只好到街上粮店里请父亲回来。我父亲回来后,祖父向父亲说出了叔叔家里刚刚发生的事:

  原来我祖父这一辈子赚的钱都交给叔叔了,叔叔拿到祖父的钱后,不断地扩大资本投资,生意做得越来越大,自己管不过来了,就请了朋友来帮忙。有朋友帮忙管理之后,叔叔有时候就指望朋友管,自己有空就去看戏打麻将,只要每天赚的钱都交来,叔叔就放心了。

  因为叔叔家特别有钱,他吃鸦片烟已经好多年了,成天没事就抽。

  有一天来了一个陌生人,到叔叔的厂房,赶着工人们搬家,说这厂房现在他买了。工人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只好来找我的叔叔。

  叔叔来到厂房,对那陌生人说:我家自己的房子,自己的机器,你叫我往哪里搬?

  那陌生人从怀中掏出一张契约说:你得了钱的,为什么还不搬呢?

  陌生人的话把我叔叔问糊涂了,对他说:我得了你什么钱?你要我搬家?

  那陌生人听叔叔这么说,以为他装糊涂、想抵赖,就把契约打开说,你自己好好看看,这里有你的白纸黑字、签名盖章,抵赖得了吗?

  叔叔从陌生人手上接过契约仔细一看,果然跟他说得一点不错,厂房和机器都卖出去了,还有自己的签名和厂里的公章。

  叔叔冷静一想,哦!记起来了,他厂里的公章都是委托朋友管着的呢,就叫手下人去找他的朋友来,想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手下人去找了,整个厂里都找遍了,找不到那个朋友,到最后才晓得:是我的婶娘和叔叔请来帮忙的那个朋友一起合伙卖了机器和厂房,拿了钱后俩人一起走了。

  就这样我叔叔的厂房和机器都没有了,陌生人把我的叔叔也赶了出来。

  一下子厂房和机器没了,婶娘也跟着别人走了,叔叔突然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不知道以后的路怎么走。自己一个人不敢回家,又不知道这事怎样去跟祖父说,害怕说出来后,祖父也跟着受不了,只好托人带信回家,叫祖父和他的两个孩子一起投奔我家,找条活路。

  尽管叔叔不回家说,但祖父还是从家里帮工的人那里知道了厂房机器被卖和婶娘离家出走的事情。看到叔叔家里这样,祖父也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听了叔叔的话,临近年关来到我家……

  我的父亲听祖父讲完这些话后,气得说不出话来,一口鲜血吐了出来。母亲把父亲扶回房间,送到床上躺下去后,父亲就倒下了,再也没有起来。

  到了第五天,也就是大年初三的下午,父亲叫我哥哥到汉口清济寺去。那时清济寺又叫居士林,父亲说要把我已出家多年的大伯(大姑姑)接回来,还说自己不行了,要向大伯交待后事。

  哥哥很快从清济寺接回了大伯。大伯来到父亲床前一看,大吃一惊,做梦也没有想到我父亲病得很重,看上去快不行了,大伯心中好难过。

  父亲看到大伯回来了,心里也很难过,伤心地说:大姑,怎么办啊?我现在睡着不能起床了,我这么多孩子,就靠一个粮店活命。我不行了,要走了,这个粮店只好交给儿子,儿子这么小,身体又弱,怎么照看得住呢?

  父亲还跟大伯说:武昌的厂房和机器都没有了,工人也没有了,二弟的家也没了,丢下老小可怜都没有人来照顾,这两家人怎么办啊?!

  父亲几乎是哭泣着哀求着对大伯说:你能不能帮帮我,念一个不死的经?让我不死,让我活!这个时候,我怎么能死呢?我要活啊!

  父亲还说你帮忙求佛菩萨啊!我要是好了,这两家的担子我一个人扛起来!两家的老小我都带着!你帮我念经吧!你帮我念经吧!求求你啦!

  父亲拉着大伯的手边说边哭,边哭边说:我不能死啊!我不能死!我要一死,这两个家就完了……

  我的大伯法名叫道成,在汉口清济寺出家修行好多年,平常是不回家的。我哥哥去接她回来,她怎么也没有想到是我父亲要死了。

  听到我父亲说的这些话,我大伯心里更加难过。但大伯强忍着心头的痛苦说:你叫我念经,我一定给你念,但是除了我念之外,你自己也要念,要是你自己也念,那效果就更好!

