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真

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八月十四日清晨，庐山五大丛林之一的海会禅寺，以血书经的住持普超和尚集众顾命，端坐而逝，西往极乐佛国。众僧齐呼佛号，梵钟悲鸣的哀普萦绕在匡山和蠡水的上空。至今98年过去了，普超禅师墓上的青草萋萋，但大和尚的名字依然存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他用自己的鲜血写成的《华严经》，已成佛家瑰宝。面对血经，后人常常会进行深深的思索和无穷的感叹。1946年5月8日，江西一代名历史学家吴宗慈在海会寺阅看了普超禅师血书的《华严经》后，挥笔写下了题识：“刺血以写经，此血永不灭。念此苦心人，痴绝亦慧绝。痴也何云痴，其理不可说。”他给普超禅师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和由衷的赞叹。


普超禅师，都昌县苏山乡马鞍戴家村人。马鞍岛位于都昌县的西北部鄱阳湖中，与庐山五老峰隔湖相望，方圆面积近10平方公里，岛上一山形似马鞍，俗呼马鞍山，岛遂因山名。岛中有九姓十三村。其中戴姓因戴高、戴凤祥父子在清代乾嘉年间一中举人，一中进士，成为岛中的“高门大姓”。戴村有一人名戴启辉，乃戴凤祥族侄，家道小康，有一妻一妾，可惜只活了43岁，没有留下后裔。戴启辉之妻陈氏便思谋在族中过继一男丁，以接续香火。戴启辉逝世7年后，在安义县石塘戴村的戴启楠生下一子，时为清同治二年癸亥（公元1863年）六月廿九日戌时。马鞍戴姓本自安义县石塘迁徒而来，陈氏托人将戴启楠之子接来都昌立为嗣子，取名圣谦，字益生，行尔六。此子即为后来的普超和尚。

圣谦幼时入私塾读书，极聪慧。清代都昌农村盛行早婚，何况圣谦家中男丁单薄，其母陈氏急于抱孙，遂在光绪三年丁丑（公元1877年）将自己所带童养媳余氏与圣谦结婚圆房。此时圣谦只有14岁，而余氏已是22岁的大姑娘。圣谦结婚后的第二年即生下长子徵仁；17岁时，他又生下次子徵义。这时，家中只有十余亩薄田，由于添丁加口，生计日愈艰难。圣谦便在戴村设一蒙馆，教授几个孩童以增加家中收入，家中的生活重担沉重地压在不到20岁的圣谦肩上。

圣谦一边教书，一边参加科举考试，试图取得功名，改善生活的窘境，像其叔祖父戴凤祥那样取得一官半职，荣耀家庭，可惜，他却屡试不第。在读书做官的道路上受到打击，加上对世俗的不满，“一旦自觉光阴迅速，人命几何，泡影死生，直如转毂，富贵尘云有何可着，遂舍儒从释”。马鞍山上有一古青云寺，在湖山灵气的熏染下，禅风甚浓。圣谦常至庙中与老僧法圆法师相问答，遂决计遁入佛门。这时，圣谦只有23岁，虽然家中母亲陈氏已有69岁，两子俱不满10岁，亲老子幼，他也毅然斩断尘缘，皈依了佛门。

清光绪十二年丙戌（公元1886年），圣谦投入应竹庵，从本公薙染圆具戒，授法号觉禅，字普超，在九华山甘露寺学习佛家经典，礼佛问禅，寒暑不辍。三年后，他又登天台山，寻师释友，虚心求教，咨决心中疑问。接着，普超禅师返回江西至庐山海会寺，拜谒住持至善和尚。海会寺位于庐山五老峰下，明万历年间所建，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毁于兵灾。光绪初年僧至善禅师来此，筑茅以居，后在姑塘驿官魏兴林的资助下重建海会寺，至善和尚主持庙务，香火渐盛。普超禅师来到寺中，至善禅师见他慧根独具，佛法造诣甚深，知其必有大成，海会佛种薪传将要依靠此僧，便将一部《华严经》授予普超禅师，谆谆指教说：“闻此可以发明心要。”该经阐述了“六相”“四法界”等佛理，提出了一些相对应的范畴来说明世界事物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等关系。普超禅师认真学习钻研《华严经》，与至善住持相互答疑解难，佛学水平渐进至高层。他以《华严经》为护身至宝，正如他的弟子所说“从兹动静不离，忆忘如一也。”

