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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法师为什么对印光大师服膺不已?

弘一法师为什么对印光大师服膺不已?

 
  1882年在兴安县(今陕西安康市)双溪寺取得度牒,受具足戒于印海律师座下。是对弘一法师有直接影响的人。

  据《弘一大师行谊大事年表》:

  “一九二三民国十二年(癸亥),四十四岁,初春,由温州经杭州、上海,云游至衢州,住莲花寺,刺血写经。四月在上海太平寺谒印光大师。腊月,恳请普陀山印光大师列为门墙。印祖劝告专修念佛三昧。”

  此后,弘一法师多次“参拜”、“谒”印光大师,其中一次专门在印光法师身边“侍奉七日”。

  对印光大师,弘一最推崇的是他的“盛德”。

  弘一法师1941年在泉州檀林福林寺念佛期专门讲演《略述印光大师之盛德》。

  他评价说:

  “大师为近代之高僧,众所钦仰。其一生之盛德,非短时间所能叙述。

  今先略述大师之生平,次略举盛德四端,仅能于大师种种盛德中,粗陈其少分而已。”

  他说大师:

  “生平不求名誉,他人有作文赞扬师德者,辄痛斥之。不贪蓄财物,他人供养钱财者至多。师以印佛书流通,或救济zai 难等。

  一生不畜剃度弟子,而全国僧众多钦服其教化。一生不任寺中住持监院等职,而全国寺院多蒙其护法,各处寺房或寺产,有受人占夺者,师必为尽力设法以保全之。

  故综观师之一生而言,在师自己决不求名利恭敬,而于实际上能令一切众生皆受莫大之利益。”

  对于大师的“盛德”,他认为“师之种种盛德,多非吾人所可及”,因此,“今所举之四端,皆是至简至易,无论何人,皆可依此而学也。”如,习劳。

  他说:

  “大师一生,最喜自作劳动之事。

  余于一九二四年曾到普陀山,其时师年六十四岁,余见师一人独居,事事躬自操作,别无侍者等为之帮助。

  直至去年,师年八十岁,每日仍自己扫地,拭几,擦油灯,洗衣服。师既如此习劳,为常人的模范,故见人有懒惰懈怠者,多诫劝之。”

  二是惜福。

  他介绍:

  “大师一生,于惜福一事最为注意。衣食住等,皆极简单粗劣,力斥精美。

  一九二四年,余至普陀山,居七日,每日自晨至夕,皆在师房内观察师一切行为。师每日晨食仅粥一大碗,无菜。

  师自云:‘初至普陀时,晨食有咸菜,因北方人吃不惯,故改为仅食白粥,已三十余年矣。’

  食毕,以舌舐碗,至极净为止。复以开水注入碗中,涤荡其余汁,即以之漱口,旋即咽下,惟恐轻弃残余之饭粒也。

  至午食时,饭一碗,大众菜一碗。师食之,饭菜皆尽。先以舌舐碗,又注入开水涤荡以漱口,与晨食无异。

  师自行如是,而劝人亦极严厉。见有客人食后,碗内剩饭粒者,必大呵曰:‘汝有多么大的福气?竟如此糟蹋!’

  此事常常有,余屡闻及人言之。

  又有客人以冷茶泼弃痰桶中者,师亦呵诫之。以上且举饭食而言。其他惜福之事,亦均类此也。”

  弘一法师对印光大师的敬重,并延伸到其它领域。

  前已介绍,法师的书法“朴拙圆满,浑若天成”,鲁迅、郭沫若等现代文化名人以得到大师一幅字为无尚荣耀。

  而弘一法师书法艺术风格后期的变化正来自于印光大师。

  印光大师曾经在一封书信中指点弘一法师说:

  “写经不同写字屏,取其神趣,不必工整。若写经宜如进士写策,一笔不容苟简,其体必须依正式体。若座下书札体格,断不可用。”

  而后弘一重新苦练工楷,直到最后印光大师首肯:“可依此写经”。

  单纯从所谓学识来看,弘一法师在多个领域的造诣均非印光大师所能及,何以弘一如此虔诚?

  这里的关键还是一个“德”字。

  李叔同在与友人信中表达,应使文艺因人传,不可人因文艺传。

  “先器识而后文艺”,注重品德修养,这是领悟他们之间关系的关键。
我不能用圣水洗净人的罪业;也不能用手取掉人的身心之苦;
我的悟心也无法移植给别人;只能用真理进行教化使人们自解脱。
               
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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