  父亲说我都这样子了,起不了床,下不了地,还能念什么经呢?大伯说你不会念经,你可以念佛,你就念阿弥陀佛吧!起不了床不要紧,你可以躺卧着心里念,只要你能念,诚心地念。念阿弥陀佛,可以保你不死的!念阿弥陀佛可以保你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的大伯说这些话,语气说得好重,说得很肯定。我想大伯是要让我父亲相信佛法,相信阿弥陀佛的力量。

  大伯还叫我父亲以后不要吃荤,家里不要杀生,你只要念佛,好好地念佛,你的病一定就会好的!

  父亲听了大伯说的话,念阿弥陀佛可以保你不死的,念阿弥陀佛可以保你生西方极乐世界,真的就开始念阿弥陀佛。

  大伯还教我父亲念佛怎么念,怎么发愿,怎么回向。大伯回寺院去了后,初三下午开始,父亲就不吃荤了,躺在床上一心念佛。

  我知道那时候父亲念佛,还不是想求生西方,是想求他的病好!快点好!但他念阿弥陀佛,念得非常虔诚,非常恳切,是真心念的。

  我的大伯隔几天就回来一趟,不断地用佛法开导父亲,告诉他念佛的好处,极乐世界的殊胜!要他放下家务牵挂,一心一意好好念佛,好好求愿往生!

  在大伯的劝导下,父亲对念佛生起了信心,对西方极乐世界生起了信心。以后的日子父亲一直都能念佛,日夜不停地念,前后念了十七天。到了正月二十那一天,父亲突然叫我哥哥到床前说:你快去庙里,把大伯接回来,阿弥陀佛要来接我,我要走了……

  等我大伯回来后,父亲把一些事情向大伯一一作了交代,说哪里的人欠了我家的,我家还欠了谁家的……等等。说完该说的话后,父亲对着大伯合掌,口里念着阿弥陀佛就走了,走得很平静,没有痛苦。

  我大伯从庙里回来的时候,带了一把引磬,看我父亲走了,敲着引磬为父亲念佛,还要我们兄弟姐妹们都来念佛。我们都听大伯的话,跟着她一起念佛送父亲。

  我的父亲从生病到死,前后只有二十多天,之前并没有什么大病,主要是为我叔叔家里的事,一时心急受不了造成的。

  但是我的父亲,在生病当中,顾及到两家老小日后没人照料,心里一点也不想死。就是听了我大伯说的话,念阿弥陀佛可以保不死,念阿弥陀佛可以保生西方极乐世界!父亲在一生最后的光阴中,念了十七天的阿弥陀佛,感得了合掌念佛往生,这是非常难得的一桩事。

  我的父亲去世以后,大伯在清济寺里请了许多师父一起来我们家里,为父亲诵经念佛七天。

  父亲在家里停棺七天,第三天的时候,我的舅父从乡下来了。舅父来了,我母亲蛮生气的,嫌他来得太晚了,说亲戚六眷全都来了,你一个大舅爷今天才来,母亲心中特别生气。

  舅舅看我母亲生气,也不好多说什么,只好找了个借口说自己的脚冻了,难得走路,顺便找我母亲要热水烫烫脚。

  我母亲可能是心中有气,给舅舅倒水的时候,不小心就把一瓶刚烧好的开水拿来了,直接往舅舅的脚上倒下去。舅舅没有防备,这一下把舅舅烫休克了。

  等到舅舅醒来以后,奇怪!舅舅说话的时候就变成我父亲讲话的口气了。舅舅讲话主要对我大伯讲,他说:大姑呀,谢谢你!这个家日后还得全靠你啊!谢完了大伯,又给那些请来念佛的师父们合掌作揖,一个劲地说:我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还对着我大伯说:我一生无荤不吃饭,造了无量的杀业,应该是要投胎变牛变马去还债的;但是大姑你叫了念阿弥陀佛,叫我不吃荤,莫杀生!我念阿弥陀佛消了罪业。