清光绪十五年己丑（公元1889年）的秋天，普超禅师面对云绕翠溢雄峙亿万年的五老峰，彻然大悟，便“发广大心，立坚固愿，燃身香五百炷以增净因，期证圣品”，决心用自己的鲜血书写佛经。他的这一舍身求法的行动得到了至善住持的大力支持。至善用寺内的一间静室专供普超写经。普超每天掩关闭户，燃香一炷，于身上取血一小盏，用圆润端正的楷书进行抄写。他足不出户，伏案读经、写经，每日二餐，由小沙弥送入室内。有时，他还要小沙弥进入寺后山中采摘野生百合供他啖食，以补元气。由于他用心至诚，甚至见佛陀从经中迸射的金光中出现，与他讲解经文。普超禅师在以血书经的过程中，没有感觉到任何的身心疲软，而似乎在美仑美奂、富丽堂皇的华藏世界之中遨游和生活。

光绪十七年辛卯（公元1891年），住持至善和尚作古西去。海会寺内住持法席空虚，僧众公举普超禅师主席。普超禅师坚辞不就。

光绪十八年壬辰（公元1892年）冬，普超禅师终于用鲜血书写完了《华严经》八十一卷、《梵网经》三十卷、《行愿品》三十卷。这一百四十一卷佛经浸透了普超禅师的心血。其弟子说普超禅师“十指沥干，一心不动，宴如也！”普超禅师把书写血经当作一件快乐的事情去做，任何事情都动摇不了他的决心，就是寺中众僧公请他当住持，在未完成书写血经的任务前也拒不担任，致使法席空虚二载。大功告成后，立即轰动僧俗。“因定发慧，静极光通。”令诸见者莫不欣崇感叹，发信向心。时有清朝的官吏许观察、周军门阅读了普超禅师书写的血经，极为钦佩，大加赞叹，不惜花费巨资，购买珍贵的楠木和紫檀造成宝塔，珍藏血经。这藏血经宝塔供奉于寺内方丈上阁，“俾诸求者瞻仰钦敬礼念”。

光绪十九年癸己（公元1893年），经寺内僧众再三请求，普超禅师才应命担任住持。他秉承佛陀的宣示“以戒为师”，由戒生定，由定发慧，由慧护戒，严肃清规，严净毗尼，领众宏修，信众倍增，香火盛极一时。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公元1899年），普超禅师在海会寺大开戒坛，传戒得度弟子800余人。时隔9年，在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年），普超禅师在寺内又戒法重宣，度弟子数十人。在普超禅师主持海会寺的10余年中，寺庙积资甚丰，置寺田80余亩，建庄屋8所，修建了华严静室，庙宇规模宏大，弟子众多，海会寺遂成为匡庐境内的五大佛教丛林之一。

普超禅师由于主持寺务，操劳过度，虽然还不到50岁，但身体日渐衰弱，清宣统元年己酉（公元1909年）农历8月，他突然感觉身体不适，自觉将要圆寂，于是召集寺内僧众，嘱托后事，端坐闭目而逝。这时刚刚冉冉升起的朝阳，将一缕金色的光芒射进寺内，映照到普超禅师的法体上。一代名僧就这样骑鹤而去，托体名山。但他书写的161卷血经却成了海会寺的瑰宝。

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康有为第三次来访海会寺，听说住持至善和普超先后辞世，十分伤感，他在寺中观看到血经，深为钦佩和感动，挥笔题曰“尊之、敬之、护之、保之”。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日寇侵华，海会寺沦陷入日寇手中。当时海会寺的住持会通法师丢下一切，仅只怀抱血经逃难于湘桂边境。8年后，日本投降，会通法师奉血经返回海会寺，可惜血经已经在战火中散失了大部分，仅剩三十三册。佛门遗宝，经劫难而重光。

后来罗家伦、王陵基、吴宗慈等民国名人在寺中观看了血经，都题写了观后记。罗家伦写道：“刺血写经、成此巨帙，非有极伟大的宗教热忱，曷克臻此。”王陵基写道：“刺血写经，发愿宏深，血干叶尽，自归西庭。”安福王孟述写道：“相级普超，出世大雄。碧血写经，厥力异通。果证菩提，参透色空，世世永宝，护我禅宗。”现在，剩余的血经保存在庐山博物馆中。斯人已去，斯经犹存。普超禅师刚毅决断和献身佛教的精神，将永远光照佛门，永远启迪和教育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