  你叫我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可惜我只念了十七天,念得太少了。就是这十七天吃斋念佛的诚恳,我现在只能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边地……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只有十岁,亲身经历这桩事以后,从心底里相信佛法!相信阿弥陀佛!也蛮信任我的大伯了。

  父亲去世以后,我十岁五个月的时候,大伯介绍我到她住的汉口清济寺出家了。

  我出家以后,对佛法有了真实的信心和认识,特别是对净土念佛法门有真实的信心和认识,就是从我父亲念佛往生的这一桩事上产生的。应该感恩我的父亲,示现病苦,示现念佛往生!

  我父亲能念佛往生,这说明了要往生呀,只要你虔诚地念佛,恳切地念佛,一定能实现的。也说明了净土念佛是方便法门,真的是万修万人去!只要能够念佛,只要能够发愿往生,就一定会有成就的!阿弥陀佛也一定会来接引念佛人的!
我不能用圣水洗净人的罪业;也不能用手取掉人的身心之苦;
我的悟心也无法移植给别人;只能用真理进行教化使人们自解脱。
               
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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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姓章,是孝感人,因旧社会的习俗,在很小的时候跟我父亲订了娃娃亲,16岁就随娘家的姑姑嫁到我父亲的林家来,等于是母亲娘家的亲姑姑,就是她的婆婆。
  
母亲小时候,她的父母对她家教很严,叫她站着那是不敢坐着的;她的母亲和姑姑们教她学着做针线活,纳鞋底,做鞋帮,母亲样样都会。

  母亲随姑而嫁,亲上结亲,情理中应该是要比一般人享受一些的,事实上嫁到林家,祖父的家族属于大户人家,在汉口做生意有钱,财大气粗,家法也狠,母亲一生并没有享受几多。

  婆婆虽然是亲姑姑,在世俗人眼里,媳妇是娘家的亲侄女,一定会对她特别好,但这个好待遇,母亲不仅没有得到,反倒是吃尽了苦头。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因为旧社会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的观念带来的结果。

  母亲一共生了十三个孩子,我的头上有八个哥哥,因种种原因不幸相继夭折了七个,有一个弟弟也夭折了,剩下唯一的一个哥哥,是奶奶最喜欢的孙子,林家的掌上明珠。

  三个姐姐,因为是女孩,旧社会的人都觉得,女孩子总是要嫁出去的,终究是别人家的人,奶奶不太喜欢。

  奶奶一生可能比别人更重男轻女,特别喜欢抱孙子。因为林家家大业大,多几个男儿继承家业,延续香火,自然是好事。但奶奶的愿望总是没有实现,她最爱的是孙子,但没有福气看到母亲为林家多添孙子,一个个都是她不爱的姑娘,奶奶打心眼里不喜欢母亲。

  就是因为重男轻女,奶奶对母亲横竖看不顺眼,稍有不如意的事,非打即骂。经常唠叨埋怨,说母亲不该生一群女孩,要是多生几个儿子,我们回章家去了,说起来也好听一些啦!谁知道用心用意把你带到林家来,是这样的不争气呢……

  我的母亲严守妇道,孝敬公婆。

  尽管奶奶对母亲非常不尽人情,言语上尖酸刻薄,即便是她挨打受骂,她都能忍辱下来,不哼声,不犟嘴。只是在夜晚人静的时候偷偷地啼哭,也暗暗恨自己不争气,不会多生男儿。

  母亲怀我前,奶奶对她有言在先说,如果再生的是女孩,我捡都不捡起来,就直接弄死掉;要是生个男儿,那粮店就送给你们!

  母亲自从怀了我,心里就害怕,心想再生个女孩子怎么办呢?旧社会科学不发达,没有办法堕胎,母亲只好用裹脚布把肚子缠住,希望孩子在肚子里死掉,结果还是死不了。

  母亲怀我以后,就不能吃荤腥,吃了就会吐,有时吐晕了,第二次再吐晕,奶奶会说母亲是做作、装的,还说母亲怀那么多,没有这个丑样子,一定又是个坏家伙。

  母亲怀我5个月后,长成了人形,经常在母亲肚子里蹬她,一蹬她,她就休克了。

  街坊邻居听说母亲怀孕已有五个月了,孩子已经在蹬她,就劝母亲不要再缠裹脚布了,说孩子将来长成人了发育不正常的。说来也真的是,我从小就发育不良,特别矮小瘦弱,长不高大。

  大家都不想要女孩,可母亲生我,偏偏又是个女孩。母亲生下我后,奶奶一看是女孩,真的没有捡我,丢在洗脚盆里想闭死掉,谁知我命不该死,我的大姐强行要留我活下来。

  奶奶生命的最后阶段,生病的时候,母亲把她照顾得很好,端茶倒水,煎药喂药,浆衣洗裳,料理饭菜,都是母亲的事。假如菜弄得不好,咸了、淡了,奶奶是要发脾气骂人的,但母亲从来不计较,连忙认错,淡了去加点盐,咸了去加点水,直到奶奶满意为好。谈起这些往事,我们跟母亲说,炒菜起锅的时候尝尝咸淡,就不会这么麻烦呀。母亲说因为是奶奶吃的东西,要尊重奶奶,那是不敢先尝味道的,所以给奶奶炒菜,是咸是淡就不知道。

  我的母亲是父亲贤德的妻子。

  母亲生在乡下农村,嫁给父亲算是高攀了。因为父亲家里是大富人家,有钱的人就是不一样,父亲待母亲不是那么好,当然说坏也并不是那么坏,可能因为奶奶的原因,父亲还不敢怎么样的对母亲特别不好。

  母亲主内,一切家务都由她承担,大小事勤扒苦做。我们一家人身上的穿戴,桌上的饭菜,床上的铺盖,样样都是母亲操持,家里内外收拾得干净整洁。

  父亲主外,我家在汉正街开粮店,做大米生意,他起早贪黑的经营,养活了我们一大家人,日子过得还算是蛮好的。

  父亲有肺病,身体不好,平时总想要吃好一点。每天都要吃荤,还喝酒,平时吃的家常菜也一定要合他的口味,主要是配合他下酒的菜,母亲一定依从父亲。哪天不合口味,父亲就不吃了,看到父亲不吃饭,母亲也不敢多说话,更不敢劝他吃,只好躲到一边去暗自落泪。

  父亲做生意早出晚归,每天晚上回来,母亲总会端出父亲最喜欢的菜来,摆在桌子上请父亲趁热吃。看父亲吃得有滋味,母亲蛮欢喜,有时父亲吃得不高兴,母亲连忙说再去炒来。

  父亲吃饭的时候,母亲一定不让我们一起吃,说那是给父亲吃的菜,父亲在外面辛苦了,要吃好一点。等父亲吃完了下桌来,或是父亲不喜欢吃的菜,母亲才让我们吃。一般这些菜都是鸡鸭鱼肉之类的大荤菜,我的四个哥姐们最爱吃。我自己是吃胎斋,从小就闻不得鸡鸭鱼肉的荤腥,更不敢吃,有时姐姐们塞一点要我吃,吃了就哇哇的吐,我从来没吃过父亲剩下的菜。

  母亲善良贤惠,待人和气。

  我有三个姑姑,大姑姑、小姑姑都出家了,二姑是个神经病人,母亲跟姑姑们都相处的很好。

  两个姑姑出家了,有时她们回家来,母亲总是热情地招待她们。姑姑们说家里有鸡鸭鱼肉腥臭味,要我父亲买新碗筷,她们单独吃用。只要姑姑们有吩咐,母亲都能办到,不仅买来新碗筷,还给她们买来新锅勺,单独为姑姑们炒菜用。

  姑姑们每回回来,碰到吃饭就要扯皮,说我们用了她们的专用碗筷,拿到鼻子一闻就觉得有腥味,就说母亲对她们不客气,是不是不想给饭她们吃呢?有时父亲出面说直话,说小孩子们调皮,不懂事用了的……姑姑就发脾气怪父亲护着母亲,说母亲没有把孩子们教育好,还说小孩子们调皮,不懂事,你们大人也调皮,也不懂事?无论姑姑们怎么样发脾气,母亲总能忍受下来,闷在心里不吭声,从来不跟姑姑们争吵。

  我的二姑姑得了神经病,生活饮食起居都靠母亲照顾。二姑情绪好的时候,有说有笑;发病不正常了,又哭又闹,更严重的时候对母亲又打又骂。母亲看她有病可怜,不仅不计较,还蛮同情她的。在家里想办法哄着她,不做事也好。二姑发了病就会不穿衣服、光着赤脚往外跑,只要是这样,奶奶就要母亲去把她找回来,这一桩事,真的是辛苦了我小脚的母亲啊!

  我母亲遵守三从四德,软弱无能。

  怎么这样说呢?父亲在汉正街做生意开粮店,成年在粮店里,主要是看管进出收支,店里粗重活都是几个伙计做。粮店隔壁是一个鸦片馆,开烟馆的老板娘,长得有几分姿色,女老板经常喊我父亲去抽鸦片。

  父亲有肺病经常吐血,因为吐血,总想要吃好,父亲的饮食,每天无荤不餐。因为父亲有肺病,经常肺气胀痛,他觉得抽鸦片有点效,肺胀痛的时候,一抽鸦片胀痛就会好些,就这样吃上瘾了。

  父亲经常出入鸦片馆抽大烟,老板娘为了忽弄父亲的钱,父亲坐着抽鸦片,她就坐着点烟;父亲睡着抽鸦片,她也就睡着点烟。长日长时地这样,父亲做生意的钱归了她,到最后人也归了她,一条街的人都知道这桩事,唯独我的母亲装个不知道,从来没有跟父亲提过这桩事,就像从来没有发生的一样。这就是我软弱无能的母亲。

  我的母亲对我特别慈爱呵护。

  父亲临死的时候,指着我对母亲说,这伢以后要出家的,不出家恐怕长不大。母亲听了抱着我说,这是我的断肠儿,怎么能出家呢?我舍不得啊!

  父亲过世时,我只有九岁。在我十岁零五个月的时候,突然得了童子痨(肺病),母亲带着我在武汉三镇求医问药,不见好转。有一天在硚口,那医生给我一看,就说好不了,叫我母亲还是早点准备棺材吧。

  听医生这样说,母亲把我牵到汉口去,那里有个瞎子会馆算命,报了我的年庚生月,请瞎子算一算。那瞎子对母亲说,这伢是个出家的命,要是不出家,14岁活过了,活不过15岁的;要是出家还可以多活几年,但36岁有一大劫。

  父亲临终的交待,先生的算命!母亲无奈之下就请我的大姑从庙里回来,把我带到汉口清济寺去了。记得那一天是正月二十,临走的时候,母亲看着我跟着大姑走,哭得好伤心,就像是生离死别一样。

  我在清济寺住下来后,病也没有治,慢慢地好了。母亲挂念我了、想我了,就到汉口来,在寺院对门站着,请人进来把我喊到门口看看,只是看看,不敢多说话,怕寺院里的人知道了责怪我。母亲每个月都来看我,总是高高兴兴的来,哭哭啼啼的回去,看母亲哭着回去,其实我心里也蛮难过的。

  我的母亲教子有方。

  虽然我们兄弟姐妹多,但母亲对我们都非常好。母亲自己不识字,平时教育我们,所讲的道理都是从奶奶那里学来的。常常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我们家里在汉口做生意,日子也还算过得好的,即便有钱也没有让三个姐姐上学堂读书,只有我读了两年书。

  母亲平常经常教育我们说,女孩子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吃饭要有个吃的相。女孩子说话要有礼貌,讲话不要大声音,特别是对老人要恭敬,不能讲狠话。母亲说女孩子从小这一些学不好,将来嫁到人家去,自己做不好人,父母是要挨骂的。

  祖父很喜欢我们,我们爱在祖父面前调皮撒娇。跟祖父说笑,说话声音大了,母亲就要吼我们,说对爹爹要礼貌,要学会轻言细语说话。

  母亲教育我们说,女孩子要勤快学做家务。母亲的针线活很好,一家人身上穿的衣服,大裁小剪;脚上穿的鞋子,棉鞋单鞋,冷热四季,都是她自己的手艺,一针一线做成的。特别是到了过年过节,我们穿的衣服上、鞋子上还要绣一朵花,让我们穿上好高兴啊!

  母亲心地善良,记得她救了一条人命,想不到还是一位共产党员。

  那是我父亲过世之后的事,当时家里只有我跟母亲、哥哥三个人。

  我们林家的祖业——汉正街的粮店,随着父亲的去世而消失了。没有做生意,为了生存,母亲带哥哥一起做火柴养家糊口。我们家住在义烈巷,附近有个义烈寺,寺里面有个义烈小学,我就是在那个小学读书。

  学校的校长姓孙,是个共产党员,大家一点也不知道,他对外的身份是校长,但私下的任务是搞地下工作。后来**知道了,要来学校抓这个校长。有一天一个陌生人到我家找我,说四丫头帮忙做点事好不好?我问他做什么事?他说帮忙送点东西给你们校长,说完掏出一封信塞到我手上。我答应了他,接过信后趁上学的时候就交给了校长。

  可能是校长收到信后采取的行动,趁晚上天黑离开学校跑掉,但他离开学校时就有人跟踪他。他发现有人跟踪了,就想找地方躲藏,慌乱之中正好跑到了我家。为了救他,母亲把哥哥的床让给他睡,再盖上两床大被子。跟踪的人找到我家时,看不到人,发现床上有个人睡着,母亲说那是我哥哥,因为感冒发烧过后,又发寒颤,难受坐不住,所以早早就睡了。跟踪的人出去了,到街上还去问邻居们,大家也证明我家确实有个哥哥。还算好,这一天哥哥在厂里加班没有回来,就这样我们的校长躲过了一劫。

  解放后,校长找到我们家来感谢母亲,说母亲是他的救命恩人,这时候才知道他的身份是共产党。

  1958年母亲80岁,生病的时候,为了方便照顾她,我把她接到我住的汉口栖隐寺来,谁知道只住了15天就在庙里去世了。

  这就是我的母亲,一个经历了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不同时期的普通家庭妇女,实在是太平凡不过了。在她的身上反映出旧时代作为母亲应有的“三从四德、相夫教子、操持家务、坚守本份”的家庭妇女形象,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象,终身难忘!

  文化大革命中,佛教寺院遭到破坏,佛菩萨像被砸,经书被烧毁,僧尼强迫还俗。我的大姐也来劝我还俗,我不肯还俗。大姐说许多人都成家了,你为什么不还俗呢?我说就为母亲生我那么辛苦,差点死了几回,我就不还俗!再说还俗有什么好呢?为了母亲我坚决不还俗!

  文化大革命中,大多数僧尼离开寺院后,参加了社会工作。我和徒弟安念一起进了无线电压塑件厂,单位里分的房子住在汉口武胜路,师徒二人相依为命,互相照顾。安念非常敬重我,在我生日的这一天,总想做些好吃的表达敬意。我开导她说,自己的生日,应该是母亲过难的日子,母难日吃好的,想起母亲生我时候的痛苦,哪里吃得下去啊!她要是张罗着下碗面条我吃,我是坚决不吃的,有时甚至生日一天都不吃!

  三中全会后宗教政策落实,佛教恢复活动,1986年我来到莲溪寺常住,负责寺院日常工作。慢慢认识的人多了,大家都尊敬我,印宗她们常常说要为我生日庆祝,我总不接受,谢绝大家的好意,一生不为自己过生日。

  因为我记得母亲的痛苦,十月怀胎不易,担心受怕,惊恐万状,昼夜难安;母亲生我时,因大出血昏死过去,差点丢了性命;生我之后,含辛茹苦,因为是个女孩,饱受冷落……想起这一些,我的命是母亲的心血辛苦地换来的,所谓是“儿奔生,娘奔死”,这样痛苦的事,谁还有心思做生日庆祝自己呢?!

  我觉得这个世间最伟大的人是母亲!

  为人子女一家要孝敬父母,善待父母,那才是真正的修行啊!
我不能用圣水洗净人的罪业;也不能用手取掉人的身心之苦;
我的悟心也无法移植给别人;只能用真理进行教化使人们自解脱。
               
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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